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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灾难“喻指”的意识形态功能 景观化的灾难电影是现代社会的经典“类象”，它具有着神话的结构本质与虚幻特征，是当代社会“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16]352，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德波说：“景观是意识形态的顶点”[13]99，是“由一种经济生产的自动化体系的具体成功所导致的意识形态物质化——事实上，它将社会现实认同为在它自己的影像中改铸全部现实的意识形态”[13]99。景观本身既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客体，又具备意识形态的表象功能，同时，灾难叙事的“神话”机制赋予了灾难景观一种意识形态的结构与表达功能，它们互为表里、共同作用，以神话叙述的自然化效果和景观式的幻觉影像暗示出一套资本社会权力主导者的观念形态，达到了意识形态表达的谎言效果。“意识形态=幻觉(illusion)/暗示(allusion)”[16]353。灾难景观作为一个象征性“喻象”为意识形态表达提供了一个幻觉的庇护所和传播的载体。麦克卢汉曾感叹：“这种同步视听印象的宣传价值，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给观者提供现成的视觉形象，观者还来不及对这一形象做出自己的解释，它就已经被标准化了。”[17]3 灾难叙事中的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以自由、民主、平等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为标志的血缘与社会伦理关系形态，以科学组织、官僚机构、国家制度为标志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以心灵慰藉、精神救赎为皈依的宗教意识形态。在灾难电影中：人—国家—宗教这三重观念力量以政治意识形态为核心被有机地交织和组合为一个相互支持的意识形态系统。人的情感关系与社会价值是最容易打动观众的叙事要素，在灾难电影美国人的人物系统构成中，各种社会人群，无论种族、性别和年龄，都被赋予平等的机会和社会身份，其中黑人作为总统、军官、科学家与女性作为博士、专家、公务员的角色设计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他们是社会秩序的直接维护者和主流价值的承担者。更为重要的是普通人物、边缘人群甚至是问题人物也往往被设计为故事的主角或者重要角色，比如：具有超强的科学头脑与勇敢精神的儿童或少年(《八脚怪》《天地大冲撞》《后天》)，普通的退伍军人、婚姻失败的出租车司机(《第五元素》)，失意的小说家、被雇佣的私人司机(《2012》)，被各种生计问题所累的渔夫(《完美风暴》)，甚至是靠艳舞谋生的脱衣舞娘(《独立日》)……作为普通人，他们都能够获得充分的社会认可和尊重，甚至可以承担并参与到拯救人类的重大任务中。这在电影《世界末日》中被发挥到了极致，为了击碎即将撞击地球的彗星，一队石油钻井工人被选中派往太空执行钻洞爆破任务，他们中有好赌成性的赌徒、风流成性的“色狼”、强壮的黑人骑士、勤劳的德州农民……他们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拘小节、违反交规、借高利贷、替黑道收钱、拒过捕、抢过劫、坐过牢的“不靠谱的痞子”，但当面对国家使命时，他们却人人都焕发出了崇高的牺牲精神与自觉的责任感，成为主动为国家效力的个人英雄和美国精神的象征，普通人的价值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与发挥，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与个人对社会的积极奉献互为因果，建构了平等、积极的人的社会价值机制。与人的社会身份认同相呼应的是以血缘—家庭为核心的伦理关系结构。灾难电影的主人公们都被安排在一定的家庭和伦理关系中，其中当然包括直接美化人物的叙事修辞—和谐的家庭关系，比如细心、体贴、关爱女儿、妻子的总统(《独立日》)，妇唱夫随、共同为国出力的夫妻搭档(《暴风危城》)等，也包括更具普遍性和价值性的处于矛盾冲突中的关系，特别是已经分手的爱人或者是离婚状况中的夫妻，他们往往因为各种误解陷入冲突的关系境地，但却在灾难提供的特殊“机会”中真情互助、共历生死，并最终化解干戈、回归到和谐的家庭关系之中(《龙卷风》《2012》《独立日》)。以孩子的血缘纽带和情感关系为核心的和谐家庭家庭关系始终是个人情感的最终归宿。总而言之，在灾难电影以人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和社会关系叙事中，强调乐观、开放、多元、包容，真诚、努力、责任、奉献的爱的生命观与幸福观作为“匿名”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贯彻始终[14]200，它以自己日常性的外在形态和理想化的虚幻价值掩盖了现实的复杂真相。没有人追问：这些叙事的主人公们为什么往往都是衣食无忧，并拥有某种专业特长(科学家、医生、律师、军官等)或超级智慧的某个特定阶层的人，而是被它多元化的修辞所迷惑并“中立化”了。它巧妙地“把观赏者吸引进与它所再现之物的共谋关系中”[18]262，让观赏层卸下自己的阶层身份，不但进入一种虚假的“集体梦魇”，还会以这些观念、理想为信仰，被“这样建立起来的纯粹意识形态‘概念的’配置”和“传唤”为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主体”。[16]357《天地大冲撞》中，在拯救地球的紧急时刻和最后关头，电影却以非常慢的节奏，细致地表现宇航员们通过视频连线和家人的动情告别，孩子的可爱、美好，妻子与丈夫的难舍情意，爱和家的温馨留恋，影像聚焦和放大了这一无私奉献的煽情时刻，若干美满家庭以舍弃自我情感和牺牲个人家庭的方式为这种中产阶级价值观写下了凄美又崇高的注脚，个人的情感与家庭伦理也以这种“牺牲”方式被有效地建构进了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中，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辅助者。 国家(美国)是以处理灾难的执行者身份进入灾难电影视野的。在灾难电影中，由科研机构、武装军队和资本力量支撑的国家官僚机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是国家意识形态表达的核心。以合理化观念为核心的官僚体制是“有效的、生产性组织的顶峰”[15]42，它因“受制于理性程序规则，并排除了种族和宗教、世袭或性别的‘非理性’因素的干扰”[15]53，“在明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格性、及可赖性诸方面，它都比其他形式的组织优越”并“可能获得最高的效率”[19]180。灾难电影完美地呈现了这种体制的优点，它既严谨又灵活，它在遵循严密行政程序的同时又能特事特办，被给予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的人性面纱，人格化的总统即为其标志性的符号。总之，无论遇到怎样的危机与困难，官僚机制总能有效运行，起到解除社会危机、维持社会稳定、保证人类延续的重大作用。尽管在灾难电影中也大多会出现腐败的官员、僵化的领导等貌似对体制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内容，但这种叙事中的矛盾与灾情的延宕正是政治与商业的一种妥协，或者说是一种更为高妙的意识形态修辞，因为问题和麻烦总是会把故事推向一次次危机绝境，能够带来更多的波折和看点，有效地增强了故事的传奇性与吸引力，更掩盖了官僚制度的内在问题，那些冥顽不化、贪污弄权的迂腐官员虽然成为可卑可笑的被指责对象，但他们同时更是制度的牺牲品，政府最终必须会割除这些伤害民主的“毒瘤”以维护制度有效的运行。这样的结果不但大快人心，而且还说明一切问题都是个别人的性格缺陷或私心欲望造成的，官僚体制不但科学可靠，而且还有着充分的免役与自愈能力，反而使官僚机制的运行程序更具有一种公共合法性。“不论好莱坞电影怎样试图变得具有自我意识和带有嘲讽意味，它始终都把自己局限于一种反映主导意识形态观念规范的场面调度之内。”[1]3这种文明可靠的官僚机制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和武装力量来保证它的正确和效率。“官僚行政系统之所以优越，主要是因为技术知识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19]181博士、科学家等专家在好莱坞灾难电影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他们是科学和真理的化身，对灾害有着精准的分析和预测，并以独立的姿态参与政府的决策和执行，他们虽然也有迟疑、困惑，但从不屈服于政治的权威或是利益的诱惑，他们尽职尽责、服从国家意志，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真理性的重要保证和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10]131。“官僚化的行政系统意味着基本上是透过知识来支配。它之所以那么理性化，乃来自这项特征。一方面，技术性的知识本身即足以保证非常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官僚组织，或利用官僚组织的支配者，又可能以处理政治事务所累积的经验和知识，来增强其权力。他们透过其职位的运作可了解许多事件的真象，并且得以接近。”[19]182除了科学精神的合理性保证之外，武装军队的强大保障也成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之一。从这个角度看，灾难电影几乎成了美国展示先进武器的宣传片，仅一部《独立日》就是海陆空武器的总动员，影片在叙事中刻意嵌入了F/A-18大黄蜂战斗机、F-16战隼、F-14雄猫、由波音747-300改装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贝尔“喷气巡逻兵”直升机、“空中吊车”直升机、由“海王”直升机改装的总统专机、B-2“幽灵”隐形轰炸机、MIG-25狐蝠战斗机、E-3“望楼”预警机、“斯特瑞克”装甲车、“俄亥俄级”核潜艇等先进武器装备，这些武器装备暗示出美国强大的国防力量。除此而外，更为隐蔽的是灾难叙事对美国战争暴力进行的虚伪辩驳和矫情美化。在灾难电影中，战争往往在对抗自然和外星人的战争中，以拯救人类的名义被漂白了，甚至被披上了某种正义的美丽光环，特别是在《地心毁灭》《10.5级大地震中》《天地大冲撞》等影片中核武器都是做为拯救人类的最终武器而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绝世天劫》中的美国总统竟然还赤裸裸地在电视上发如此表演：“甚至来自战争的经验都为生死战提供武器”。这一切的荒谬谎言被灾难和人类的生存利益所掩盖，在满足人性残忍本性的同时显露出灾难电影最黑暗的一面，也成为现实中“你应该使用武力来伸张正义，不然的话，你也得为不义负责”的打着正义的口号来消除异己的战争恶行的华丽辩辞。除此而外，灾难的战争叙事还对个体情感的标准化、统一化起到了定向的作用，把个人价值结构进入国家意识形态；“作为登峰造极的暴力恫吓，战争产生了一个以动人哀感和思想感情为纽带的共同体。藉此，战争有助于在战士中间产生一个能作出无条件奉献和牺牲的共同体，从而能够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起作用的群体之同情和关爱。”[19]206正如桑塔格所评价，这些陈词滥调“在这栩栩如生、震耳欲聋的大屠杀语境中，的确是引人发笑的”[18]262。除了科学装饰与美化战争之外，灾难电影也从不吝惜对于资本和金钱重要性的评估与表现。资本“为官僚化的管理组织提供了最理性的经济基础，并使后者发展成最理性的形式”。[19]182在《2012》中，美国政府以10亿欧元一个活命指标的超高价码公开出售上方舟的机会，物质基础决定论毫不掩饰地摆在眼前；其中富豪尤里虽然跋扈无礼，但却牺牲生命来救自己的孩子；而《八脚怪》中的新兴资产阶级重感情、有智慧，他不但帮助大家打退怪兽，还立志“重新开矿，让所有的人有活干”。在关于金钱的描述中，物质被感情美化而且它的现实重要性被单独地突出和强调了，获得金钱的过程方式和其阶级身份的合理性被刻意遗忘和悬置起来，历史在此断裂为存在即为合理的当下瞬间。 与前两者相比，宗教意识形态显得相当苍白无力。在当代社会，它的神话地位已经被政治意识形态所替代，只沦落到装饰性的、辅助性的、甚至是迷惑性的填空位置。在好莱坞灾难电影中，宗教意识形态一般表现为以下三种形态：第一种情形是作为一种至高的神圣力量把话语权和主宰权无条件地赋予新兴的权力主体——美国，以“君权神授”一样的运作方式把美国命名为被上帝指派的“救世主”，从而成为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无可辩驳的幕后力量。总统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2012》)，被派去炸毁彗星的飞船被命名为“弥赛亚”号(宗教术语，意指受上帝指派，来拯救世人的救世主。(《天地大冲撞》)等即是如此修辞；第二种情形是做为命运无常、面临死亡、无法选择、没有出路时的精神安慰与虚伪迷药。当灾难来临，只有少数人能被得救时，总统们总是以“愿上帝保佑！”(《世界末日》)“上帝祝福我们所有的人！”(《量子启示录》)的虚伪辞令把一切不公平都推给命运和上帝，让人们安于等级和权力带来的实质性的不平等，此时宗教已经完全沦为制度缺陷的挡箭牌；第三种情形是作为基于个体生命的精神力量与顽强意志，这是宗教意识形态在当代生活中的世俗化延伸，或者说普适性延展。这种力量与个体生命价值相结合，肯定善的力量，相信生命意志能超越困境，创造奇迹，赋予个体生命以精神意义。这种形态仍然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辅助性存在，它以个人的精神温暖填充国家意识形态的冰冷空隙，增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弹性与张力。《我是传奇》中的女主角在令人绝望的死境中仍然坚信上帝会拯救人类，“如果我们用心倾听了，就能听到上帝的计划”，正是这种精神力量让她焕发了坚强的生存意志并最终赢得生命的权力。但这也只能是一个传奇，一个神话。 如上所述，好莱坞电影总是把政治内容隐藏在熟悉的程式和传统的大众叙事形式中。它是一种“从事替代工作的精神机器。它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模型互为补充。”[20]32它通过景观叙事的幻觉式界定而构建出“主体”，是一种注定要获得明确的意识形态效果的机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