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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怨恨与无力愤怒的年代 无论在上文中我怎样使用过“愤怒”这个词，但是，也有必要将“愤怒”和“怨恨”区分开。 相对来说，“愤怒”是一种有序的、理性化的情绪，它有可能导向无序，但是，却是为了建立更新更完整的规范，是面对不合理的秩序和规范采取强烈对抗行为的前奏。而“怨恨”是一种压抑性的妥协，是对不合理的秩序和规范的柔性妥协；或者说，它是对丧失了基本规范和准则的社会的一种消极反应。 米尔斯曾经这样说：“当人们珍视某些价值而尚未感到它们受到威胁时，他们会体会到幸福；而当他们感到所珍视的价值确实被威胁时，他们便产生危机感或是成为个人困扰，或是成为公众论题。如果所有这些价值似乎都受到了威胁，他们会感到恐慌，感到厄运当头。但是，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珍视什么价值，也未感到什么威胁，这就是一种漠然的状态，如果对所有价值皆如此，则他们将变得麻木不仁。又如果，最终，他们不知什么是其珍视的价值，但却仍明显地觉察到威胁，那就是一种不安、焦虑的体验，如其具有相当的总体性，则会导致完全难以言明的心神不安。”③事实上，正是这种集体性的“心神不安”，才铸就了这三部电影的怨毒情结、愤懑冲动和仇恨困境。 有趣的是，这三部电影的三种“怨恨”，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就是：恨而不得其所。《小时代》纠缠于对友谊和爱情的忠诚问题，《后会无期》困窘于一个铁桶一样的机制问题，而《天注定》则呈现走投无路的时刻将怒吼烧向身边人的吊诡情景。三部电影都没有能力思考怨恨背后所具有的主导性的经济和政治规则的混乱、褊狭与自私，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从一个社会的总体现实层面上理解怨恨的发生和状态。而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只能遭遇“怨恨”：人们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就只好就近攻击，发泄愤怒。而不可能遭遇“愤怒”：一种深刻反思这个社会危机解除的根本性机制的集体情绪。 在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珍视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处在幸福体验的狂想中；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无所有”的茫然和“明天会更好”的想象，既是危机感的表达，又是克服危机的信心流露；而到了今天，人们陷入的状况正是既没有可值得珍视的价值，也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被威胁，“眼一闭不睁，一辈子就过去了”这句表述，将这种失范的内心危机阐述无遗。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说，这三部电影呈现了这个社会隐藏的巨大的怨恨情绪，却不知道何以如此和怎样去做。所以，从这三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时代的焦虑和冷漠：“我们的时代是焦虑与淡漠的时代，但尚未以合适方式表述明确，以使理性和感受力发挥作用。人们往往只是感到处于困境，有说不清楚的焦虑，却不知用根据价值和威胁来定义的困扰来形容它；人们往往只是沮丧地觉得似乎一切都有点不对劲，但不能把它表达为明确的论题。”[2]P9-10 易怒、傻乐、呆滞、冷漠、多疑和迷信，中国当前的社会病归根到底都与这种无所珍视又无所威胁的失范状况紧密相关。这种名之为无名焦虑症的东西，也就不仅仅是贫困的弱势底层人的专属病症，竟然也为富豪大款所共享。 赵灵敏在分析中美贫富分化不同的社会心态的时候说：“美国人之所以对贫富差距比较坦然，首先是因为美国人崇尚自由竞争，坚信每个人应该为自己负责。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美国人的基因里去了，他们不会把自己的不幸怪罪到别人头上，因此普遍不赞成通过税收等强制手段来缩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美国富人的发家史基本上是清白的。1916年，最富有的美国人只有1/5的收入来自于工作报酬，2004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5。近10年来美国涌现的互联网新贵，比如扎克伯格等，都在极短的时间里积累了天文数字的财富，但因为是靠自己的技术和创意赚钱，其中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因此大家也都心服口服。”[3] 这段话说出了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道理：如果一个社会财富赚取和分配的方式是公平的、磊落的，就会培养一种平和而稳定的社会心态；反之，如果一个社会充满了私通模式的掠取财富的手段，这个社会中弱势者的心态自然就会不平和；教育公平带来的社会规则也会被打破——底层的人会因为对凭借良好教育而上升的渠道被堵死而丧失遵守规则的信心。有趣的是，财富的获得者也会因为钱来得莫名其妙而自然陷入迷茫和偏执。他们会将财富的获得，看作是冥冥之中力量的后果。 这种特殊的经济和政治规则，构造了这个时代的“怨恨”。十几年来，中国社会资本、资源和政治权力的媾和，采取了一种隐匿性的“私通机制”，这种机制的特点在于：它一方面确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另一方面却在这个规划的缝隙里隐含着对权力的寻租保护；一方面是高楼大厦的繁荣和辉煌，另一方面则是土地财政的圈钱规则；一方面在鼓吹医疗市场化、养老社会化，另一方面则是看不起病无从养老……当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获得上升的机会，也不知道如何保有基本的生活规则的时候，怨恨就不由自主地发生了。[4] 失范的时代，规则的私通，造就了这个社会各种奇形怪状又内在联系的病症。焦虑、易怒、傻乐、狂躁、冷漠，这些负面的情绪理所当然是失范的时代的直接后果。在一次与被捕的地沟油生产者的对话中，我听到他这样讲述自己的盘算：“我寻思只要嘱咐我的亲戚朋友别吃我这个牌子的油不就完了吗？”我却怎么也无法让他明白：如果一个社会存在权钱勾结的暴富规则，人们就会敢于破坏一切秩序化生产和薄利多销的规则。简单地说，有机会腐败的上层人士可以用简单的办法获利，没有机会腐败的底层人士就会用简单的办法骗钱。没有比这样的经济潜规则更可怕的生活危机：你造了地沟油获利，别人就会模仿着生产毒胶囊得益；你让别人吃地沟油，于是，你就会有可能吃到毒胶囊。 在这里，“怨恨电影”作为当前中国社会危机的一种寓言性症候，曲折而不情愿地言说了权钱私通、资本扫掠的时代里面对精神规则的毁坏、破碎和堕落。怨恨之于电影，并非电影之主题；而电影之于怨恨，却是怨恨之表露。城市小市民、知识大众和乡村农民，中国社会的三大阶层，从底层到中层，都处在这种失范的经济规则的蹂躏和玩弄之中，丧失了寻求合理性愤怒的能力，只能充满怨恨而怨气冲天。 愤怒建立在合理的解释与不合理的现实规则之间的矛盾基础上，怨恨建立在根本没有合理性的规则理想却备感压抑的时代。一个充满了怨恨的时代，也就是一个无力愤怒的时代，一个不知道如何阐释当下和走向未来的时代。 注释： ①我的博士生陈妍娇认为我写文章常常自造词汇，于是给了我这个“伟大”的称呼。 ②关于“微客”问题的讨论，参阅周志强：《微话语、微客与“复杂思想”的消解》，《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7期。 ③参见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第9-10页，三联书店，2005年。在该书中，米尔斯区分了“论题”和“困扰”，在他看来，“困扰”仅仅是个人生活的偶然遭遇，而“论题”则是“困扰”达到了一定基数之后，成为牵连到社会基本制度的各种困境，并因此备受公众关注的话题。 原文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赵灵敏.中国的贫富差距何以居高不下[EB/OL].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40113-298950，2014-08-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