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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警惕借改编经典之名解构经典的不良倾向。我们不反对以当代人的视角，对经典作品进行新的诠释解读；但如果借改编经典之名，行经典“化钱”之实，就走向了一条改编的歧途。一些改编作品以挖掘经典的“边角料”、“奇闻轶事”和人物的三角关系，来刻意营造“卖点”迎合媚俗的欣赏趣味，或生吞活剥两方思潮的一些只言片语来任意曲解经典，或以没有伦理底线的所谓“人性解放”的谬论瓦解经典作品的道德底线。这些改编其实都不是真正以严肃严谨、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进行改编，而是将“经典”作为化钱求名的工具。经典是经过历史与人民检验的承载着民族优秀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的精品力作。敬畏经典，是文化自觉与自信的表现。改编经典，应坚持顺势方向地丰富、深化、发展，反对逆势方向地解构与颠覆。对经典名著的改编应该立足于当代生活实际，挖掘整理文学资源，淡化、剔除其腐朽的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因素。简单的颠覆和一味的戏说都会误导观众，使观众接受那些不真实的历史和文化信息，贻害无穷。每个民族都应坚守自己正确的历史观、文学观，颠覆和篡改名著只会让我们的历史观和文学观统统走向混乱。 上述值得警惕的“表象”性问题，其背后所蕴含的缘由固然复杂，但从创作思维层面深究，根子是在哲学上出了毛病。因此，从哲学思维出发根除这些乱相，方为治本。究其哲学根源，“乱”的最根本的病根在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过去，我们曾一度习惯于简单地将文艺从属于政治，走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极端；如今，面对市场经济，又误将文艺笼统地从属于经济，跑到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另一极端，片面地以收视率的经济指标作为评价电视剧作品的重要乃至唯一指标，堕入了文艺商品化、过度娱乐化的泥潭。 哲学根源上的偏差，就会导致在实际创作过程中的诸多谬误。笔者曾反复着力批判片面认识观赏性、盲目追求观赏性，即是最为典型的一例。注重观赏性，本是唯物史观和接受美学的题中之义。但观赏性与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不同，乃属接受美学范畴。思想性与艺术性这一对概念抽象的逻辑起点是作品本身；而观赏性概念抽象的逻辑起点却是观众的接受效应。语言学与逻辑学规定：只有在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的概念，才能在同一范畴里推理，从而保障推理的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是作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恒量；而观赏性却是观众的一种接受效应，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一种变量，主要是决定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审美情趣以及与作品发生关系时的时空条件的一种综合效应。从辨证法和范畴学看，什么范畴的矛盾应主要在什么范畴里解决，并关注到与之相关的范畴里的相关矛盾。那么，观赏性就应主要在接受美学范畴里解决，一是下功夫净化观赏环境，营造科学健康、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文艺评论氛围；二是着力提高观众的鉴赏修养，以艺术性、思想性兼备的优秀作品来陶冶、提升观众的鉴赏能力。歌德有一句名言：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要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育成的。现在却把观赏性推给创作美学范畴里的创作者去解决。于是，创作者面对不健康的创作环境与素养不高的观众群体，其选择的唯一出路，便是为了追求收视率而迎合观众。 哲学根源上的偏差，除了导致批判标准的偏差，亦表现为如下种种笔走偏锋的极端现象：从过去忽视观众娱乐快感、乃至说教化的极端，跑到以视听感官的娱乐刺激冲淡、乃至取代精神美感的极端；从过去曾把人性、人道主义视为禁区的极端，跑到以展示“人性恶的深度”和“窥人隐私”为能事的极端；从过去对传统经典敬若神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极端，跑到专门逆向拆卸、解构、颠覆传统经典以吸引眼球寻求“娱乐”的极端；从过去普遍盛行的“高大全”式的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跑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无是无非”的“非英雄化”倾向的极端；从过去一度忽视审美化、艺术化程度的极端，跑到大制作、大投入的“营造视听奇观”的形式唯美主义的极端，等等。凡此种种，其结果都导致“过度娱乐化”，都有悖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的艺术宗旨。 这让笔者不禁想起了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的那句名言：“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时下娱乐成风，娱乐过度，要么止于营造“视听奇观”，以感官快感冲淡乃至取消艺术本应追求的精神美感，要么颠倒了术与道的关系，醉心于术而忘了道，失却了思想和灵魂。须知，一个民族过度的视听感觉生理上的刺激感被强化之时，常常是这个民族精神灵魂上的美感和反思能力被弱化之日，我们绝不能乐此不疲、麻木不仁。 哲学根源找到了，就容易对症下药了。笔者认为，从根本上修正上述哲学思维层面的谬误，必须从哲学的深度进行审视，而不要拘泥于细枝末节和零打碎敲。 首先，应自觉坚守全面辨证和谐的艺术发展观。毫无疑问，发展文化已成共识。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反观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已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演进为“经济支撑，文化引领”；从单纯由政府资金投入，演进为允许各种社会资本进入到艺术创作中来，进一步激活艺术创作的生产力；政府的职能从对艺术创作的单一管理，演进为给艺术创作提供全方位服务，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艺术创作环境更为宽松和谐。只有坚守全面辨证和谐的艺术发展观，才能有效提升电视剧作品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在人物形象塑造、题材开拓、形式创新乃至作品历史意蕴和人文品格提升等诸多方面，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其次，应自觉坚守美学的、历史的文艺评价标准。“美学的”标准考量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而“历史的标准”则考量作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内涵。两者相辅相成、交融统一，既可以防止在历史层面和价值层面失去宏观的总体驾驭，而津津乐道于技术和形式层面的细枝末节，又可以防止离开对艺术本体实实在在的审美体悟，做出空泛的、历史的、道德的评价。笔者多年来不断重申贯彻这一辩证统一的文艺评价标准，在此不再冗述这条标准的基本内容，只是再次强调：美学的、历史的评价标准是当代面对乱象丛生的文艺思潮和文艺现象时，最为有力的、科学的、辨证的评价标准，美学的、历史的文艺评价标准统领着文艺评论的总体方向。 相较于西方繁杂纷乱的文艺批评理论派系，历经时间和实践的洗礼，美学的、历史的文艺评价标准更显示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光芒。我们强调科学的文艺批评标准，不是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将经典理论作为束缚文艺创作的框架或是拿来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附庸，而是要强化评论者坚守文艺创作应宣扬社会正面力量、社会核心价值及优秀民族精神传统的历史责任；我们强调科学的文艺批评标准，不是要一竿子把其他各类批评标准都统统批驳倒，而是要提倡评论者在复杂纷繁的文艺批评环境中，仍然坚守文化自觉意识，坚守自身独立的学术操守和自由的精神理想，不要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迷失掉自己的精神家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