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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进程以突飞猛进的速度进行着延展，都市人群本真生活状态的描摹与情绪体验为国产电影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叙事空间。以公路电影为视角，将社会转型时期都市的个体心理、精神与价值等问题，置于影像话语的框架之下，以期实现对社会变迁的民众精神生态进行考察。国产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话语实践，影像叙事应该保持价值意识，在不断变化的多元文化环境中觉察时代的欲求和心声，寻求人类共同的心灵故乡。电影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应当成为人类生命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民间心态史的重要记录资料，影像叙事有必要更加关注民间叙事的视角，并不断实现转型时期民众精神成长的观照。由此，国产电影寻找、建构起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书写自身民族价值取向的历史发展脉络，依旧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向与命题。 关键词：公路电影；都市个体；影像叙事；空间记忆；精神生态 作者简介：李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副研究员、副社长，河南郑州450002。〔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世纪国产电影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14BWX031）阶段性成果。 空间是生命存在的载体，空间也是生命绵延的场域。当代中国已经发生并且仍在持续进行着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尤其是生命个体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这种为拓展土地以外生存空间的主动姿态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景观。城市化进程以突飞猛进的速度进行着延展，都市似乎已经成为现代性的核心地标，都市人群本真生活状态的描摹与情绪体验也为国产电影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叙事空间。近年来的国产公路电影以个体在旅程中的经历与自然景观的变迁为承载，借助影像特有的气质彰显着生命自由舒展中获得存在的意境与快意。“公路”在一定程度作为了隐喻性存在，以文化符码的形态预设了被赋予理想主义的地理空间，试图在帮助人们从工具理性的思维模式中挣脱出来，在未知的远方的召唤下找寻曾经失去的力量源泉与精神家园。由此，本文选取《人在囧途》《人再囧途之泰囧》《无人区》《心花路放》四部较为宽泛意义上的公路电影为视角，在描摹与解读逃离—寻找—救赎—回归的叙事主题中完成对生命的体察与认知，从而将个体的精神、价值、心理等问题置于影像话语的框架之下，以期实现某种重构的自觉。 一、《人在囧途》：城乡结构变迁下的价值失衡与重构 与现代化进程相伴而生的城市化，使得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组成与精神生态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城市化进程不仅重新调整了都市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自身位置，而且也重新设置了社会群体的集体文化心理与身份意识，其蕴含的价值向度的改变成为社会变迁下秩序调整的必然结果。中国城市化进程遮蔽了大量现实性问题，也让民众的心灵成长史足以显示时代精神建构的差异与特点。自我放逐后的不断迷失与找寻，成为原有中心丧失与重心失衡后的一种自然映射。电影《人在囧途》以喜剧的格调将一位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牛耿与一位所谓的城市精英人士李成功置放在一起，在戏剧化的叙事中传递着中国式的幽默、戏谑与温情，牛奶工人与都市商人的身份与使命却形成了某种错位与颠倒，在不期而遇的旅途经历后完成了各自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升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全球化对中国城市产生的不可阻挡的影响，中国的乡村—城市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面临着重构，变化的社会结构中农民与都市人的身份也面临着破坏与重建。积极乐观、善良朴实的牛耿作为进城务工人员的代表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产物，虽然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尊重与权利。牛奶工人辛苦打工并没有拿到应有的报酬，城市新兴中产阶级商人李成功对其出现也是充满了嫌弃与鄙视，像躲避瘟神一样躲避这个不断给自己带来倒霉境遇的“乌鸦嘴”。作为跻身于城市的这一新兴庞大群体，农村务工人员虽然保持了隐忍与不抗争的姿态，但是城市还是以其固有的优越特质在文化乃至意识形态上没有完成接纳，身份的认同危机造成了某种程度上两者之间的情绪对立。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价值多元化格局和无序的状况，更加催生了对传统社会简单淳朴的为人处世之道以及稳定安适与人伦亲情的怀念。《人在囧途》中的“乡村”其实是被虚化的，是远远的一种背景式的存在；“城市”也被抽象为一个符号，是被浇筑了现代地理空间的概念性存在，影像叙事话语摆脱了精英式的俯瞰习惯，以充满讽刺的口吻和更加平视的镜头语言，关注现实生活中被主流话语忽视的、仍然作为底层与边缘存在社群。虽然这种关注带有某种行为主体的意识形态焦虑，但是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的社群归属意识、自我身份认同、社会认同等问题已经在戏谑中被提出，农民被孤立于城市之中的无奈成为考量现代城市及城市精神维度的重要方面。 城市化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是人类文化的核心承载体，城市化进程促进了新兴城市阶层及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及文化习性的形成，城市作为被急剧拓展的“空间”导致个体的精神价值与灵魂变得无处寄存。正如吉登斯所说，生活环境日益成为我们自己行动的产物；我们的行动也反过来越来越注重应付我们自己所造成的风险与机遇，或对其提出挑战。〔1〕乡村会在城市化进程带来人文价值失落的困顿中以文化基因库的形式出现，成为人们心灵栖息的想象性存在；而寄存了美好人性光辉的传统农民形象包括印象乡村社会的乡愁，自然成为了人们的美好记忆，甚至充当了城市文明与道德的救赎者。人类是环境的创造者与塑造者，环境同时提供了人类获得发展的机会与资源，城市在提供给人们大量创造财富机会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此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审美趣味，催生着市民社会各方面发生着变革。城市成为满足现代人各种欲望的场所，那些对自然、社会、人生深层生命体验和人文关怀几乎被城市所带来的欲望化所遮蔽。电影《人在囧途》中作为城市商人形象出现的李成功似乎已经拥有了所有成功人士应该具有的符码：财富、家庭、情人，这种“成功”在消费主义操控的城市空间中似乎更趋合理性，然而他与象征乡村文明的牛耿遭遇，并被放逐到陌生的路途上经受了各种事件考验的尴尬之后发生了价值观念的蜕变。虽然影像表达的是充满象征性与娱乐性、现实感与荒诞感并存的另一种隐喻的深度，也表达了对现代社会转型中重建人文价值，探索心灵风景并恢复个人真实感知的希望。大时代中个体的精神成长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与当下历史形成密切关联，无论渺小还是伟大，无论卑微还是显赫，这些都成为时代民众精神史的组成部分。故事的发生、发展伴随着电影叙事从城市空间到流动空间进行着转换，也是在表达人与人之间、或者同处于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中的人与人之间，深层互动的诸多复杂关系充满意向性的调整，同时也会促成接受者在电影叙事文本和话语层面空间化设置的知觉性或想象性建构。 二、《人再囧途之泰囧》：跨地空间想象中的心灵逃遁与回归 全球化语境下的跨地性流动牵涉到空间移动中人的身份变化。学者张英进就认为：“空间是后天的产物，空间的生产是一个过程，空间具有创造性的能动力量。”〔2〕全球化背景下以空间等相关概念关注电影叙事的多重性，推动自然景观与心灵景观实现某种逃遁后的融合，不失成为新的观察视角。公路作为隐喻和象征性元素更多地预示了别样的人生理想或乌托邦，《人再囧途之泰囧》正是发挥了公路电影这种多重意义空间转换的优势并进行了某种本土化的融合，实现了跨地间符号形态元素化的流动。从中国纷繁的现代化都市到极富异域情调的泰国，利益的争夺让矛盾冲突不断在戏谑中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核心力量，性格迥异的人物在匪夷所思的旅程中始终处于狂欢化的状态，影像也由此充满了一种艺术性张力。《人再囧途之泰囧》按照公路片惯常意义的基本表述方式，通过建立二元对立的人物价值模式让戏剧更富有冲突性。对于“在路上”的经历者而言，时空的不确定性体验切合了当代人内在的精神与心理体验，其中也暗合了都市人的某种集体无意识。旅途中的徐朗是寻找与救赎自我的过程，而王宝则是寻梦与圆梦的经历，虽然各自方向有所不同，但这其中都是关乎“自我”——价值性、精神性主体的建构，这也无疑提供了反思个体与社会之间异化关系的材料，具有一定的文化姿态。无尽的欲望作为一种能量的存在，也在不断地占据着城市日渐膨胀的社会空间和物质空间，徐朗与王宝以互为生命图景坐标的方式参与了彼此精神建构的过程，在外部不断变幻的空间范畴中形成了一种共生性关系，而内化在精神世界中的巨大能力也成为人与人在社会中相互认同与协作的能力。王宝代表的是自由生命的个体，他虽然已经距离土地和农耕文明更远了些，但是一口地方特色的普通话和率真善良的行为模式，让他依旧保留自然活泼和至真至纯的性情，在电影构建的特殊的现世性中为简单而美好的愿望积极努力。徐朗作为都市中疲于奔波的“经济动物”，不断膨胀的物欲使其与真正的自己始终处于割裂的状态，与包括亲属在内的他人的关系也频临破裂。徐朗置身于异域的自然环境与不断变化的人际环境中，不乏实现了从现实中的短暂逃离，也实现了心灵被洗涤、灵魂被拯救的目的。这里故事的主体与意识形态被另一种看似弱小实则强大的良知不断唤醒，内心在经历挣扎与成长之后，显示出自我与自我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自我与环境之间在矛盾纠葛中逐渐走向相互理解与统一的可能性。 现代化、城市化、都市化带来了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的改变，对都市个体的精神、价值、心理形态进行考察，可以说是一种可贵的文艺实践。《人再囧途之泰囧》的叙事空间在不同国度与地域进行转换，成为超越人物与故事情节具有话语性的元素，将对立性价值取向放置于空间话语并对其功能进行改造，成为影像重要的话语表达方式。影像叙事虽然是比较具体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创作主体将内心对叙事空间的想象外化为现实的过程，接受者借助自身的生命经验建构与之对话的空间，进而通过再造想象对叙事空间进行某种程度的复建，对人物精神历程及深层心理进行无意识的吸收与内化。社会转型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让当下社会形成了融合多元需求的复杂文化场域，徐朗与王宝的出行作为一种空间行为，也是在以乡村文明为代表的传统旧有价值体系逐渐断裂，而以城市文明为代表的新型价值体系尚未完全构建成熟的状态下，进行不断探索的一种时代隐喻。借助不断穿梭于旅途风景的变幻视角，恰恰为表现个体的精神面貌与内在关系的想象提供了话语支持。然而，对乡村文明的无限眷恋是否可以成为拯救都市文明沦陷的解药，这也许只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的精神地理，曾经熟悉的文化符码正在丧失其原有的意义而新的符码并不清晰，在走出城市之后进入新的地理空间后不停地寻找归途。于是，作为时空概念与文化心理概念的乡愁凝聚了传统与现代的纠结，配合了人类羁旅异域的普遍心理状态，它作为一种现代性语境中的体验，成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此消彼长的自觉制衡。徐朗作为都市中的征服者，其内在的困境与外部嘈杂的城市之间形成的紧张感，物欲带来的尴尬、荒谬及生活的失重感相互交织形成的困顿性体验，促使了乡愁的滋生。王宝对新世界的态度其实是主动适应的，没有彰显多少体验漂泊的痛感，电影以独特的话语程序替代了民众表达情绪的诉求。城市中产阶级与城市底层通过一段共同时空中的遭遇，浓缩为一个象征性的复杂性与多义性的整体并以共时的方法呈现出来，再次将飞速发展的城市中存在的矛盾与悖论象征性地体现了出来。《人再囧途之泰囧》中二元对立的差异化身份和差异化阶层，其实也是以往不同生命空间中互为镜像的存在，是在发生的矛盾与对抗中交集、妥协与融合的过程，双方是对于自我投射和主体间性的隐喻，在城市复杂的时空网络中努力找寻自身的固有根基与发展方向，在不断摆脱物化与异化的挣扎感知维度中，找寻属于自己的灵魂支撑与精神家园。 三、《无人区》：生命寓言景观里的人性挣扎与救赎 工业文明迅速发展滋生的工具理性影响着现代化进程中民众的思维，人类的价值追求与情感需求被功利性动机驱使所遮盖，追求金钱、效益、成果最大化成为至上的准则。电影《无人区》就是这样一部以黑色元素和暴力美学讨论利益、欲望、规则，以及心智、力量、价值的寓言，影像在逃跑—追逐—杀戮中将人性剖析得入木三分，让接受者在密不透风的压抑故事情节中喘不过气。电影中的律师潘肖凭借熟谙法律的能力与驾驭事务的技巧，周旋在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之中而游刃有余、自命不凡，而在这位律师身上起初并未看到丝毫维护法律公平、正义的影子，他充当的仅仅是遵循潜规则不断牟利的法律的违背者与破坏者。工具理性几乎成为支配与控制人本身的强大力量，人被视为规则的内容与工具，而导致精神与灵魂的虚无，正如电影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这是一个关于动物的故事。”远离现代文明之后的“无人区”里完全取消了人作为人的主体地位，决定生死成败的似乎只有丛林生存法则——以暴制暴，而这些法则恰恰是华丽的现代文明包装之下恶的存在。文明社会中的法律法规、伦理道德等社会规则在无人区是缺席的，原本具有正常社会属性的人不得不参与在场的杀戮与逃亡，个体在生与死面前善与恶的界限是模糊的，灰色地带中人性深处的原欲原罪不断吞噬着人的灵魂。电影中的贩隼老大、西北杀手、黑店老板、哑巴儿子、黑店老板娘等构成了暴戾、残忍、狂妄、唯利的人物谱系图，他们对生命的无视和践踏充斥着血淋淋、赤裸裸的人性之恶。人间真、善、美的一切内涵与表征都在无人区中被过滤甚至屏蔽掉了，冷漠与残酷成为心灵被扭曲后的主色调，也成为远离温情后对人性良知进行彻底消解的终极产物。由此不难发现，现代社会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念如同幽灵一般在无情地控制着个体的发展，即便是到了没有现代社会文明的无人区也同样使人寸步难行，人类存在的意义似乎只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无人区并非世外桃源，价值理性的萎靡让人性深处的极端邪恶和私欲暴露无遗，人被沦落到遵循“为了口吃的，连命都不要了”的动物法则，社会性被一层层腐蚀掉后的贪婪与罪恶让人性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充满了挣扎。潘肖的唯利是图也恰恰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促使了无人区中的食物链条之争。无人区是个特定范畴中的无序世界，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无序环境中，人性深处的沉沦及其他真实的东西才有机会彻底暴露无遗。 “无人区”隐喻了当下人们生存、生活、生命状态，是摒弃了一切外在秩序之后的蛮荒之地中失去规则束缚与安全保障，需要面对的巨大无序与恐惧，而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又渴望出现一个无人区，摆脱被监控与规训后的无所遁形。电影《无人区》中潘肖在经历了连续的遭遇之后，对被拐卖舞女的搭救唤醒了他内心尚未完全泯灭的良知，带来了在价值层面方向性的指引。人物开始通过自身毁灭的方式完成对自我的救赎，重拾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和高贵，并站立在自然生物群之上充当“立法者”。正如亚当·斯密关于人性的比喻一样，上帝好比一个钟表匠，“利己”与“利他”是钟表的两个指针，而发条的调整非常重要。人性深处作为畜性的恶与神性的善都是并存的，需要在某种契机下完成对神性的点燃，帮助人类自身激发生命力本源的能量并烛照前行的路。鹰隼在电影中是作为一种象征出现的，鹰隼本是天空翱翔的自由、自然之物，因为稀缺而被当作极富价值的商品被虏获与交易，在此过程中暴露了人类热衷杀戮、死亡等毁灭人性的恶行。这场争夺战中当人物纷纷死亡的时候，鹰隼却最终没有受什么影响存活了下来，鹰隼象征了人类自我意识在神性与自然性的冲突中需要被唤醒的警示，是在提醒人类要及时停下脚步进行自我反省。《无人区》作为公路电影，弥漫着阴暗与灰色基调的西部公路已经不再是充当简单背景元素的存在，成为继人物角色以后的最大隐性角色，空间的意境与隐喻作为浓烈的象外之意成为人物内心最佳因子的补充。电影以冷峻的“废墟”式的寓言景观，犀利地对于人的精神现代化问题进行了一次较有价值的深刻追问。同时，在批判现代性和工具理性的基础上，也提供了人类重新寻归自我、实现救赎的无限可能，从精神深处描画出对于美好人性的崇敬与向往。电影《无人区》在结尾处，曾经被拐卖的舞女成为了孩子们的舞蹈教师，以充满情感和韵味的诗性影像语言体现了现代人对真、善、美的诗意召唤，为引导大众探寻人类普遍情感与生存真谛书写了略显光明的希望，也实现了正义战胜邪恶的某种载道精神。 四、《心花路放》：时空转移背景下的情感焦虑与追寻 城市在带给人们生活空间变化的同时引发了都市人情感生活的变化，成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见证。电影记录了现代城市的成长历程与足迹，同时也成为城市记忆与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影响着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的转变。影像中城市与其中都市人的情感体验作为隐性化的元素也在参与着城市记忆的建构，影响着都市人对于城市生活的真实感知，传达着一个时代关于城市的想象与阐释。“公路”作为逃离城市后的另类活动与情感空间，无疑参与了影像关于都市人情感结构塑造的叙事，“在路上”的流动时空让叙事更加脉络化，通过在地性的鲜活世俗风情画面让情感变化更加形象、可视。电影《心花路放》设置了不断变化的时空背景，在驳杂多元的社会状态中让都市个体的情绪从物化的都市空间剥离、抽空出来，进行情感创伤后的自我疗愈。作为都市草根的耿浩在生活的磨砺与碰撞中面临婚姻失败、事业不景气的挫败而无处宣泄，在朋友郝义的带领下踏上了三千公里的猎艳之旅。影像中的“公路”同样作为指代性的符号存在，指代的其实是一段生命的旅程，从而让人们带着追求实现欲望后的疲惫、奔波后的无为、失落后的寂寞等情绪在一段又一段不同旅程中感悟生命的真谛。影像叙事本身的生成意义构成了阐释力量的一部分，将意义诉诸于空间世界实现时间性表达，以实体的、可视的景观表达对未知世界的理解与阐释。电影《心花路放》经过流动空间叙事的大幅度转移，通过把人物放置在快速变化的场景中体验不同的境遇，将身体层面的刺激引导至情感的需求与表达。电影中的人物在占绝对篇幅的公路旅行情节中，在与环境、他者或自我的心灵交流过程中，不断寻找自我、发现自我以实现自我的回归。流动的空间让人物能够有更多的契机去形成个体与外部力量的冲突，或者是个体自身与自身的内在冲突，从而实现丰富的情节表意效果。逃离城市后在公路上不断经历的文化景观，也是为适应当下所在社会背景的场景而出现的，成为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者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的产物。 电影《心花路放》的叙事空间经由断裂化、瞬间化、片断化的城市文化以长途跋涉的公路行程为载体进行某种转移，以片段式的情感经历与短暂的情感流动描绘现代人在欲望躁动中的无序、非常规等生存状态。清澈的山水被沦为弥漫着焦虑的欲望空间，人物性格与意义生成充满了动态的空间意识，影像以捕捉多变情感背后的原因来传达城市中的生命体验。现代化进程中都市群体心理的共时态受社会变迁影响，如何重塑生活其中群体的精神世界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快适”成为都市文化气质的一部分被融入城市叙事的肌理与血液，都市群体更多的是沉浸在身体感官的愉悦之后开始集体寻求精神出路，而其中的行动空间与情感流变仅仅是作为一种表征的存在。电影《心花路放》以云南大理的墙幕勾连起人物情感经历的现在与过往，从爱开始的地方出走之后返回，然后在爱开始的地方放下，并心怀希望重新出发，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乐观憧憬。影像以时差的倒叙方式让时间完成了空间化，身体本位的快乐与视觉感官的经验重构使在场的空间感取代了历史感，在情感内外交困的冲突与压力中实现反思与解脱。人物受到感情创伤以后远离城市的喧嚣，其背后是都市人情感的漂泊与内心世界的苍白，以及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中不同历史身份的认同。流动而变化的景观再现了一种社会文化环境，都市人群对于唯美田园风光的向往暗示了对旧有生产关系和传统生活空间的无限留恋。公路电影以远离城市记忆的空间描摹为依据，揭示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伤痛及都市人的情感伤疤，以期让复杂的都市文化生产以影像的方式进行修辞重构与再述，并设置在多重语域间游移，这无疑也是展现当代中国城市人生态状态的一种尝试。 五、在路上：社会转型时期国产电影的价值取向与叙事视角 电影某种程度上也是公共文化空间的组成内容，在建构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引领层面具有自身的优势。新世纪以来的国产电影以自身的优势，充当了价值引领与推动思想话语的重要力量。纵观《人在囧途》《人再囧途之泰囧》《无人区》《心花路放》四部宽泛意义上的公路电影，其共同之处在于都在努力参与现实社会的思考和精神文化的建构，以“旅途”作为文化符号来触及与敲打急剧变化中的时代神经，通过人物的内在感受与理性思考探索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乡村—城市二元结构中较为深层的东西。国产电影以其自身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思想深度，逐渐成为人们借助影像发现自我与他者的独特艺术方式，成为民族文化与精神成长的记录者之一，同时也参与了社会转型时期民众精神成长的特殊记录。作为融合了艺术、媒介与商品等多重身份的国产电影，要以强大文化根基和绵长生命力定位自身的文化价值和艺术特性，进而更为清晰地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是影像叙事应该具备价值意识的自觉。电影是艺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引领主流文化发展方向与参与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特质，导致国产电影目前对于树立民族的主体性是存在一定缺失的，电影作为文艺的一种形态，其自身的生态状况也体现了当代文化自身的真实发展状态。在公共视野中电影作为观念体系中的物质性存在，需要在不断变化的多元文化环境中不断觉察时代的欲求和心声，以怀着对人类历史不同时代的敬畏与温情思考，探讨当代人的心理变化，寻找人类共同的心灵故乡。电影叙事话语借助具有经典意义的故事讲述比较容易进入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从而在显性与隐性层面成为承载民族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由此，要着力选取整合历史与现代、古老与活力状态的文化符号，通过对文化空间、自然空间等人文与自然的符号，凸显出影像自身的叙事价值，以生命个体生存的大关怀来关注大时代背景下发生的诸多复杂变迁，实现影像自身应有的话语表征，从而记录时代的集体记忆与变迁。要自觉地坚持精神价值的文化操守，将经典文本、集体记忆与情感经验等缝合在电影的叙事肌理中，在叙事过程中需要将指涉接受者内心的情感体验，作为叙事的主旨与内在逻辑，从而使接受者逐渐进行理想、价值与生命的认同，进而积极参与介入作为生命个体文化心理的深层建构。 二是影像叙事有必要更关注民间叙事的视角。影像叙事其实关涉到不同文化与价值系统之间的现实互动，电影的叙事角度与叙事站位成为不同文化价值内涵的不同逻辑演进与生成的影响因素。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或思维方式，电影叙事成为文化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化的一种过程，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民间心态史发展的重要观察者与记录者，由此有必要走下以往所谓精英视角而更加关注民间叙事的视角。诸如公路题材的都市电影，一般通过轻喜剧风格的个体经验式叙事模式，适应了一般民众的心理需求，同时也迎合了都市中产阶级的审美取向与消费诉求。与主流宏大话语形式的类型电影相比，公路电影以带有草根精神的气质阐释当下日常生活，让民众可以某种程度上拥有自己言说的机会与话语权。民间叙事的站位可以实现个体的合理性文化需求，实现电影自身应有的文化与社会价值，从适合民众个体发展的人性角度，考察并记录由于社会的变迁给个体带来的精神变化。在进行宏大叙事的同时，电影的民间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主流叙事的必要补充，实现私人化、个人化的叙事互动与对话，从而对民族文化的资源进行合理的整合，实现对社会发展的呈现与传播。国产电影的叙事模式成为时代发展特质、个体生存方式、社会深层结构、文化符码系统的表征，需要不断探索新形态与新视野，将主流价值与电影话语模式结合起来，以描绘社会现实秩序为对象不断挖掘其背后的观念秩序，以影像的文本结构与叙事话语力量回应特殊历史阶段人们的精神走向与价值取向等重要问题。 三是影像叙事应实现对社会文化生态的观照。作为构成民族集体记忆内容的载体，电影同时也是民族文化与思想发展史的重要参与者、陪伴者与传承者。由此，国产电影需要建构起具有民族性与本体性特征的文化主体性，书写彰显本民族精神与价值取向的历史发展脉络，依旧是重要的发展方向与命题。目前现代化进程已经让城市成为一种充满全球化的想象性存在，社会变迁中乡村与都市人的生活与情感似乎大多被同质化、欲望化、感官化等消费特征替换、改写、记录与描绘。而处于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的自身系统与生态环境，也势必会在多元价值要素互动中，显示出来与以往不同的存在态势。借助电影这种虚构的艺术媒介对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精神层面经历的阵痛进行适时解读，应该成为国产电影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人文主题。如同公路电影将解决方式预设为从城市出走而不停地在路上“寻找”一样，国产电影应该以一种更加真诚的表达方式，观照高速经济运转中的民众精神状态与社会文化生态，以文化生产者的使命感进行主动描绘与积极正向引导。由此，国产电影迫切需要重视自身的文化意识，调整公共叙事内容与策略，在商业化生存与承担文化功能之间坚守着影像独有的审美价值追求，在影像叙事中注入人伦与人性层面的符码，以期实现民众的归属情感与精神诉求。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等著，尹宏毅译．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新华出版社，2001．17． 〔2〕张英进著，易前良译．全球化与国产电影的空间［J］．文艺研究，201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