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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17世纪末的法国，受意大利知识界的影响，几乎所有的饱学之士都卷入了一场规模盛大的论争。这场论争史称“古今之争”（Querelles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随着分裂的加深和公开化，王家学院出现两个阵营：崇古派与厚今派。这场文人战争牵涉诸多复杂问题，甚至卷入私人恩怨。因此，后世对之历来褒贬不一，甚至对其研究价值亦无定论。现通过追溯古今之争法国战场（尤其是第一阶段）的始末，阐述两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尝试解释古典主义美学之衰落与这场文人战争的关联，并认为它是17、18世纪交替时期法国古典主义文化衰败的表征之一。 关 键 词：古今之争/古典主义/美学/法国作者简介：张颖（1979-），女，山东淄博人，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编辑部副编审，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近现代法国美学研究（北京 100029）。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美学史1～2卷》（14JJD720022）的阶段性成果；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法国存在主义艺术理论研究》（14DA02）的阶段性成果。 在17世纪至18世纪，围绕着古今何者更具优越性的问题，欧洲知识分子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史称“古今之争”（Querelles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它最先爆发于17世纪初的意大利，主要发生在法国和英国，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有回响。这场文人间的战争声势浩大，在17世纪末达到高潮，掀动了整个欧洲知识界。在法国，当时饱学之士几乎都被卷入古今之争，王家学院随之分裂为两个阵营：崇古派（les anciens）与厚今派（les modernes）。参与者写诗赋文、唇枪舌剑，蔚为一时之盛。一种观点认为，两派都是古典主义者，只不过前者“自觉是家道中落的后嗣”，后者“自觉是青出于蓝的嫡派”，从而尖锐对立；[1]另一种观点认为，崇今派已经分裂出古典阵营，而属于现代派，是启蒙者的前身。至少就古典主义美学的特征——规范、严整、简练、明晰、崇尚理性[2]而言，厚今派并未有所违背，他们其实仅只反对古典题材和古代作家的独尊地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古今之争是古典主义的内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古今之争的历史，自古至今有很多种写法。其中，伊波利特·希格（Hippolyte Rigault）的《古今之争的历史》（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①于19世纪中叶面世。该书以史为主，以论为辅，其史料功夫细致扎实，为这段历史的研究留下很好的文献参考。希格把古今之争分为两个主战场（英法）、三个阶段，亦被后来不少研究者沿用。本文以该书提供的材料及评价为准，梳理古今之争法国战事的主要情况，阐述两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从而尝试解释古典主义美学之衰落与这场文人战争的关联。 一、法国战况始末 根据希格的记载，古今之争最初在意大利知识界爆发。1620年，意大利诗人、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塔索尼（Alessandro Tassoni，1565-1635）的《杂见》（Penées diverses）面世，引起轩然大波。塔索尼在书中做了一番古今对比，得出的结论是：今人在各个领域皆胜过古人，这些领域不单包括科学、工业、农业，还包括文学、艺术、辩才、诗歌和绘画。[1]75据迪拉博斯基（Tiraboschi）说，该书“惹怒了当时的大部分作家，他们发现书中对荷马的诗句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进行了激烈的贬责，同时对文学的效用做出明确的质疑，上述种种令他们大为光火，仿佛塔索尼是在向所有学科和全体学者宣战[1]72。文人战争拉开帷幕。 很快，塔索尼的著作被让·博杜安（Jean Baudoin，1590-1650）译介到法国。这位译者于1634年入选法兰西学院（Academie francaise），成为第一批“四十把交椅”之一。塔索尼作品的译介，点燃了蛰伏在法国知识界的、与意大利类似的矛盾。1635年，博杜安的法兰西学院同僚、黎世留手下的五人（悲剧）创作班子成员布瓦洛贝尔（Boisrobert）在法兰西学院大会发表演讲，抨击古典文学，攻击荷马。这是法国厚今派第一次发动攻势。 不过，在希格看来，首战的爆发并非出自一个慧眼独具、洞察先机的伟大心灵，而只是一次偶发事件，一场蝴蝶效应。布瓦洛贝尔的观点并不出自敏锐而深刻的哲学思想，他只不过意在提出一个“简单的趣味问题”，却无意间点燃了一场将持续至少上百年的战争。[1]76-77 第二位出场的厚今派成员是德马雷·德·圣-索尔兰（Desmarets de Saint-Sorlin，1595-1676），他也是黎世留五人创作班子成员。这是一位中年皈依的坚定的天主教徒，曾建言国王出动一支十四万人军队根除异端。与布瓦洛贝尔不同，他之所以反对因袭模仿古代诗歌，主要出自他的宗教狂热。古代诗歌是异教诗歌，而今人应当写作基督教诗歌。在他看来，异教诗人无论具有多高的天资，都无法像基督徒诗人那样伟大，因为魔鬼栖居在他们身上并唤起他们的错误，而居住在基督徒诗人体内的却是圣灵，圣灵将他们带向真理[1]107。他本人践行了这个观念，创作出一些基督教主题诗歌，如《克洛维斯》（Cloris，1657）、《抹大拉的玛丽亚》（Marie-Magdeleine，1669）。 崇古派领袖布瓦洛于1674年发表诗体理论著作《诗的艺术》（Art poetique），在该书第三章里针锋相对地批评了德马雷。他坚决维护神话作为诗歌的主要题材。几年后，高乃依在一场事件中发表了对崇古派有利的意见。他力主神话入诗，除了像布瓦洛那样指出神话的审美价值，还相当机智地运用自己的创作经验进行说理。他提出，自己在写作诗歌时并不把那些异教神奉若神灵，而是根据异教徒的信仰来描写他们的言语；对于那些不以基督教真理为基础的错误的诗歌神性，他主张大可不必严厉驱逐，因为它们可以用在不严肃的诗歌上，比方说爱情抑或其他快事。[1]99 在古今派交战的这一回合里，局面激烈而紧张。应该说，厚今派的德马雷并没有太占优势，也没有掀起太大风浪。1675年，德马雷自知时日无多，在一首诗里呼唤道：“佩罗，去捍卫那正在呼唤你的法兰西吧；跟我一道打败这群逆贼，这伙敌人虚弱不堪又死不悔改，宁肯选择拉丁作品也不要我们的歌唱……”[1]113 德马雷把佩罗当成自己的继承人，而在佩罗公开加入厚今派阵营之前，另有两位学者站出来发声。首先一位是博乌尔斯神父（Dominique Bouhours，1628-1702）。他思维细腻而敏捷，善发新见。在其主要作品《阿里斯特与欧也尼的谈话》（Entretiens d'Ariste et d'Eugene，1671）里，博乌尔斯神父为厚今派的其他人贡献了新的思路。 表面看来，阿里斯特和欧也尼的对谈彬彬有礼，不温不火，并不像其他厚今派那样充满攻击性和侵略感。不过，他们的谈吐中虽尽力避免进行古今对比，但最终仍难掩今胜于古的优越之处。欧也尼说道：“希腊人和罗马人如此珍视自己国家的荣耀，以至于人们完全没法跟他们辩论，不然就会被翻脸，就会跟世界上最勇敢、最有才华的人们结下梁子。对我而言，由于我并不喜欢为自己树敌，所以宁愿向希腊人和罗马人让步，并真心实意地承认，跟古希腊和古意大利的价值比起来，所有国家在英雄方面都是贫瘠的。”这段话看似恭维古人，但若细细品味，说它是对崇古派的影射之词，说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恐怕也不牵强。阿里斯特也不否认希腊罗马的精神之美，但不失时机地补充了“当今的精神之美”，它们存在于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英格兰人以及莫斯科人那里；到处都有才识，而这其中，唯有法兰西才具备最完美的才识（bel esprit），“这要么出于气候方面，要么是我们的秉性对此有所推助”。他还说，一个国家的粗野或机敏，可能是此一时彼一时。“上个世纪对意大利来说是教义和礼貌的世纪……本世纪对法国而言，有如上个世纪之于意大利；人们说，世界上的全部才智和全部科学现如今皆备于我们，还说，跟法国人比起来，其他所有地方的人都是野蛮人……”[1]118-120这仿佛是在说，文明的接力棒从希腊、罗马，到意大利，如今传到了法国。话语间颇有些当仁不让的意思，虽未抑古而扬今，却着实是在颂今。 再有一位是大名鼎鼎的丰特奈尔。据说他本人“相当机智、非常有野心同时却又极端冷漠”[1]121-122。他之所以站到厚今派阵营里，可能部分地出于年轻人出人头地的愿望。他宣称，在趣味方面，一切皆真，一切皆假。[1]124丰特奈尔的参战作品主要是《死人对话新篇》（Nouveaux dialogues des Morts，1683）。这篇对话让苏格拉底、蒙田等不同时代的名人汇聚一堂，拟设了他们的言论，并把作者自己的看法隐藏其中，具有强烈的讽喻色彩。比如这段对话，Erasistrate说：“我承认现代人是比我们更高明的物理学家，他们甚至认识自然，然而他们不是比我们更高明的医生……我们看到这里天天都出现更多的死人。”Harvey回答道：“对人认识得更多，却治愈得更差，这真是咄咄怪事。既然如此为何要耗费时间去完善人体科学呢？弃之一旁岂非更好。”[1]126这段话还触及古今之争的一个重要话题：科学知识的进步问题。 丰特奈尔的《死人对话新篇》是佩罗的《路易大帝的世纪》（Le siècle de Louis le Grand）的前奏。[1]1291674年，由于夏尔·佩罗的兄长皮埃尔·佩罗在攻击古希腊诗歌时犯了两点错误，被拉辛抓住后大做文章：“奉劝那些先生（按：指厚今派）不要再如此轻易地在古人作品上做决定。既然他们处心积虑要谴责欧里庇得斯，但像他那样的人至少经得起他们的检验。”[1]33其实，就总体而言，崇今派阵营的古典学水平远不及以渊博著称的崇古派，于是在这场复杂而多反复的战争里，古典知识上的硬伤屡屡成为崇今派受嘲弄和批评的契机。 古今之争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687年1月27日。当天，法兰西学院院士齐聚一堂，庆祝国王路易十四身体康复。崇古派领袖布瓦洛在场。聚会中程，身为国王营造总管的佩罗起身宣读了一首诗，即《路易大帝的世纪》。它的开头一段很有名： 美好的古代总是令人肃然起敬， 但我却从来不相信它值得崇拜。 我看古人时并不屈膝拜倒： 他们确实伟大，但同我们一样是人； 不必担心有失公允， 路易的世纪足堪媲美美好的奥古斯都世纪。[1]41 这段诗常被引用。它诗意浅白，反倒具有直接的力量。为路易十四唱赞歌，本是王家学术机构的职责所在。尽管如此，在这样的公开、重大而严肃的场合，借颂今为由而断然否弃对古人的崇拜，是前所未有的——之前的古今交火，大多发生在书面上，或者属于暗地里的小动作。这不啻为咄咄逼人的宣战。 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在佩罗所诵读的诗句里，列举了不少可与古人成就相媲美的今人，独不见布瓦洛的名字。这一公然的举动令盛名久负的布瓦洛相当不舒服。更加令布瓦洛愤怒的是，在他眼中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古人作品，被佩罗拿来与今人平起平坐。后来，佩罗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不无暗爽地记载道，在自己发表这场演讲期间，坐在扶手椅中的布瓦洛焦躁地晃来晃去，显得极不耐烦、如坐针毡。布瓦洛的崇古派战友于埃（Pierre Daniel Huet，1630-1721）回忆道，布瓦洛在演讲行将结束前愤然起身离席，叫嚷着“这场演讲实乃学院之耻[1]146。不过，整个演讲过程并无其他院士打断或表示异议。更有甚者，在演讲结束时，听众全体报以掌声。院士们的反应加重了布瓦洛的不安：局面似乎在倒向厚今派。进展到这个阶段，事情变得相当戏剧化。 布瓦洛尽管耿耿于怀，却一直没有做出公开正式的回应，只在几封私人信件里说了些不怎么理智的气话。②当然，法兰西学院的分裂已是昭彰。1687年，丰特奈尔出版《占卜史》，指出古代异教神使乃是基督教僧侣设置的骗局，抨击了轻信古典的愚昧心灵，此书不啻为对崇古派的又一次打击。③1691年5月15日，丰特奈尔入选学院。这一事件无疑为风头正劲的厚今派又添了一把柴。曾被布瓦洛嘲弄过的拉沃神父（abbe Lavau），在谈话中将丰特奈尔与西塞罗并提，这让崇古派相当不满。又过去两年，崇古派的一位重要成员入选学院，他就是以写作《品格论》（Caractere）闻名的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ere，1645-1696）。拉布吕耶尔是布瓦洛的崇拜者，也迅速加入了辩论。 崇古派是一群信而好古的学问家，精通古希腊语、拉丁语，其中不少人是古代文献的翻译者，比如布瓦洛（翻译朗吉努斯）、隆热皮埃尔（Longepierre）、达西耶（Dacier）夫妇（翻译贺拉斯）等。面对厚今派咄咄逼人的架势，他们一开始并无实质性的还击，所做的往往不外乎讽刺（梅纳[Menage]）或斥骂（布瓦洛、达西耶）而已。在佩罗公开宣读《路易大帝的世纪》后，有人匿名写了一首拉丁文讽刺诗（据说出自梅纳日之手，但他本人否认这一说法）。诗中写道： 亲爱的萨贝勒斯，你的好友佩罗 做了一首诗，取名为《世纪》， 他在里面信誓旦旦、大放厥词。 说什么勒布伦比阿佩利斯懂得多， 说什么我们的哇哇怪叫比西塞罗说得妙， 说什么我们的拙劣诗人比玛戎还强。 多么暗淡而无脑的《世纪》啊！[1]210 佩罗把这首诗译成法文，礼貌而强硬地指出这种辱骂“超出了文人之间所允许的自由”[1]212。他早就不无得意地预言过这个局面：“我们在愉快的争论里乐此不疲/这争论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我们将一直摆出各种理由，他们将一直说着辱骂之词。”[1]193当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比如崇古派里的隆热皮埃尔男爵就是例外。在他的《谈谈古人》（Discours sur les anciens）里言辞是礼貌有加的。然而，除了无节制地赞美古人完美无瑕，他并未贡献出有益的论据。在崇古派占下风、局面僵持的时刻，出现了一位引人注目的调停者德·卡利耶尔（de Callière）。他的《古今之战的诗史》（Histoire poetique de la guerr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1688）④以佩罗《路易大帝的世纪》演讲后学院分裂为对立的两派为由头，由真入假，杜撰了真假一炉、古今一体的精彩故事：信息女神在巴纳斯山播下警告，命令那些居住在此圣山上的最负盛名的古人和今人像法兰西学院那样分成两大阵营作战。荷马任希腊诗歌统帅，维吉尔为拉丁诗歌统帅，狄摩西尼率领希腊演说家，西塞罗统领拉丁演说家；在今人里，统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文坛的将领分别是高乃依、塔索、塞万提斯。该书风趣活泼，引人入胜，广受公众的欢迎。其写法后来被斯威夫特借鉴，于是有了英国战场的标志性成果《书籍之战》⑤。故事的结尾表达了平息战争的愿望：阿波罗下令停止互骂，以人人封赏的方式缔造了新的和平。卡利耶尔的著作受到古今两派（除佩罗外）的一致欢迎，使得他本人在发表次年即获得法兰西学院的席位。这是崇古派第一次以活泼机敏的方式得到辩护。[1]213-215 崇古派的更加理性的意见发表在于埃与佩罗的通信里。佩罗曾把自己的《古今对观》寄给于埃，请他做出坦率而无偏见的评断。于埃回了一封长信，在必要的恭维后，毫不客气地一一指摘书中的错误。比如，他认为佩罗是由于错解了《奥德赛》里诗句的意思，才会指责荷马把基克拉迪群岛放到热带，于是尖刻地嘲笑并批评道：“这就好像是指责夏普兰先生搞不清布尔日或波尔多的位置……荷马的用语根本不是您所说的意思……”[1]218-219佩罗没有回信。可以想象，知识硬伤令他羞赧。 法兰西学院院士们的激烈争执，在法国知识阶层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知识人全体发生了自上而下的分裂。有些流亡海外的法国博学之士发表了意见。不少报刊也卷入进来。当时参与古今之争的法国报刊主要有《学人杂志》（Journal des savant）、《风流信使》（Mercure galant）、《特雷乌回忆录》（Memoires de Trevoux）等。《学人杂志》曾拥护崇古派，后保持中立。《风流信使》则与丰特奈尔、佩罗交好。耶稣会掌控下的《特雷乌回忆录》与布瓦洛势同水火。⑥总体上讲，社会舆论倾向于同情和支持厚今派。另外，知识女性也大多站在厚今派一边，唯有少数几位女性例外，如赛维涅夫人、孔蒂公主等等。至于原因，受教育程度可能是重要方面。就像崇古派人士时常愤愤不平的说辞那样，为厚今派鼓掌助威的观众往往缺乏古代知识，未加深究便贸然藐视古人和古典学。⑦ 崇古派向来不善于处理舆论。面对女性们的不支持，布瓦洛的反应乃是写出第十首讽刺诗（Satire X）加以嘲弄。此举大大加重了来自女性读者的敌意。在有权势的女性们的干预下，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新交椅并未如布瓦洛所愿地留给德·米摩尔（de Mimeure），而是被推给了德·圣-奥莱尔（de Saint-Aulaire）。这个事件令布瓦洛气恼不已。[1]245善于审时度势的佩罗利用了这一戏剧性事件，在1694年发表了《为女人一辩》（Apologie des femmes），不失时机地揶揄布瓦洛：“难道你不知道女人们的礼貌生而伴有诚挚吗？”这巧妙而狠辣的一击，为佩罗的崇古派拉拢了更多的拥护者。[1]248 正是在同一年，正当崇古派的名声跌至谷底的时候，布瓦洛终于醒悟，以他所擅长的方式发表了《有关朗吉努斯的反思》（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ongin，1694），不理情面地指陈佩罗曾经做出的知识错误。他认为造成误判的原因是佩罗不通古文字，只能够读古代作品的译本，而译本难免有讹误。 事态进展到难以收拾的局面时，佩罗和布瓦洛的共同朋友们开始出面调停。佩罗把自己的《为女人一辩》寄给了已届八十高龄的大阿尔诺。这位宗教领袖彼时正在布鲁塞尔流亡，但仍密切关注着法国文坛局势。他在回信中指出，布瓦洛的讽刺并无过错，因为它既未攻击婚姻，亦未侮辱女性尊严，非但如此，那些段落反是优美的讽刺诗篇；更重要的是，讽刺诗作为一种文体，是文学性的，因此在“真”的问题上拥有某些豁免权，如果我们像对待哲学论文那样对待它就是不合适的。大阿尔诺表达了希望二人和解的愿望。[1]2581694年8月4日，也就是大阿尔诺去世前四天，布瓦洛和佩罗握手言和，论战至此告一段落。然而，它只是某些领域获得了暂时的平息。战火很快烧到英国，又在下个世纪初的法国再掀风浪：18世纪初，围绕着《伊利亚特》译本是否可以改写为散文体的问题，达西耶夫人和剧作家乌达尔笔战几个回合，崇古派和厚今派又各自捍卫观点，这次纷争相对第一次的声势较小，最终在费内隆的干预下止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