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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美术教育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各个国家的元素对当时中国的美术教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徐悲鸿是这个转变的见证者，更是一位引领者。 徐悲鸿在中国建立了系统的学院教育体制，是学院派的创始人。他把西方艺术学院制度引入中国，并结合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教学体制。在徐悲鸿的教育主张下培养出了一大批美术家，如蒋兆和、李琦、周思聪、姚有多、杨之光等。 徐悲鸿的美术教育不仅仅面向精英知识分子，社会大众也是他的受众。从学院到博物馆、美术馆，再到艺术展览和讲座等，这是美术教育从精英阶层向社会大众的过渡。 人格品德、胸襟气魄的教育是徐悲鸿的首重，这也是他及“五四”一代倡导的国民精神改造之首要。徐悲鸿说过：“作一个画家很不容易，要注重自己的人品，也要注重自己的画品，画品是人品的反映。”“最大之作家，多愿力最强之人，故能立大德、造大奇、为人类申诉。”由此可见，注重人格品德不仅仅是为了提升画品，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申诉”。 “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的观念贯穿于徐悲鸿的美术教学实践当中。这种写实主义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造型能力相当扎实，养成了一种写实主义的观察方法和思维方法，从而能够创作出反映人民生活，并为大众所接受的作品。 无论是徐悲鸿对精英美术教育关于品格的要求，还是徐悲鸿所倡导的素描至上的写实主义，都是面向精英和大众两个群体。尽管他具体的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直接作用对象是在学院内接受精英教育的知识分子，但是徐悲鸿的美术教育最终是以民众和社会为导向的，这便是他艺术救国主张的体现。 1928年，徐悲鸿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任教期间，曾将西方绘画的复制品或是自己的作品陈列在画室供学生观摩学习。1933年《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二十二年度进行计划》中第七条：“艺术科扩充艺术陈列室，本院艺术科国画西画两组师生杰作甚多，以无相当陈列地点，致未能供学者之观摩与爱好美术者之欣赏。今后拟就院屋酌开国画西画陈列室乙间或两间。”从文献资料来看，学校扩建陈列室缘起的对象是“学者”和“爱好美术者”。“学者”自然是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的学生，而“爱好美术者”则可能是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之外的其他学生以及校外的爱好美术人员。所以，在徐悲鸿的主导下，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的陈列室成为他的美术馆构想的雏形，而这里的对象已经包含了“学者”和“爱好美术者”，既包括精英也涵盖大众。 徐悲鸿坦言：“国家唯一奖励美术之道，乃设立美术馆。因其民众集合之所，可以增进人民美感；舒畅其郁积，而陶冶性灵。”“考诸邻邦，则一切美术馆、博物馆、音乐会、剧场之设不特昭示其国之文明继长增高，即用以教育人民，乐和大众，于是，生趣洋溢，而国昌盛。”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徐悲鸿对于美术馆的执念，最终面向的受众是“民众”。美术馆这项公共事业的推进，可以提升人民的审美水平，启蒙民智，服务大众，最终达到国家昌盛的目标。 尽管徐悲鸿的美术馆构想在他的呼吁与奔走中仍未实现，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徐悲鸿在中国美术馆事业的推进中所作的巨大贡献，以及他所倡导的公共精神在历史中所留下的宝贵财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