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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于历史剧的剧体属性，古人深知历史剧是剧不是史，曲、史自是两体。对于历史剧的剧体地位，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者，都认为曲中有史格自高，历史文化内涵和史鉴价值提高了历史剧的体格。对于历史剧的剧体创作，古人清楚知晓历史剧中有实有虚，虽有部分论者反对历史剧过分拘泥史实，但总体而言推重据史实录，显示出史官文化对历史剧创作、评论的巨大影响和古人对历史剧传播历史的承载功能的看重。 关 键 词：曲史观/古代历史剧/剧体属性/文史关系/创作手法 作者简介：伏涤修，浙江传媒学院 戏剧影视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伏涤修，男，江苏徐州人，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戏曲史，戏剧戏曲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历史剧文史关系研究”(15BZW109)阶段性成果。 中国古代虽无历史剧的名谓，却事实上存在大量的曲史剧即历史剧，古人还就曲史关系发表了诸多见解。今人在引述评析古人曲史观时，时时存在断章取义及混淆不同层面观点的讹误。古人曲史见解缺少纯理论形态的鸿篇巨论，一般以序跋凡例、题词批点、曲话短评的形式出现。古人曲史见解虽然零散纷纭，有的观点看法甚至自相矛盾，但综合起来看，明清时期已经形成系统成熟的曲史关系理论。本文即对此进行考察辨析。 一、历史剧的剧体属性：曲、史自是两体 不仅主张传奇(包括历史剧)宜虚者认为历史剧属于虚构为主的传奇、戏曲，即使是曲史用心强烈、注重史剧实录征信功能的史据派也都清楚和承认历史剧的传奇体性。《桃花扇》是历史剧的典范之作，作者孔尚任一方面言传奇义通经史，“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另一方面细陈传奇文备众体的文学体性，同时透露出在一般人眼中，传奇是体格卑下的专门之艺，是旁技“小道”，“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①(《桃花扇小引》)。《桃花扇凡例》涉及排场、制曲、宫调、说白、科介、角色，全为戏曲当行之谈。孔尚任虽感传奇功能作用颇大，希冀提升传奇的文体地位，但他明白知晓包括《桃花扇》这样的历史剧在内的传奇是剧而不是史。 凌廷堪在《论曲绝句》“仲宣忽作中郎婿”首的注释中感慨道：“元人杂剧事实多与史传乖迕，明其为戏矣。后人不知，妄生穿凿，陋矣。”又在“是真是戏妄参详”首的注释中批评事事拘泥于史据的做法说：“元人关目往往有极无理可笑者，盖其体例如此。近之作者以无隙可指为贵，于是弥缝愈工，去之愈远。”②在凌廷堪看来，历史剧情节内容和史传乖迕是正常的，因为历史剧本质上是戏而不是史，元杂剧作家们提供了和史著记载有别、情节关目较之史实有疏漏的历史剧剧本，后人不知戏之奥秘而“妄生穿凿”，处处以史勘剧，殊不知剧作如果处处追求严丝合缝、与史载无异，就会失去戏剧的精妙所在。应该说，凌廷堪所批评的那种混淆剧与史的界限、注重以历史事实来比照历史剧情节的作者与评论者，他们绝大多数并非不知道历史剧和史著的文体区别，他们剧、史比照更多的是史官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学术生态环境和注重考据的思维习惯使然。 蔡廷弼《晋春秋》传奇演绎春秋时晋文公重耳流亡及复国事迹，本事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史记》也有记载，剧作主要情节依据史载，然而剧中也有杜撰，如申生托梦于重耳，骊姬转世为伯夷，骊姬掘墓遭雷击等。作者在《凡例》中明言剧中多有“移屋就树”“烘云托月”的不合史载的文学手法，蔡廷弼自认为剧中的虚构情节和文学手法使用得很适当，因为他明确意识到传奇非史，“然则史事可以意为删削增造欤？曰：此非史也，而传奇也。”③(《晋春秋·凡例》)蒋士铨评价蔡廷弼《晋春秋》“其间虚实反正，离合浅深之法，各极其妙”③(《晋春秋·序》)，也显示出蒋士铨对蔡廷弼《晋春秋》戏剧本位和虚实夹杂的文学手法的肯定。 蒋士铨史官意识浓郁，曲史用心昭显，其《藏园九种曲》多为历史剧。一方面蒋士铨戏曲创作特别注重有信可征，即使是朋友家事，他也是“聊将史笔写家门”(《空谷香》第三十出《香园》出末诗)④，历史剧他就更是史心浓郁下笔有据，另一方面他对历史剧的曲体属性深知洞晓。蒋士铨《一片石》杂剧写明朝宁王朱宸濠之妃娄氏事迹，此前他撰修《南昌县志》时已纪娄妃之事，然方志受众毕竟有限，“尚窃惧其弗播人口”，于是他以文学手段表现娄妃事迹，“濡残墨，衍其事为《一片石》杂剧”④(《一片石·自序》)，剧演场上后娄妃事迹广为人知，杂剧与方志写法、影响范围的区别，蒋士铨了然于心。蒋士铨对于旧有表现白居易与琵琶女事的《青衫记》不满，认为旧有之剧“命意敷词，庸劣可鄙”，友人劝他另创一剧，去除《青衫记》的庸劣，“同人以予粗知声韵，相属别撰一剧，当付伶人演习，用洗前陋”，他挑灯夜战连续写作，“排组成章，每夕挑灯填词一出，五日而毕”④(《四弦秋·自序》)，完成《四弦秋》杂剧。蒋士铨此剧没有生吞活剥他人作品，而是别具手眼颇为当行。江春称赞蒋士铨“工填词”，蒋士铨《四弦秋》完稿后，江春“亟付家伶，使登场按拍，延客共赏。则观者辄欷歔太息，悲不自胜，殆人人如司马青衫矣”④(江春《四弦秋·序》)吴梅也称蒋士铨《四弦秋》完稿后，“时丹徒王梦楼，精音律，家有伎乐，即据以付梨园，一时交口称之，故《纳书楹谱》尚存《送客》一出也。……通本皆作蕴藉语，恰合乐天身份。”⑤(吴梅《四弦秋·跋》)从这里可以见出蒋士铨完全是填词作曲的行家里手，即使创撰历史剧也颇合戏剧情境。蒋士铨自言创作《冬青树》传奇“剪灯谱《冬青树》院本三十八首，三日而毕。摭拾附会，连缀成文。慷慨歌呼，不自能已”⑥(《冬青树·自序》)，不仅明言戏剧(他以院本指代传奇)体裁，而且说明剧中有文学虚构性的附会虚撰之情节文辞，同时表明自己极度投入的文学创作状态，可以说完全是曲家当行的创作心得。 孙郁《天宝曲史》传奇虽以“曲史”为题，《凡例》也声称剧作“俱遵正史，稍忝外传，编次成帙，并不敢窃附臆见，期存曲史本意云尔”，但作者同时也深知，“填词之贵遵谱也，夫人而知之矣”，“填词之必守韵也，亦夫人而知之矣”⑦，故孙郁《天宝曲史》一方面史心深具，另一方面他在戏曲体制上也没少费思量，其《天宝曲史·凡例》主要就是谈传奇作法，谈他创作此剧在韵律、关目、角色安排等方面的专门技法。 至于一部分史家、文人创作的历史剧冗滞乏味缺少戏剧性，这主要是一些史家、文人戏曲创作水平的问题而非他们对戏曲体性的认知问题，历史剧是剧不是史所有人都有共识，人们认知上并不存在曲、史混同的情况。 二、历史剧的剧体地位：曲中有史格自高 古代的历史题材小说主要有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两大类，而且两类多为长篇章回小说。由于戏曲(包括几十出的南戏、传奇)剧本篇幅远不能和长篇章回小说相比，故古代戏曲中，除了卷帜浩繁的连台本戏清代宫廷大戏中有《鼎峙春秋》《楚汉春秋》等少数几种历史演义剧外，很少有完整演绎某朝或某时期历史的长篇章回小说型的演义剧。虽然通史或断代史型的历史演义剧少，但表现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事迹、故事的历史剧并不少，一些文人、曲家借历史剧反映历史风云、展现既往历史，还有些文人通过历史剧抒发自己的历史感喟，表达自己的史喻用心。历史，既成为一些文人戏曲创作的材料来源，更成为他们戏曲创作的表现对象，还成为他们戏曲创作的目的。历史，不仅是被消费，有些历史剧还寄寓了作者传史、评史的深机用心。戏曲这个传统文人心目中的“末技”“小道”，因为包含了历史的厚重内容而提升了自己的品格。 孔尚任作为孔子裔孙，出经入史，深受儒家思想濡染，他生逢汉族正统政权明朝灭亡不久后的清初，又曾在江南治水四年，足迹遍及南明核心故地，与明代不少遗老多有结交，对明朝尤其是南明覆亡心有戚戚焉，他将深厚的历史与家国情怀熔铸进了《桃花扇》创作中，对此孔尚任颇为自矜，当时人也普遍认可。孔尚任多方搜集南明王朝事迹，从其舅翁秦光仪等人处“得弘光遗事甚悉”，“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孔尚任为南明王朝的兴亡所感，把他对这一段刻骨铭心历史的感慨尽诉笔端，“《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⑧沈默评论：“《桃花扇》一书，全由国家兴亡大处感慨结想而成，非止为儿女细事作也。大凡传奇皆主意于风月，而起波于军兵离乱。唯《桃花扇》乃先痛恨于山河变迁而借波折于侯、李，读者不可错会，以致目迷于宾中之宾 、主中之主。山人胸中，有一段极大感慨，适然而遇侯、李之事，又适然而逢苏、柳之辈，是以奇奇幻幻，撰出全册，当在野史之列，不应作戏曲观。”⑨(沈默《桃花扇·跋》)叶起元也言：“《桃花扇》一书作胜朝之信史读可，作百子山樵之实录读可，作黍离、作麦秀、作《南华·秋水》诸篇读亦无不可，而作梨园日所演之传奇则断断不可……予所取于《桃花扇》者夫，亦慨然于天命之靡常，而人事可叹盖若是夫。”(叶起元《桃花扇·跋》)⑨由于《桃花扇》真切地反映了明清之交南明王朝从建立到败亡的历史，演绎了山河易色过程中各种人物的表现，使得剧作具有非同寻常的史鉴意义，这是一般怡情养性的玩味之作无法望肩的，以剧传史，以剧垂诫，这使得《桃花扇》作为历史剧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孔尚任属于主张以曲述史的“曲史”派，“期存曲史本意”(孙郁《天宝曲史·凡例》)⑩是这一派共同的创作目的。在孔尚任等曲史派的心目中，曲、史虽为两途，曲、史却可以相通，史借助于曲才能特别形象化地复现，曲作为“小道”只有内容厚重具有“风教”垂诫意义才能完成自身的价值升华，戏曲敷演历史正是摆脱“小道”、自高其格的绝佳形式。除了孔尚任《桃花扇》，还有一些历史剧以曲中有史相标榜，以事本史传作为剧作忠于史实、自重身价的手段。瞿颉《鹤归来》传奇敷演其族祖瞿式耜抗清殉节粤西，瞿式耜之孙瞿昌文负祖骸骨归乡。瞿式耜等人事迹《明史》《粤行纪事》等有载，由于《鹤归来》真切地反映了瞿式耜及南明桂王政权的抗清实迹，故被当作史乘看待。“贯穿史乘题歌扇”(瞿颉《鹤归来·题词》)(11)，“乐府教忠传信史”(蒯嘉珍《鹤归来·题词》)(11)，剧作所写“其事皆核实，并可作逸史读”(言朝楫《和菊亭〈自题《鹤归来》〉韵》)(11)，《鹤归来》的历史价值作者很自负，论者也高度认可。 董榕《芝龛记》以秦良玉、沈云英两位女英雄事迹为纲，反映明末纷纭多变的军事、政治斗争风云，曲史意味厚重。黄叔琳评价《芝龛记》“以一寸余纸，括明季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史事。杂采群书野乘，墓志文词，联贯补缀为之。翕辟张弛，褒贬予夺，词严义正，惨淡经营，洵乎以曲为史矣”，“知音者固不当以词曲观之也”(11)(《芝龛记·序》)；张香、蒋衡也都称赞董榕以史笔创作《芝龛记》，“争似江都老才子，《芝龛》史笔贯三朝”(张香《芝龛记·题辞》)，“谱忠直溯春秋笔，彤史传芳胜纪年”(蒋衡《芝龛记·题辞》)(11)。时人这些赞评，既是出于对秦良玉、沈云英两位女英雄事迹的敬仰，也是由于对明末血雨腥风波澜多变历史的不能忘怀，同时还包含对董榕胸怀史意作曲的充分肯定。 蒋士铨为南宋文天祥、谢枋得“志存恢复，耿耿丹衷，卒完大节”的松柏气节所感，“不能成寐”(12)(《冬青树·自序》)，创作《冬青树》传奇，张埙称赞此剧“以文山、叠山为经，以赵王孙、汪水云、幕府诸参军及一切遗民为纬，采掇既广，感激亦切，振笔而书，褒贬各见。此良史之三长，略具于此”(《冬青树·序》)(13)，张埙的推崇也是基于对蒋士铨创作《冬青树》的曲史用心和信史作法的肯定。 李玉《清忠谱》演绎明末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阉党引发的苏州事变，阉党派人到苏州抓捕东林党人周顺昌，苏州市民颜佩韦等人出于忠义，为保护周顺昌而聚众请愿，捣毁西察院，最后颜佩韦等五人被处死，周顺昌也受刑就义。魏忠贤阉党被惩处后，有多人创作反映此段史迹的传奇戏曲，李玉《清忠谱》尤其“事俱按实”，被吴伟业称誉为“信史”。吴伟业《清忠谱序》称：“逆案既布，以公事填词传奇者凡数家，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谱》最晚出，独以文肃与公相映发，而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14)郑振铎也称《清忠谱》“词气激昂，笔锋如铁，诚有以律吕作除奸之概，读之，不禁唾壶敲缺”(《清忠谱·跋》)(15)。李玉《清忠谱》的曲史风格和史鉴用心，使这部剧作宛如历史的回放，东林党人和苏州市民反对权奸的沉重话题与厚重内容，使这部剧作获得了同样史心浓郁的吴伟业的褒赞。 三、历史剧的剧体创作：承认有实有虚但更重据史实录 历史剧是剧不是史，是剧就必然存在虚构，这一点即使古人也深为知晓。不过古人在论及历史剧创作手法时，少数人指斥历史剧拘泥历史、蹈袭史书的创作倾向，多数人强调的重点是历史剧应当据史实录。 明代胡应麟指斥“近为传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卷四一《庄岳委谈下》)(16)，意为传奇创作越来越拘泥于史据，传奇固有的“谬悠而无根”的艺术虚构特性未能保持。胡应麟所谓传奇虽是指各类题材的剧作，但“若良史”一样创作，明显是指历史剧。明代谢肇淛也对过分拘泥史实的做法不满，他很认同胡应麟在此问题上的见解，称胡氏“此语可谓先得我心矣”，谢肇淛认为如果戏中事事都要依据正史的话，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新出杂剧，若《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他甚至情绪化地批评以史考戏者为痴人说梦，“近来文人好以史传合之杂剧而辨其谬讹，此正是痴人前说梦也”(卷十五《事部三》)(17)。谢肇淛认为臻于化境的戏曲小说必定是虚实相半的，“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卷十五《事部三》)(17)，谢肇淛虚实相半的创作观虽是针对各类小说戏曲而非专门指称历史剧，但他批评的“事事考之正史”之作明显是指历史剧，谢氏“虚实相半”说是指历史小说历史剧也应有实有虚而不应事事受正史牵制。 洪昇是清初之前为数不多的明言历史题材剧作应当有所舍取的作家，他一方面在《例言》中说自己创作《长生殿》对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及《天宝遗事》《杨妃全传》多有采纳点染，另一方面在《自序》中宣称自己对前代史料与作品是“断章取义，借天宝遗事，缀成此剧。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长生殿·自序》)(18)，虽然“史载杨妃多污乱事”，但是由于他定下了《长生殿》“义取崇雅，情在写真”的创作主旨，故所有“涉秽迹”之文他“绝不阑入”，载有秽迹之书也“概置不录焉”(《长生殿·例言》)(18)。也就是说，《长生殿》对史料并非单纯的据史实录，而是依据垂诫的史鉴目的和传情的创作主旨进行选择与剪裁。为了避免涉秽，洪昇“或用虚笔，或用反笔，或用侧笔、闲笔，错落出入，以写两人生死深情，各极其致”(徐麟《长生殿·序》)(18)，只有有利于表现唐明皇、杨贵妃两人生死深情的，洪昇才采纳和浓墨重彩地渲染；影响表现李、杨两人至爱深情的涉秽之事，《长生殿》一概摒弃。洪昇的历史剧创作观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历史剧既不能不顾史实地一味传奇和编造，也不能食古不化地拘泥史实，而要围绕主旨，适当取舍史料，虚实有度地表现剧中的人和事。 李渔一方面认为连史书中都有不足征信的内容，戏曲创作当然更免不了虚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古人古事”的历史剧必须注重历史真实，尤其是要避免那种“虚不似虚，实不成实”的创作情形。李渔说，“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盖指《武成》而言也。经史且然，矧杂剧乎？凡阅传奇而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梦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卷一“词曲部上·结构第一·审虚实”)(19)，既然连史书《尚书·周书》中的《武成》都不尽可信，作家在戏曲中进行虚构就更是很正常，如果要求人人、事事都必有据，那无异于痴人说梦。不过李渔认为，戏曲创作中今人今事尽可虚构，古人古事则不能随意虚构，而应“就事敷陈，不假造作”(卷一“词曲部上·结构第一·审虚实”)(19)，因为今人今事乃“当时仅见”“耳目传闻”之事，缺少载籍无法考究，故无论是剧中事还是剧中人都可以虚构，“无所考究，则非特事迹可以幻生，并其人之姓名亦可凭空捏造，是谓虚则虚到底也”；至于古人古事，由于均有载籍皆可考究，人们对他们的事迹已经烂熟于胸中，所以创作中必须依据史实，不能随意虚构。李渔道：古人古事“传至于今，则其人其事观者烂熟于胸中，欺之不得，罔之不能，所以必求可据，是谓实则实到底也。若用一二古人作主，因无陪客，幻设姓名以代之，则虚不似虚，实不成实，词家之丑态也，切忌犯之。”(卷一“词曲部上·结构第一·审虚实”)(19)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李渔在总的戏曲创作观上认为“传奇无实，大半寓言”，但在涉及“古人古事”创作时，他秉持“实则实到底也”的创作观。李渔提出：“若用往事为题，以一古人出名，则满场脚色皆用古人，捏一姓名不得；其人所行之事，又必本于载籍，班班可考，创一事实不得。”(19)(卷一“词曲部上·结构第一·审虚实”)实际是指要忠实于史籍载录，要注重历史事实的真实。李渔“传奇必虚”的戏曲创作观具体表现在历史剧上，可以归纳为：历史剧不仅应给人艺术感的真实，剧中的人和事也均应有据不应随意虚构。若论历史剧创作主张，李渔实属据史实录一派。 焦循在《剧说》和《花部家谭》中肯定一些历史剧中出现的不合史载的“谬悠其事”之处，显示出他对历史剧合乎逻辑虚构的认同。不过总体上讲，焦循更认同历史剧据史创作，其《剧说》《花部家谭》多以考据之法以史考戏，两书颇多剧作本事的记载，他自言对待历史剧的态度是“详录史文以证杂剧之诬”(20)(卷二)。焦循“谬悠”说支持、赞赏超越史载依据、能够把握历史发展逻辑真实与本质真实的艺术创造，但从他对历史题材剧目的评论来看，他反对无史据也无理由的传奇化臆造。 明清时期创作和评论历史剧的多数人，注重据史“实录”的创作观，为求“信史”效应，也为了自抬剧作身价，往往标举剧依史载，甚至像著史一样列举“考据”书目。冯梦龙称自己评改的《精忠旗》“从正史本传，……史传与别纪俱有可纪，非杜撰不根可比”(21)(卷九“《精忠旗》”条引冯梦龙《精忠旗叙》)，《酒家佣》“传李燮为酒家佣事，全据正史”(22)(卷九“《酒家佣》”条)，均把依据史载作为历史剧创作的正途。孔尚任更是宣称自己以著述信史的方式来创作《桃花扇》，他“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22)(《桃花扇本末》)，为了与史吻合，孔尚任专立《桃花扇考据》，其所列考据著作包括无名氏《樵史》、董阆石《莼乡赘笔》、陆丽京《冥报录》、陈宝崖《旷园杂志》、余澹心《板桥杂记》、尤展成《明史乐府》、张瑶星《白云述》、王世德《崇祯遗录》、侯朝宗《壮悔堂集》、贾静子《四忆堂诗集》《侯公子传》、钱牧斋《有学集》、吴梅村《梅村集》《绥寇纪略》、杨龙友《洵美堂集》、冒辟疆《同人集》、沈眉山《姑山草堂集》、陈其年《湖海楼集》、龚孝昇《定山堂集》、阮大铖《石巢传奇》等。“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每出脉络联贯，不可更移，不可减少。非如旧剧，东拽西牵，便凑一出”(22)(《桃花扇凡例》)，孔尚任完全以著史姿态创作《桃花扇》，追求历史真实乃至历史细节真实，是孔尚任历史剧创作的根本追求。 丁靖传《沧桑艳》演绎吴三桂、陈圆圆事，同样重视考据，剧前列《陈圆圆事辑》，载录《明史流贼传》、《资治通鉴纲目三编》、陆士云《圆圆传》、纽玉樵《圆圆传》、丁靖传《圆圆传辑补》；然后是与各家说法不同的附录，“以下数条与诸说异，存之以备参考”，包括明内臣王永章《甲申日记》、水居士《愤言》、《〈新义录〉引〈天香阁随笔〉》《圆圆记》等，水居士《愤言》后丁靖传加了按语，言此条“殆非事实，附存一说，以备参考”(23)，显示出搜集史料广采众说、处理史料谨慎斟酌的如同治史一样的创作态度。 再如董榕《芝龛记》，“所有事迹，皆本《明史》及诸名家文集、志传，旁采说部，一一根据，并无杜撰”，即使是“记中极小人物，皆无虚造姓名。如小丑脚色中，石硅、小奚、来狩，见褚稼轩《坚瓠集》。顾昆山青衣马锦，取侯朝宗《壮悔堂集》，余仿此”(24)(《芝龛记·凡例》)；瞿颉《鹤归来》“悉按《明史》及《粤行纪事》所载”(24)(瞿颉《鹤归来·自序》)；黄振《石榴记》“依本传考核南宋端平时事，绝非臆撰”(24)(《石榴记·凡例》)；夏纶《惺斋五种曲》“人其人，事其事，莫不名载国史，显有依据，绝非乌有子虚之比”(24)(查昌甡等《惺斋五种曲·总跋》)。以上诸剧作者、论者都把依据史载创作当作称赏剧作的褒语，剧作者、评论者注重实录和史据的价值取向我们分明可感。 而一些历史剧无稽、过分的传奇化虚构、杜撰，往往受到论者的批评。《吉庆图》演明嘉靖时期海瑞严嵩斗争事，把万历年间进士出身的邹元标也附会进来，《曲海总目提要》抨击此剧道：“作剧者浅陋无学，但闻明代有海瑞、邹元标，皆忠直之士，妄相纽合，不知相去辽阔，甚可哂也!”(25)(卷二十七“《吉庆图》”条)《金刚凤》“记五代吴越钱镠事，以稗史中金刚女与镠相遇之说，而缘饰之。……与正史全不合，说甚荒唐”(25)(卷二十八“《金刚凤》”条)。《投唐记》“演尉迟恭投唐，真姓名作假故实，半出俗传足以淆乱正史，惑人听闻。按之大抵多不合也”(25)(卷三十七“《投唐记》”条)，《投唐记》既然“足以淆乱正史，惑人听闻”，说明剧作的艺术感染力很不错，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但是由于不合史传，因此《曲海总目提要》对此剧持否定态度。《瑶觞记》“演刘基事而神奇其说，……事迹有虚有实，关目多与史缪戾”(25)(卷三十八“《瑶觞记》”条)，剧情和史载不合，故被冠以“谬戾”的恶评。 综上所述，古人清楚知晓历史剧是不同于史著的传奇戏曲，历史剧有自己独特的文体属性和创作规律。不过，由于历史剧包含历史文化内涵、富有史鉴和垂诫价值，是古人了解历史最形象便捷的方式，因此无论是历史剧创作者还是观赏者、评论者，往往把历史剧当成形象化的历史。古人在表达曲史观时，有的能顾及历史剧的戏剧体性，更多的是从历史本位而非戏剧本位来论述历史剧，这既可看出古代史官文化的巨大影响，也显示出历史剧的文体自觉还不够成熟。曲史观、历史剧创作观，作为一个悠久的话题，其争议一直持续至今。 注释： ①[清]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页。 ②陈多，叶长海：《中国历代剧论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1-382页。 ③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981-1984页。 ④[清]蒋士铨撰，周妙中点校：《蒋士铨戏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85-539页。 ⑤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992页。 ⑥[清]蒋士铨撰，周妙中点校：《蒋士铨戏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页。 ⑦[清]孙郁：《天宝曲史》，《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本，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第23-25页。 ⑧[清]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页。 ⑨[清]孔尚任：《〈桃花扇〉传奇》，清末民初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剧本，卷首。 ⑩[清]孙郁：《天宝曲史》，《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本，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第25页。 (11)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715-2089页。 (12)[清]蒋士铨撰，周妙中点校：《蒋士铨戏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2页。 (13)[清]蒋士铨撰，周妙中点校：《蒋士铨戏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2页。 (14)[清]李玉：《清忠谱》，《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本，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卷首第5页。 (15)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774页。 (16)[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26页。 (17)[明]谢肇淛：《五杂组》，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13页。 (18)[清]洪昇著，徐朔方校注：《长生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226页。 (19)[清]李渔著，单锦珩点校：《闲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编《李渔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16页。 (20)[清]焦循：《剧说》，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三集，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362页。 (21)[清]无名氏：《曲海总目提要》，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本，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341-1356页。 (22)[清]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11页。 (23)[清]丁靖传：《沧桑艳》，清刻本，第15页。 (24)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715-2078页。 (25)[清]无名氏：《曲海总目提要》，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本，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341-135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