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剧场的乡土身影》
刘晓真 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对于强大的代表都市和精英文化的“学院派”以及舞台化的“民族民间舞”的定名，乡土民间舞仍是概念之外尴尬的徘徊者，只是被采之“风”和被表演的对象，其命运仍然是被“加工”与“提高”的无情切割与随意组合，它所涵盖的文化密码随着剧场竞技与政治荣誉的角逐而逐渐消失，一代代积累的厚重的文化城墙将随着价值观的更换而瞬间坍塌。
刘晓真《走向剧场的乡土身影——从一个秧歌看当代中国民间舞蹈》（以下简称《走向》）对以鼓子秧歌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民间舞蹈风貌作了细致的历史探究和发展论述。这本书在1949年的历史节点上前后纵横，并未耽于线性的考察与民间舞蹈“知识性”描摹与梳理，而是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角度，对当代中国民间舞蹈在政治与文化格局变化中的生存境遇选择，在经济冲击与信仰衰落之中的身体变化，在面对非遗时形态“新”与“旧”的价值迷茫做了深入的思考和理性的阐述。
长期以来，舞界学人多将民间舞从“原生形态”的自足保守到“教学形态”身体规训的元素提取依据，最终在“剧场形态”中再次将身体进行精英文化的洗涤与过滤，形成“提取再造”的身体语言。但是，在中国当代民间舞蹈的发展中存在这样的特例：由于农耕社会长期的文化特质和历史积淀，中国的乡土艺术在走向当代的进程中是在“剧场”和“乡土”的双重行走中完成互动与吸纳，并在新的形式中开始雅与俗、精英与大众、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文化循环。《走向》一书的出发点和意义即在于此——既有自由的思想锐气，也激发读者的理性思辨与学理的探索空间。之所以选择“鼓子秧歌”为个案，是因为在时代的浪潮中，鼓子秧歌一方面保持着地方性经验所构成的鲜明特色，另一方面也“处于一个似乎更为先知先觉的优势位置，与舞蹈专业院校、各种国家仪典、活动的紧密关系，使它的发展出现了并行不悖、穿插交叠的两条线索，一方面我们看到鼓子秧歌在山东当地延续传统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它积极参与国家文化形象建设的现代步伐。”如此，山东鼓子秧歌的现实给我们打开了中国民间舞在当代剧场演艺、国家意志以及民间自发表演中的种种生存现状和价值取向。
犹如一把双刃剑，鼓子秧歌在获得政治和经济认同的同时，对政治荣誉和经济价值的过度追求，使它渐渐脱离“土味”。作者刘晓真自2001年起对山东商河县、济阳县、惠民县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并在散落的资料中爬梳剔抉，整理归纳，对1955年至2003年商河鼓子秧歌参加的国家、省市级重要演出进行了统计，在肯定了鼓子秧歌参与新的国家叙事话语的同时，也指出这样的问题：第一，由于名声所累，最具代表性的鼓子秧歌手们频频参加由各地各级政府组织的演出，到了真正的年节“跑十五”时热情却在下降，传统的串村仪式简化或取消，民俗意义在“秧歌搭台，经济唱戏”的行政操作手段中隐退。第二，在身份的意识上，由于商河政府的资金投入，民间艺人“把鼓子秧歌作为可以赚钱的营生”，认为比“民间艺人”的身份要“实惠得多”，秧歌的热情由祭祖、自娱转化为对经济的自觉。第三，由于引进比赛机制，介于“博士”和“二老艺人”之间的文化馆员成为鼓子秧歌实际的指导和加工者。这些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文化馆员，以自己的文化理解和审美感悟对鼓子秧歌进行的创新或提高，使鼓子秧歌的发展获得另一种机制的保障，但其中的模式也值得商榷与思考。这些，无疑也是当下“原生形态”民间舞“走向”的症结所在。这种对民间舞蹈在国家主线之外发展的担忧和思虑，也是一个长期行走于田野和剧场之间的青年学者的学术自觉。
对于强大的代表都市和精英文化的“学院派”以及舞台化的“民族民间舞”的定名，乡土民间舞仍是概念之外尴尬的徘徊者，只是被采之“风”和被表演的对象，其命运仍然是被“加工”与“提高”的无情切割与随意组合，它所涵盖的文化密码随着剧场竞技与政治荣誉的角逐而逐渐消失，一代代积累的厚重的文化城墙将随着价值观的更换而瞬间坍塌。
或许正是这些多元生存的形式，中国民间舞的文化自觉和舞蹈自律才以“非遗”的形式迫在眉睫地提到日程上来。这里的“舞蹈”主要成分即“乡土”民间舞，包括它们身体的“观念表达”、“表现方式”、“技能”及与之相关的服饰道具和“文化场所”。失去了这一真实，那些变换的身影就会成为魂不附体的真正的“身影”。
责任编辑：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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