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舞蹈发展70年回眸
时间:2024/11/28 02:11:24 来源:《艺术学研究》2019年第 作者:江东 点击:次
摘要：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当代舞蹈已走过70个年头。70年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点：第一阶段，舞蹈艺术创作的起步；第二阶段，“中国芭蕾风范”的建立；第三阶段，个性化艺术追求的充分展开；第四阶段，大展宏图的繁荣时代。不同时期呈现出的面貌和特征共同构成共和国舞蹈艺术的精彩风景。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 一、舞蹈艺术创作的起步 中国当代舞蹈事业的顺利起步，与此前业已展开舞蹈活动的一代舞蹈大家吴晓邦和戴爱莲直接相关。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迈入新时代的吴晓邦和戴爱莲等舞蹈家群体为新社会的到来欢呼鼓舞。他们始终为人民而舞，发现并弘扬民族舞蹈艺术，一刻都未曾停歇地积极为新中国舞蹈艺术的砥砺前行而努力，同时也以他们的艺术主张和实践，探索了社会主义舞蹈事业创作的主流路径。实际上，在二位先贤开始他们在中国的舞蹈活动之前，在我们脚下这方土地上，独立的舞蹈艺术传统并未形成，因此，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播撒新舞蹈艺术的种子便成为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他们的推动和引导下，20世纪初期舶来的新兴舞蹈艺术形式，渐渐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大规模的舞蹈艺术建设中登堂入室，最终成为中国当代主流舞蹈审美样式。 （一）舞蹈事业的建制初步完善与活力迸发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戴爱莲代表舞蹈界做了《舞蹈工作发言》的汇报。7月21日，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宣告成立，戴爱莲任主席，吴晓邦任副主席，全国委员会成员包括戴爱莲、吴晓邦、胡果刚、李伯钊、梁伦、赵郓哥、贾作光、陈锦清、盛婕、徐胡沙、赵得贤、田雨、隆征丘、叶宁等人[1]。以舞蹈家社会组织的建立为先导，新中国的舞蹈管理和研究机构迅速建立，为舞蹈艺术提供了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障。各类专业舞蹈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解放军文工团、战地综合宣传团等逐步向专业歌舞团体转轨，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艺术人才资源。国家级舞蹈团体开始出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舞蹈团于1951年成立；中央歌舞团于1952年成立；中央民族歌舞团于1954年成立；中央实验歌剧院舞剧团于1955年成立（1963年改名为中国歌剧舞剧院舞剧团）；中央芭蕾舞团于1959年成立（先后用名：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剧团和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东方歌舞团于1962年成立。同时，部队各军区和各兵种，地方各行业和遍布全国各地的歌舞团体也都纷纷建立起来[2]。 在这样一套建制化的组织机构保障下，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找到了最佳的用武之地。崭新的艺术气象辉映着崭新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段，不但让中国舞蹈佳作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涌现，同时也为中国舞人的艺术感知力和创造力提供了一方绝佳的展示平台。依托当年中央歌舞团的艺术平台，戴爱莲相继推出了女子群舞《荷花舞》（1953）和女子双人舞《飞天》（又名《长绸舞》，1954）。这位历经旧中国种种磨难的国际化舞者以她清新脱俗的审美气质和富有灵性的艺术创想，为新中国舞蹈艺术树立了标杆式的创作榜样和审美理想。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交融立刻让中国舞人的作品在新的历史空间中飞速驰骋，走向国际，在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这个国际舞台上很快便见到了中国舞人的风采和荣光。 这一时期，一大批拥有极高艺术价值的舞蹈精品纷纷涌现，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极大喜爱，以戴爱莲、贾作光等一批优秀的舞蹈家为代表，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经典之作：《鄂尔多斯》（1954），《孔雀舞》（1956），《花鼓灯》（1959），《春江花月夜》（1957），《红绸舞》（1950），《摘葡萄》（1959），《快乐的啰嗦》（1959），《洗衣歌》（1964），《丰收歌》（1964），等等，中国人民在新时代呈现出来的崭新风貌，热爱和平、追求和建设美好家园的进步理想通过一个个生动的舞蹈艺术形象定格在历史的舞台上。 （二）舞蹈教育事业的起步 为了尽快培养出德艺双馨的中国舞蹈从业者，让中国的专业舞蹈教育踏上征程，无论是“舞运班”[3]“舞研班”[4]，还是1954年成立的由戴爱莲任首任校长的北京舞蹈学校，都为中国舞蹈事业培养了优秀人才。贾作光、白淑湘、崔美善、徐杰、资华筠、赵青、陈爱莲、崔善玉、阿依吐拉、莫德格玛、刀美兰等德才兼备的舞者相继登上舞台，新中国的舞蹈事业迅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专业队伍。 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和帮助，使得尚处在白手起家阶段的中国舞蹈无论在创作观念还是艺术方法上，都受到了直接的影响和启发。1953年底，文化部邀请苏联舞蹈专家伊莉娜来华，讨论北京舞蹈学校建校方案等议题。该校成立之后，1955年和1958年开办的两期舞蹈编导训练班也都有苏联专家的亲自教授。查普林和古雪夫两位芭蕾舞艺术家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舞蹈编导人才，在新中国的舞蹈史上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5]。在新中国舞蹈事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境遇下，来自苏联的帮助不啻雪中送炭。 （三）舞种结构的成形与舞剧的勃兴 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社会，从内陆到边疆，新中国的舞蹈事业在毛泽东“双百”方针和“普及与提高”等精神指导下获得持续发展。政府不断地推出种种举措，华夏大地上一时间舞蹈会演、节庆、赛事、活动此起彼伏，新中国舞蹈艺术从萌发到勃兴，经历了一个不断开掘、锤炼、提升和超越的过程，中国独有的舞种结构在这种热潮中也渐渐成形，中国古典舞、中国民间舞、芭蕾舞的三足鼎立，在中国舞坛上形成了遥相呼应、相映生辉的互动竞放态势，各个舞种都出现了大面积的丰收，其格局也正体现了中西交融、共同进步的发展思路。舞剧作为新中国舞蹈艺术的重要代表获得了历史性的开拓和发展，从早期的《和平鸽》（1950）到后来的《宝莲灯》（1957）、《小刀会》（1959）、《五朵红云》（1959）、《鱼美人》（1959）等，在不断探索中见证了中国舞剧编导的集体努力和智慧。 1964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年前夕，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横空出世，并于当年9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演。《东方红》歌舞的形式概括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这部史诗选择了各个革命阶段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使它成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历史缩影。这部由我国著名诗人、音乐家、舞蹈家、舞台美术家集体创作，三千多名专业和业余音乐舞蹈工作者联合演出的作品，成为一部检验中国音乐舞蹈事业建设和发展水平的里程碑式的艺术巨制，成功地践行了“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的“三化”方针。在这样一种精神鼓舞下，艺术家们用他们的激情为共和国谱写了一曲时代的赞歌，不少舞作都毫无争议地成为新中国舞蹈事业获得良好发展的最有力例证。 二、“中国芭蕾风范”的建立与影响 1966年之后，《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这两部“革命芭蕾舞剧”让舞蹈艺术获得了扩散传衍的空间。《红色娘子军》由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于1964年首演，李承祥、王希贤、蒋祖慧担任编导，主要演员有白淑湘、刘庆棠等。《红色娘子军》是中国芭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形象，创造出了民族芭蕾的世纪精品，并成就了中西文化在芭蕾艺术领域完美融合的奇迹。《白毛女》依据1945年创作的同名歌剧改编、创作，1965年6月由上海舞蹈学校首演于上海，编导有胡蓉蓉、付艾棣、程代辉、林泱泱，主要演员有茅惠芳、石钟琴等。该作品同样是在芭蕾基本技巧中大量融入中国民间舞、古典舞的动作，成为新中国芭蕾舞的典范之作，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一时间，遍及全国的“洪常青”“吴清华”和“喜儿”“大春”成为街头巷尾不绝于目的舞蹈奇观，不经意间让舞蹈的根芽也在社会的经纬纵横间悄然生发。这两部在日后被评为“二十世纪华人舞蹈经典之作”的舞剧作品历经了一段十分离奇的命运。但实际上，对于中国芭蕾舞人而言，这两部作品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中央芭蕾舞团于1959年成立，5年之后便在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指示下创作出完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芭蕾舞剧目，明确的探索意识和建立“中国芭蕾风范”的初衷显而易见。这样一个梦想让中国芭蕾艺术从一开始便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和任务，从题材的选择到各具体环节的实施，建立“中国芭蕾风范”的信念在每一个创作参与者的心中不断生根发芽。两部舞剧鲜明而生动的形象、完整而适当的结构、切题而流畅的音乐以及质朴而大方的舞美，体现出中国芭蕾舞人所特有的才识和功力，为世界芭蕾舞艺术贡献出了中国人的智慧。在艺术上的成功建树让一“红”一“白”两部芭蕾舞剧在中国芭蕾史上各领风骚，足以让每代中国舞人为之自豪。 从艺术上来判断，《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虽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之路，但自身的艺术光芒历经岁月的峥嵘，穿透历史的迷障，让世人看到了它们所含有的艺术价值，看到了中国芭蕾舞人的创作活力。中国芭蕾舞走出了一条历经淬火而百炼成钢的自我成长之路，时代选择和自我实践终于让这两部作品在抖落身上的尘埃之后列入史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它们仍然继续装点着我们的艺术版图，为人民群众不断奉献着独有的艺术营养。 三、新时期：个性化艺术追求的充分展开 1978年，全国上下各项工作步入正轨，中国舞协与各地方舞协纷纷恢复工作，老中青舞蹈家重上舞台，大量中外经典剧目不断重新上演，中国舞蹈事业也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一）中国舞剧创作活力的迸发 1976年由甘肃省歌舞团在兰州首演，刘少雄、张强、朱江、许琪等编导，贺燕云、张丽等主演的舞剧《丝路花雨》便是一声春雷后诞生的春之使者，成为新时期中国舞蹈新生命的代表。这部民族舞剧在艺术样式上的探索创新和艺术表现上的精彩呈示，为新时期舞蹈生命带来的催生动力和效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这部舞剧的问世，一种日后被称之为“敦煌舞”的崭新舞蹈样式得以呈现于中国舞台之上。 此后，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涌现的舞剧作品承接起新中国诞生以来所积蓄的创作经验和探索意识，体现出中国舞人在新时期焕发出的巨大创造力。1979年，在国庆30年献礼演出之际，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演出了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民族舞剧《文成公主》。此后又陆续有《凤鸣岐山》《半屏山》《岳飞》《铜雀伎》《珍珠湖》《祝福》《无字碑》等作品不断上演，中国舞剧事业进入了创作的迸发期。 创作于1988年的芭蕾舞剧《兰花花》，根据著名陕北民歌《兰花花》的立意改编、创作，是运用西洋芭蕾艺术形式来表现中国人形象的又一次新的探索，由中央芭蕾舞团于天桥剧场首演。全剧结构完整、风格清新，把芭蕾舞、中国民间舞、现代舞融为一体，打造了一部优美的民歌式的作品。1992年民族舞剧《阿诗玛》上演，为民族舞剧发展带来了新动力。为排演此剧，编导者们深入彝族地区进行长时间的采风，和彝族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断搜集积累素材，整理加工，运用彝族独特的舞蹈语汇、风俗、衣饰、音乐等第一手材料，倾注真情实感，反复思考谋划，创作出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艺术作品，展现了彝族文化艺术的特有魅力。 （二）以比赛促创作 1980年，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在大连举行。这个由文化部和中国舞协联袂举行的全国性舞蹈大赛，唤醒了沉睡已久的舞蹈大地，一批技艺精湛的舞者用他们忘我的表现，为中国舞坛撒下春之甘露，也让一批佳作跃入人们的视野之中。《再见吧！妈妈》《金山战鼓》《水》等作品拨开了仍笼罩于人们脑海中的迷茫，唤醒了人们对于新时期舞蹈发展的巨大渴求，让中国舞蹈界振奋精神，找准了艺术发展的时空定位。随着这次舞蹈大赛的成功举办，舞蹈界已呈花红柳绿、春意盎然之势。 在1986年举办的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中，又一批佳作涌现出来。女子群舞《小溪江河大海》、双人舞《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男子群舞《奔腾》《黄河魂》《海燕》等作品再一次让社会看到了舞蹈界的飞速进步和中国舞人的理想。 1985年，由北京舞蹈学院发起，文化部主办的首届“桃李杯”舞蹈比赛举行。该舞蹈比赛始终本着检阅我国舞蹈教学成果，总结舞蹈教学及创作经验，提高舞蹈教学素质和表演水平，繁荣舞蹈剧目创作，发现选拔优秀舞蹈人才的宗旨，成为国内规格最高的青少年舞蹈大赛，迄今已成功举办了十二届，为推动我国舞蹈艺术创作和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个性化舞蹈语言的开启 在1986年举办的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中，杨丽萍带着《雀之灵》翩然而至。这位来自西南边陲的天生舞者，凭着她独立于世的舞动，逐渐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当时，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已经走过了多年的发展之路，其在观念层面和表演方式上形成的成功经验，已经为国人所瞩目，但杨丽萍以她十分独立的姿态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艺术发挥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层面。杨丽萍在《雀之灵》中打造并呈现出一个完美的艺术精灵，确立了她在中国舞坛上的地位。此后，她又在舞蹈艺术上不断探索，积极创新，连续创作了《云南映象》《藏谜》《云南的响声》《孔雀》《十面埋伏》等作品，以独特的舞蹈意象带给观众深刻的艺术感受。在新时期个性化主导的舞蹈实践中，杨丽萍将民族艺术与现代意识完美结合，开拓出新的舞蹈创作道路。 1986年，张继钢编导的民间舞蹈《元宵夜》获首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大奖，为山西省赢得历史上第一块国家级舞蹈奖牌。《元宵夜》成功后，1987年张继钢与人合作完成舞蹈诗作品《黄河儿女情》，开创“黄河派”舞蹈，轰动海内外。1991年，由他创作的舞蹈晚会《献给俺爹娘》不仅造就了新时期舞蹈艺术的难得高度，同时也让舞蹈艺术拥有了艺术表达上的思想深度。伴随着当时文化“寻根”的热潮，张继钢充分调动了他在故乡山西的生活感悟及在北京舞蹈学院求学时积累起来的丰沛艺术涵养，从文化角度切入，让舞蹈作品拥有了哲理思考和人文理念，成就了一个时代的典范。 《黄土黄》《俺从黄河来》《一个扭秧歌的人》《好大的风》等，每一个作品都呈现出深刻的表现力度。《黄土黄》的结尾处，众生沉浸在乐观而入狂的安塞腰鼓舞动之中，巨大的黄土地背景缓缓下落，映衬着黄土地上的民众不断升高，这时，一位汉子匍匐在大地上，捧起一掬黄土拥在胸前，贴在脸上，又奋力抛向天宇。这样一个场景总令人无法忘却，那份“面向黄土背朝天”的根之意识，那份中国人何以为中国人的道理，直指人心。张继钢用他的舞蹈讴歌了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华夏土地之上的芸芸众生，也为舞蹈所能达到的表现深度揭开了不凡的一页。从张继钢的创作中，除了能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特色，还可以看到创作水平的日益进步，大量新鲜的创作手法和细节被他用来演绎自己的思想，而这份新鲜的舞动体验却也是中国舞蹈在新领域不断取得进步的良好体现。 （四）现代舞的粉墨登场 20世纪80年代末期，广东舞蹈学校开启了系统的现代舞教学，吸引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舞蹈学子。这个成立于1959年的舞蹈学校，在1987年开设了国内第一个现代舞专业，成为中国现代舞的摇篮。随着现代舞教学班的不断成长，现代舞的种子开始在学生们身上慢慢发芽，其中一位学子就是后来在中国舞坛上拥有无数追随者的中国现代舞开垦者、北京舞蹈学院的王玫。 王玫早年曾学过芭蕾、民族民间舞，但却对现代舞情有独钟。她以一种常人无法领会的冷峻和严谨让现代舞成了一种自我表达的工具，舞蹈在她的眼里已经俨然成为一个具有超高价值的试验品。拥有哲人般对问题刨根究底的执念和对身与心交融化一的追索，让她开始了自己迥异于人的舞蹈探险，创作出一大批现代舞作品，如《雷和雨》《天鹅湖记》《流行歌曲浮世绘》《洛神赋》，等等。王玫以其大胆的创新和积极的进取让现代舞成为中国舞台上的一个新舞种。同时，在这样一种舞蹈创作氛围下，当代舞一跃成为中国舞坛的主流舞种之一，《刑场上的婚礼》《走·跑·跳》《天边的红云》《那年剪短发》《士兵与枪》《穿越》《士兵兄弟》等作品以当代的审美品质和意气风发的昂扬意趣，成为展示当代人心怀的最佳途径。不久这个舞种进入了全国舞蹈比赛的系统之中，从机制层面上保证了它的不断落地和持续走高，进而为中国舞坛带来强劲的活力。当代舞与古典舞、民族民间舞以及芭蕾舞并驾齐驱，在通向新世纪的赛道上展开了良性的互动和竞跑，为新时期的舞蹈画卷勾勒出不尽的审美意象。 四、大展宏图的繁荣时代 世纪之交，万象更新。新的千年开启了又一个让中国舞人大展宏图的时代，积蓄已久的力量获得了再次迸发。2002年，文化部主办“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推出了一批优秀舞剧作品如《红梅赞》《大红灯笼高高挂》《风中少林》《大梦敦煌》《一把酸枣》等，这批迎着新世纪的朝阳成长起来的舞剧作品，让舞蹈界气势大振。不但像门文元这样的老将风头不减，一大批中青年编导也开始挑起舞剧创作的大梁，陈维亚、张继钢、杨威、张弋、刘小荷等代表性人物，让中国舞坛上大型舞作出现了崛起态势。从创作角度来审度，这一时期的舞剧作品无论在选材还是在创作上，都具有较好的呈现效果。 2013年底诞生的国家艺术基金为中国舞蹈创作增加了推动力量。这个国家级的基金每年以巨额资金资助中国的艺术创作，就舞蹈领域而言，每年都会有十几部大型舞剧和一批舞蹈作品获得资助。在国家艺术基金的强力支持下，出现了一批内容和形式堪称不俗的佳作，如《沙湾往事》《泥人的事》《长风啸》《青衣》《十面埋伏》《朱鹮》《戈壁青春》《库布齐》《浮生》《风筝》《莲花》《草原英雄小姐妹》《哈姆雷特》《李白》《杜甫》《记忆深处》《雪域天路》《天路》《天之路》《井冈·井冈》《尘埃落定》等。在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下，中国舞蹈的面貌整体上出现向好的态势，从院团到院校，新生力量不断成长，新的作品不断出现，与世界舞剧业的寒风萧瑟形成强烈对比。 院校的舞蹈教育事业更加积极地加入创作行列并成为推动中国舞蹈发展的重要力量，让舞蹈界获得了又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开辟出一方崭新的天地，一大批呈现出时代光芒的作品不断从校园跃入世人的眼界。东北师范大学作为“领头羊”，佳作连连，其中的女子群舞《中国妈妈》让人们看到了她们攀登艺术高峰的努力。 《中国妈妈》是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学院于2009年创作并首演的。编导王舸、韩真；主要演员王玉、胡晓旭、张佳雯等。该作品用一个短小的篇幅挖掘了极为动人的深刻主题，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国妈妈抚养日本遗孤长大成人的故事，将中国母亲拥有的博大胸怀和宽厚品性通过这个具体可感的舞蹈形式表现了出来。作品以炽烈的情感讴歌中国人民的美好情操，其深刻的含义和高超的艺术感染力，成为一段时间以来舞蹈界不多见的优秀作品。 与此同时，中国舞坛上一大批新生代编导相继亮相，为新时代的舞蹈图册平添几分热闹的影像。邓林《泥人的事》、佟睿睿《水月洛神》、苏自红《牛背摇篮》、李楠《弦歌悠悠》、田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王佳敏《踩云彩》、张云峰《再别康桥》、赵小刚《爱莲说》、胡岩《少年聂耳》、王媛媛《惊梦》、孔德辛《孔子》、傅小青《喜鹊喳喳喳》、谢飞《南京·亮》、赵梁《警幻觉》、韩宝全《李白》、格日南加《阿嘎人》等大量佳作出现，显示了舞蹈界活跃的创造力。多元的艺术触角和探索，新颖的观念和手法展现了“这一代”编导的审美旨趣和艺术偏好。 此外，中国艺术节中的“文华大奖”和“群星奖”、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荷花奖等大型舞蹈节庆和赛事，都助推中国舞蹈舞剧作品从高原向高峰的不断攀登。毫无疑问，这些高水平的展示和竞技平台成为世人关注中国舞蹈进程的重要视角。 结语 中国当代舞蹈70年的历程，恰似一条浩荡的大河，它在永不停息的流淌中泛起了朵朵富于时代特征的浪花。这些飞跃而闪亮的浪花，凝聚着70年来一代代中国舞人的期许和汗水，凝结成中国舞蹈历史纪年的基本表征。回望70年，时代风云不断变幻，但中国舞蹈艺术的景致未曾有过缺席，它始终以优秀的创作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始终以美的内涵和美的姿容丰富着中国人民的生活。今天，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中国舞蹈界正在通过自身的努力，用优秀的舞蹈艺术创作去热切奔向艺术的高峰，并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注释： [1] 1953—1954年，该会改组为“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1960年又改名为“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1979年改为今名“中国舞蹈家协会”。参见王克芬、隆荫培：《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177，217、254、353页。 [2] 王克芬、隆荫培：《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第182—183页。 [3]“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简称“舞运班”），由中央戏剧学院于1951年3月在北京设立，吴晓邦担任班主任。 [4]“崔承喜舞蹈研究班”（简称“舞研班”），由中央戏剧学院于1951年3月在北京设立，朝鲜舞蹈家崔承喜担任班主任。 [5] 王克芬、隆荫培：《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第205页，第208—209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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