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版本的歌剧《白毛女》剧照
◎ 以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诞生的《白毛女》为代表的一批民族歌剧是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最重大艺术实践之一。一方面，《白毛女》扎根于民族民间音乐的美学原理仍然是中国歌剧今天乃至未来必须坚守的创作基本点，但是另一方面，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民族歌剧作为毛泽东所说的在当时条件下“有限的提高”、作为“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的艺术作品，尚有待于在形式上，在创作技巧和表演方法上，取得突破性的、与时俱进的“提高”。
◎ 我们今天注重“提高”，绝不意味着过去的民族歌剧（包括秧歌剧）就失去或减少了艺术价值，而是要继承和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歌剧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把得之不易的、通过几代歌剧人的努力而积累的宝贵经验，特别是扎根于民族民间的内涵与形式的美学原理，用于新时代的歌剧创作。同时，要高度重视中国歌剧所积累的经典剧目，以各种形式推陈出新，经典与创新并举，使经典与时俱进，为经典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臻完善，达到新的高峰。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文学艺术跟社会的核心价值有着本质的关联，二者交互作用。鉴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毛泽东主要阐述了二者的显性关联，而较少涉及隐性的或较为曲折的关联。艺术社会学告诉我们，观察和理解任何艺术作品，都无法脱离作品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创作可能会以非常积极的姿态直接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这样一种能动作用，决定了文学家和艺术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创作出内涵深厚、艺术高超的传世作品。今天，我们在强国之路上呼唤文化振兴之际，文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紧密关联又一次凸显出来。
歌剧作为一门几乎集中了所有文艺门类的“总体艺术”，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成为衡量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化综合实力的重要“标杆”之一。这也成为不久前文化部主办的首届中国歌剧节上专家学者与文化部官员们的共识。理所当然，“普及”概念的孪生概念“提高”，应该前所未有地进入创作和评论的前沿。在这个时刻，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普及与提高”关系的论述，适逢其时。
毛泽东《讲话》“结论”部分五大问题的第二个问题专门论述“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其中有一段经典句子，即“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个句子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前三十年以“普及”为重点的文艺工作的理论出发点。生活在今天全新的时代，面对新的时代要求，我们有必要完整地阅读毛泽东的原文，即在文本的“语境”（context）中来尽可能全面而准确地解读作者要表达的本意。毛泽东说：
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这段话之前，毛泽东对“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做了充分的阐述。他说：“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因为当时参加革命的群众普遍“不识字，无文化”，“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
《讲话》所处的时代与文化背景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民族危亡，救亡图存，在这个时候侈谈“提高”无异于“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二、“革命文艺”的“工农兵”受众竟然大都是“不识字，无文化”的文盲（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著名的延安秧歌剧《夫妻识字》就是这一背景的直接体现。不过，毛泽东显然已经超前意识到，从长远看，文艺的常态发展不能受制于这个非常态的时代与文化背景，所以他紧接着调转头来指出：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
在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还是文盲、国民低层次文化素质的那个严峻的年代，毛泽东已经看到了更远：
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以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诞生的《白毛女》为代表的一批民族歌剧是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最重大的艺术实践之一。一方面，《白毛女》扎根于民族民间音乐的美学原理仍然是中国歌剧今天乃至未来必须坚守的创作基本点，但是另一方面，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民族歌剧作为毛泽东所说的在当时条件下“有限的提高”、作为“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的艺术作品，尚有待于在形式上，在创作技巧和表演方法上，取得突破性的、与时俱进的“提高”。
今天的中华民族，已经摆脱百年积弱，实现了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所憧憬的目标：“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的“不断地提高着”的“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在今天已经提高到了如此程度：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人大多数是文盲的状况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是全然陌生的。因此，我们今天谈论文化发展，不仅要跟自己的近代史作纵向比较，而且已经到了可以尝试跟世界文化的发展水平进行横向比较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的思维仍然惯性地停留在以“求生存”为主的阶段，那就不仅可能出现毛泽东所比喻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的尴尬局面，甚至还可能出现倒挂：教育者的水平低于被教育者的水平。因此，今天我们继承并发展《讲话》的思想，就必须明确“谋发展”、比肩世界一流的意识。
作为高端艺术的歌剧，将音乐（歌唱+交响音乐）与戏剧结为一体，同时包揽或调动其它各类艺术，能够产生至为强大而深刻的艺术感染力，能够产生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对心灵的强烈震撼力。古人说，歌咏言，诗言志，乐传声。当这三者在最为精致的艺术形式中结为一体时，其所释放的威力无远弗届。因此，优秀的歌剧作品有利于增强国家“软实力”，有利于树立和宣传国家形象，可以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名片”，将对文化强国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歌剧发展史证明，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歌剧事业，十分重视歌剧服务于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特殊作用，十分重视通过歌剧艺术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歌剧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繁荣的现状面前，我们还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承认，我们还拿不出可以登上世界舞台中央的高水准作品。还需要踏踏实实做许多艰苦的努力。通过这些努力，我们要创造出能够跟国际模式接轨的优秀中国歌剧。这样的“中国歌剧”，具有中华民族的独特气质和品格，展示中国文化的精神，体现中国的音乐灵魂，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听觉习惯。
艺术质量是新一代的中国歌剧在世界舞台上能否站得住脚的关键之关键。为此，建议我们的文化艺术主管部门从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采取重大措施，跟进艺术创作，狠抓艺术质量。
我们今天注重“提高”，绝不意味着过去的民族歌剧（包括秧歌剧）就失去或减少了艺术价值，而是要继承和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歌剧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把得之不易的、通过几代歌剧人的努力而积累的宝贵经验，特别是扎根于民族民间的内涵与形式的美学原理，用于新时代的歌剧创作。同时，要高度重视中国歌剧所积累的经典剧目，以各种形式推陈出新，经典与创新并举，使经典与时俱进，为经典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臻完善，达到新的高峰。
今天，我们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过去好得多，歌剧创作和表演的技术水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我们的视野也更加广阔。让我们努力争取早日创造出能够加入世界歌剧艺术主流的中国歌剧！强国呼唤高端精品！
（作者系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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