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艺活动体制化的三重批判
时间:2024/11/28 05:11:32 来源:《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作者:张荣翼 点击:次
【内容提要】文学的体制化是指文学活动中的创作、阅读、评价等活动被纳入到了规范化、程式化范围，它是文学活动由经验方式转到制度方式的必然产物，它对文学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它也有一些弊端。本文分别从伦理角度、美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对之进行了批判。在这一论述中，涉及到当前文学的一些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所以这既是对于问题的专论，同时也有一种开阔的学术视野。 【关 键 词】体制化/批判/伦理/美学/社会学/扭曲/畸趣/短视 【作者简介】张荣翼，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体制化是当今社会面对的一个普遍问题。所谓体制化，实质上指现代工业社会以来，管理部门在对物的方面实行量化管理和在对人的方面实行韦伯所说的科层化制度的一个结果。在这种体制化的格局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荧屏上乔丹为阿迪达斯球鞋摄制的广告，他的那个飞身一跃又侧身扣篮的动作，可谓美妙绝伦，但这一扣篮永远也排不上乔丹篮球生涯的美妙瞬间的范围，因为它不是在篮球比赛的实战中作的扣篮。这里，比赛尤其是正式的职业比赛是球员考绩的基本方面，而非比赛的场合则不能作为考绩依据，这就是体制化的实质。也就是这种体制化，一个人即使博览群书，但没有经过一个教育部门来确认，这种饱学就不能有社会的肯定；反过来一个人即使学业平平，基本不读课堂教学之外的书籍，但教育部门的考试评定中成绩合格，则也可以有一种学术资质上的证明。体制化是社会由人治进入到法制，社会管理由经验方式转为制度方式时的必然产物，在此意义上它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但是，任何社会进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或许体制化对于文艺活动方面的影响就是这种代价的一个方面。 一、文艺活动体制化的涵义 文艺活动的体制化，就是指文艺活动被纳入到体制中，它是根据体制的要求来表达、产生的，而在这一过程中，文艺活动的理想化目标即对美的追求，对人情感的抚慰，对人心灵的关怀等，都被置于一种附庸地位，甚至是被遮蔽的。这种体制化作为普遍的趋势、状况是现代以来的产物，但它的萌芽却是在古代就已出现了。 鲁迅先生就文学起源问题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早先的文学是人们在劳作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如大家抬一块大的木头，为了协调动作，就有人喊“杭育杭育”，它再配上一种曲调，就成为了当时人们的诗和歌谣。这当然是对古代人们生活状况的一种推测，不过它在现今的未开化民族的部落生活中可以找到相应痕迹。在鲁迅先生所说的阶段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设想在部落中人们不是在劳作中，而是在劳作之余或工作的间隙，用唱歌、讲故事的方式来消遣娱乐，可以设想部落中的老人已失去了强壮的体魄，他们不再同年轻人一起扛木、狩猎、耕作，而是在家看顾孩子，他们既是为了自己的消遣，也是为了承担一份家族的责任。他们将自己的生活经验用多种方式，包括讲故事的方式传达给下一代人，实现一种朴素的教育工作。在这里，文艺成为了家族繁衍、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作为人的群际认同的基本范型，它是有着体制化因素的，正是在体制化方式中，文化才有一种坚实的外壳，并且才便文化通过直接言说和影响人心理的方式，铸造着该文化各个个体的精神生活的方式。大体而言，文艺的体制化经历了几种不同历史时期的状况。 文艺体制化的第一个阶段是书面文学的兴起。在书面文学中，改变了以前口口相授的文学传达方式，可以使文学的影响和流传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在经历了若干世代后，还能够保存下来。书面文学在大大便利了文学传播，改进了原先口头文学的简单性之后，它也对于口头文学有着根本的改造。罗兰·巴尔特指出，“所有写作都表现出一种与口语不同的封闭的特征。写作根本不是一种交流的手段，也不是一条仅仅为语言意向的通行而敞开的大路。”[1]（P443）在口头文学的表达中，讲述者与听者之间都有口语作为共同的联系纽带，讲与听双方处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地位上，而在书面文学的表达中，写作的人采用文字来传达意思，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处在失声的状态，因为读者的任何提问，反诘都根本不会在书页上留下痕迹，假使读者在书页上批注，那么这也基本上是给自己看的，起到阅读提示、总结和备忘的作用，大多不会再对作者产生影响。在书面写作的表达中，读者作为接受者，没有带上自己相近的一个世界来面对文本，他象是被抛进了文本之中，不能有着自己的依峙。还有一个重要差异在于，在口头文学的表达中，用该种语言的人都能参与到创作中，而在书面文学兴起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识字只不过是少数人的特权。写作和阅读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在写与读二者关系中，写作又处在更高的位置，它是古代社会“三不朽”的内容，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2]当写作被誉为一种有永恒价值的行为时，与写作有关的阅读行为就只不过是一次对于该活动的“朝圣”了。在这一阶段体制化的主要表现在于，它给文学的写作活动赋予一种崇高感，然后又将作者个人并不都能承受的道德感、社会责任心赋予作者。作者在执行这一使命时，往往只能处于“受命”之后为圣人“代言”的境地。 文学体制化的第二个阶段是同“文学出版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文学出版制度是从广义上而言的。它产生的一个参考日期是以1755年的一次事件为标志。当时英国作家、批评家约翰逊博士给一位贵族写了一封公开信。他自从在剑桥大学辍学之后，就走上了为报刊撰稿等文字工作的路子。他在筹备编纂《英语词典》时曾向一位贵族发出了赞助请求，但遭到冷拒，几年之后，约翰逊已成为英国著名作家，他的《英语词典》也已接近完成，于是该贵族向约翰逊表示可以重新考虑赞助一事，但约翰逊写了一封信作出自己的回答： 阁下：自我登门侯见并被逐出大门至今，已有七载；在此期间，我在一种现在无需抱怨的困境中继续工作，并且在孤立无援，耳不闻片言只语鼓励话，眼不见一丝善意微笑的逆境中，终于把词典编到出版指日可待的地步。[3]（P61） 约翰逊拒绝了贵族资助，他是将自己的著作推向图书市场，以图书的利润分成方式同书商签约完成出版事宜。在这里，作者原先是同资助者个人发生关系，而当作者同书商联系后，是按照市场运营的方式走向了社会，社会在这时不是凭个人兴趣或善心来行事，它有一套生产、销售中的规则，这种规则包括图书的市场预测和定位，包括对作者的品牌包装等方面，作者必须按照相应的商业性的机制要求来办事才有工作效率。广义的“文学出版制度”也涵盖到文学的用人制度上。中国古代实行的科举制中有“文学科”，它是要选拔出有优秀文学才能的人才来充任官僚，在这时对文学除了有文艺的、审美的衡量标准外，还要加上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一旦参试者进入选拔程序中，则官僚体制、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方面的规范就成为一套权力话语来支配着参试者的写作。写作成为了鲁迅先生提出的“敲门砖”，它的工具性质使之成为了一种体制化的附庸物。这种“文学出版制度”下的体制化，在我们今天的文学中也有一些体现，如从图书销售排行榜来看待作家创作的影响，这是侧重市场与社会的方面；而从作家的评级（评定职称）、作协管理制度等方面来看待作家地位，则又是侧重于体制内的状况。 综上所述，文学活动的体制化，在根本上而言是指个体性、情感化的文学活动被纳入到规范性、普遍化的范围来加以衡量、评定并规约的过程和体系之中的状况。 二、伦理批判：文学体制化的扭曲 文学的体制化在文学发展进程来看有其必然性，它是文学在走向专门化、精致化进程中必须采取的举措，在一些具体事例来分析则更是具有进步的性质。如约翰逊当年断然拒绝贵族的资助，这是作家走向市场，不听命于资助人的个人授意，而是听取广大读者公意，体现了文学中的民主性要求。不过，这些只是文学体制化的副产品，文学的体制化究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对于个体的压制与攫夺。 阿尔都塞在论述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中，对于意识形态的功能有这样一个说明： 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比如奉独一无二的绝对主体之名把个体询唤为主体——都是映照，即都是镜像结构。……意识形态就这样使个体臣服于主体，同时把他们引向主体；每个主体都能在主体身上熟视自己（现在和将来）的形象，并从中得到一种他们的确与他相联系的担保。[4]（P661） 在这里，阿尔都塞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机器的统治功能的一环来看待的，即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是暴力的方式来征服或慑服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则除了给予前者以合法性的支撑以外，另外就是赋予社会的各个个体以一种精神上寄托的对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空间上是狭小的，在时间上是短暂的，当我们面对着复杂的社会时，我们从个人的经验只能看到一些片段而缺乏对于社会和生活的整体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体系，则给予了我们每个个人以整体观照的承诺，我们从意识形态的镜像中来寻觅现实生活的对应物，并自认为是寻觅到了生活的某一真谛。当社会把文学纳入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整体结构中时，文学成为一种基于本性应唤起的个体的意识，但它又是以群体的名义来加以言说的，个体意识是要融入到所谓群体的思想中才有合法性。在这一逻辑中个性就成为抽象的出发点，而具体方面则是群体话语的空间。我们知道，在哲学层次而言，普遍状况是个别状况的集合后的统计，普遍性要经由个别性来体现，个别性才是事物的具体存在方式，但在文学体制化的框架中，则是反之，个体成为了抽象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扭曲。 海德格尔曾写有《对荷尔德林的诗的解释》一书，在该书中，他将诗人荷尔德林的五个观点作为重要提示来加以研讨。其中前两点是，写诗“是人的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和“人类拥有了最危险的东西——语言”。写诗要依赖语言表达，它是纯真的，但他恰恰又把语言视为人类最危险的拥有物，这一矛盾的状况是如何生成的呢？海德格尔指出，“在语言中，最纯粹的东西和最晦暗的东西亦即最复杂的东西和最简单的东西都可以用言辞表达出来。”语言是作为人的一种财富，即作为表达的有力工具，可是“语言不仅只是工具，不只是人所拥有的许多工具之一种；正是语言才提供了人处于存在的敞开之中的最大可能性。”[5]（P587）这里涉及到一个哲学传统的问题，即人的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在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理论中，是把基督徒皈依上帝后分沾的神性或沐浴到神性的光辉作为人的基础，文艺复兴将该基础挪到了人的思维的本性上，而人的思维是语言来编织、架构的，人只能在语言世界划定的范围内思维。因此，由思维的明晰、条理的特征，赋予了语言一种“纯真”感；但又由于语言也可以是掩饰真相的托词，以及它构成了人的思维的可能性的地平线，语言中不被表达、涉及的，也就是思维未曾看顾的，语言成为了人的思维的可能性的限界，在最终意义上也就是人的存在的最大可能性的限界。从它规定了人而言，文艺复兴运动摆脱教会统治，标举大写的“人”字，也不过是由语言书写的，因此语言作为人的拥有物；也就是对人充满了危险。 具体到体制化对于人的扭曲作用来说，那就是经由体制化之后，那种鲜活的、独特的，对人心灵有抚慰作用的文学美感，变成了模式化、规范化，预先测定了人的心理类型之后，设定的某些专门针对人的心理欲求而制作的模块。读者在面对文学时是以自己的心灵来感受、体察、领悟；可是作者却是以老谋深算的设计来赚取读者同情。也许作者也可能有传达时的诚意，但在体制化的生产与传播中，作者及其作品可能是被包装起来，是以某一类型文艺供应品姿态出现的，即实际效果就是以设计来面对个体心灵。它对于作者创作活动的自由是一种扭曲，对于读者感受的个体性也是一种扭曲，即这里的个体是以“主体”——一种一般化、非个人化的存在——来看待的。 体制化施与文学后，是对于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心灵活动造成了扭曲，进一步说也是对人的异化。他一方面是以虚拟化的倾诉来面对个体鲜活的心灵，把个人的不同特点挪入到一些基本模块中去加以整合，另一方面还在重塑人们的心理结构。加拿大学者德克霍夫从电子文化对人影响的角度指出。“我们的心理现实不是一种‘天然的’东西。它部分取决于我们的环境——包括我们自己的技术延伸——对我们施加影响的方式。”[6]（P5～6）在一个新闻媒体覆盖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时代，人们观看世界时已不是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现实，而是看媒体的报道来感受现实。对一个在传统文化中生活的人而言，出门看天色是他们生活的常识，他知道从天色看出晴雨和气温升降的变化，而我们今天是从广播、电视、报纸上的天气预报来得到相关判断，我们出门时也可以有对天气变化的把握，但这一把握不是由我们自己去判断的。别人的思考、分析代替了我们自己的思考、分析，我们可能并未觉得这有什么异样。但当一些特殊情况下，我们无从由媒体得知天气预报时，我们已失去了看天色的能力和基本经验，我们的感受降到了弱智的水平。试问一下关于文学阅读中的热点问题、畅销书之类，它的背后是否有文学发行机制促销动机的炒作？或者在客观效果上是否有这种因素？它不是为了读者而存在，但却是针对读者而运作的，在这里就有一个重铸读者心理的问题，广大读者正是要在媒体宣传的文学热点中才感受到文学的律动。但是，它是一种扭曲了的文学的律动。 三、美学批判：文学体制化的畸趣 文学体制化同文学的专门化、社会分工以及文学的产生机制等相关联，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产生了大量精致的作品和让人无法忘怀的大师，这是在原始社会中同日常生活连为一体的口头文学所无法达到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文学又是以一种狭小的文化经验，以一种脱离了人的感性需要的体制化的方式生产出来，由此表达出来的文学趣味同人在正常条件下的审美趣味就可能有着差异。以中西文学传统中分别推重的意境和典型来说，就是对生活经验的一种遮蔽。西方文学从“模仿”文艺观建立了典型论的评判标准，中国文学从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中建立了由意境来看文艺的评定指标。但是典型是一种极端状态，意境是一种隔绝了现实烦恼和纷扰的屏蔽状态，它们都不是从反映现实、师法自然的出发点可以作出解释的。如果说文学反映现实生活是文学的一个基本属性的话，那么，我们阅读中西的传统文学作品不是通过作品来看现实生活，而是由作品来看从什么方式来看生活，“看生活”成为了“看‘看生活’”，在这里阅读对象有了根本的变化。 俄国形式主义从美学上指出了文学的这种偏离，他们称之为“自动化”的写作。即作者在表达时虽然也有他自己的思考，但在很大程度上，他是把这一思考专注到了对象上面，而对于表达它的语词材料则几乎是从下意识角度自发地涌现出来，这就使得读者难以体验到语言的美感。什克洛夫斯基指出，“那种称之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就是为了要恢复生动感，为了要感觉事物，为了使石头更象石头。”[7]他从要恢复人对世界的丰富感受性的角度，提出了文学和艺术在表达时的陌生化。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被磨蚀了的对世界感受的新奇感是艺术活动、艺术产品中应加以修复的，这一见解的思考角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如马尔库塞关于“新感性革命”的倡导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理论深化。 马尔库塞是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异化本质的批判来展开论述的。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的彼岸。”[8]（P926）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悖论关系，即精神生活过程更能体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特性，但是精神生活又是受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的，物质生活与物质生产与自由王国异在的特性，使精神生活与生产也难以充分的自由。关键在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与劳动、生产者与产品、生产动机与生产的使用效能相分离的生产，在这种分离中，关键处是生产者与自己的产品之间是一种异在的关系，劳动产品是凝结着生产者创造性特质的，从审美角度看这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体现了人的创造的能力。艺术生产作为生产属于精神生产的大范畴，它有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特性，但是物质生产的基本规律对于艺术生产也要发生作用，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对劳动者自由天性的约束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在艺术生产中打下烙印。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既然精神生产才有更大的自由空间，而精神生产又受到物质生产制约，因此自由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或彻底实现人的自由。他说，“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9]（P460）马克思是把艺术问题放到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大背景中来看待的，他对于艺术中不合理状况的批判，同文艺的体制化是相关的。马尔库塞则提出艺术中进行的感性革命，如果说在阶级社会中是政治的意识形态渗入到包括文艺在内的各方面的话，那么这一新感性革命则可说是“审美对政治的入侵”，马尔库塞分析：“在黑人语言中，出现了一场全面的语言学反抗，它冲破语词被运用和被界定的意识形态的语境，进而把这些语词放入另一个对立的语境中，也就是说，放入对现存语境的否定中。”[10]（P116—117）如在欧洲语言中，白色象征纯洁，黑色象征晦暗、粗鄙、虚伪等，黑人语言就是要颠覆这一秩序。黑人作为原欧洲殖民地的住民，他们采用了欧洲语言作为自己国家的官方语言，但是颠覆传统文化的象征价值，宣传“黑的就是美的”，将黑色性这种文化中的禁忌变为文化中的理想。如果说白色性的欧洲文化在文艺中以贝多芬、舒伯特的抒情乐章可作表征的话，黑色文化则以布鲁斯音乐、摇滚乐等可以作为自己的代言者。在这里感性中的革命实现了原先要等到社会秩序变革后才能达到的目标，并且要促动社会的变革。马尔库塞的观点代表了西方的左翼批评家对于文学的见解，其中有着激进甚至可能偏激的一面，但在分析文艺中的症候方面还是有深刻性的。 体制化对于文学造成的畸趣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就主观方面而言，它起到了塑造人的文化感官的作用。人的感官是以生理感受机能作为基础但是感受的方式和关注的焦点是受到文化熏陶和引导的。就象中国人欣赏莲花出于淤泥而不染，而日本人则认为莲花的妖冶是植根于淤泥，不应受到称赞。体制化的文学不顾及到每个人、每一文化阶层在文艺感受上的差异，它是以同一视角来描写对象，尔后又将这一描写以“审美”的名义来面对公众，给本来有不同视点的人以一种普遍化的经验天地。这种消除差异的方式同统治阶层要求的社会整一感是同构的，但它是以牺牲个人感性的代价来换取虚拟的整一感。 就客观方面而言，它使得生活的实貌受到屏蔽。当文学以某一方式来描写生活时，就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它在关注生活的某一方面时，就是说这些方面是有意义的，其他方面没有写到，不是文学的过错或力所不及，而是它们本来就不值得写，是属于无意义的方面。就象英雄是雕塑歌颂的对象，而普通人往往难以进入到雕塑中，他们至多只能作为群体中的成员被偶尔提及。在这里，布尔迪厄说的一段话可被视为文学体制化的极端的表达。他说，在一次政治集会中，50个恰到好处的游行者在电视上表达了5分钟，如果它被全球播映的话，其影响不亚于组织了一场50万人的大游行。[11]（P22）在这里固然有着电视报道起到的媒介传播影响，但同时也还有“聚焦”作用，即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说，他们已习惯了从媒介报道来看待事件的意义，50万人的大游行在街头出现，只是一个“现象”，而在媒介报道后它才成为一个“事件”。可以说，文学的体制化在表达中也就是起到了类似作用。 四、社会批判：文学体制化的短视 文学的体制化除了有以上道德的、美学的罅漏之外，它还有着社会意义上的缺陷，这一缺陷可以在文学社会作用的承担上体现出来。 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上，早在中西文化的前期文明阶段就有过自省。柏拉图提出的文艺与教化的关系上，虽是对文艺作出了基本否定的见解，也还承认了有些颂神的音乐可以保留，其立论的出发点就是认为文艺可以起到陶冶人心的作用，只不过这一作用在许多情形下是负面的，引起了他的反感。中国孔子提出“不学诗，无以言”，这并不是说在人们说话时都得引用《诗经》中的语句，而是强调通过学习《诗经》，可以在语言表达上受到熏陶，从而在自己言说时可以达到“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文学的这一社会功能，除了作者对于世人的劝戒之外，还在于它是一种具有形而上价值的“求道”的活动。正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言：“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雎鸠之于好逑，木之于贞淑，甚而熊蛇之于男女，象之通于《诗》也。……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12]在这里，“象”是道的外显形式，文艺作品通过对“象”的描绘而达到对道的体悟，可以说也是一种致知的方式。在这种对“道”的体悟中，作者在创作中也就是在进行一种精神探索，将这一探索以作品的方式传达出来，对读者也有很大教益。 但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在整体运动轨迹上是走了一条下行的曲线。笔者在论文《论文学创作的四种意识》[13]中，列出了铸造、烛照、逐潮、触骚四种有代表性的创作状况。铸造是将文学作为铸造人心灵的模具，它以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作为代表。烛照是将文学作为启导人的方式，它以文艺复兴运动的文艺作为代表，其功能已低于前一时期，文学已不是象造物主那种作用，而象是一位导师在引导学生。逐潮是文学追逐着社会的潮流和时尚，文学已成为随波逐流的活动，它以近代文学同商品生产结合作为重要成因，在这时，作者是以文学作品的销路作为重要考虑，而在图书营销中就有必要不断推出时尚之作，以使读者猎奇心理同阅读动机挂起钩来，逐潮是以读者为促销对象，其促销的参与者包括作者、出版机构、发行者，他们直接与图书利润状况相关，另外还可能包括一些职业批评家和大学体制中的文学教师，他们需要有不断推出的文学作为自己言谈的对象。触骚则是文学描写人的无意识欲望中的方面，其理论依据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以性本能作为无意识的核心，因此这类文学中常以性心理描写或其变异的方式作为文学主题，以“触骚”言之算是切题，这类描写容易调动人的阅读欲望，也是文学面对市场时的有力卖点。在这一个随着时代推移而下行的曲线中，恰好也就是文学体制化逐渐强化的上行曲线与之相衬，即越是文学上体制化的强化，则文学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要求反而是更淡化。 法国作家、新小说派创作和理论的倡导者萨罗特曾说，“过去，读者和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人物相互了解，并且从这个牢固的基础出发，一起共同致力于新的探索和发现。可是现在，由于他们对小说人物采取怀疑态度，彼此之间也不能取得信任，结果他们在这被破坏了的领域中相互对峙。”[14]（P238）“一起探索”进行一种对人生的体验和思考，这是文学曾致力于此的目标，而它的受到破坏有多方面缘由，包括文学的焦点透视在揭示生活的真谛时，是以清除大量的生活实貌为代价，而被清除的部分换从另一角度看也许有着并不次于已写入文学中的生活的重要性，也包括文学面对读者市场时，是以读者阅读兴趣作为参照指标，而读者所感兴趣的东西，同揭示生活真谛、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并不都能吻合，当以读者欢迎程度作为作家努力的重要方向时，则就付出了这一方面的代价。 应该说，在体制化对文学的束缚中，作家们也进行过一些矫正性的工作，如反对文学的商品化趣味，重新重视对人感官形象的塑造，抵制畸趣的艺术表达，强调文学的个性因素，等等。但是在体制化的时代，以个人的努力来抵制和抗拒体制化造成的影响，其作用只能是局部的，并不能从整体上解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只不过成为一种牢骚式的表达。有人曾指出，“从我的社会学角度看来，大众音乐是对知识分子问题，而不是对年轻人、穷人和无产阶级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一种仪式化的反抗。”[5]（P428）这种反抗是针对社会问题而来的，同时它也是对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体制化文学的一种坚决拒斥，但这一反抗的效果只不过是仪式化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再结合到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对南美亚马逊丛林中一个印第安部落——卡杜浮——的妇女面饰分析来看，该部落妇女生活在形式上实行母权制但实质上是由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中，在每年一度的妇女节庆狂欢中，妇女们抛开家庭琐务，在面部画出图案复杂呈左右对称的油彩，进行歌舞狂欢，这里图案的对称性是对男女两性平等的吁求，但她们的吁求仅限于在这节庆狂欢中表达，于是抗议的呼声是在仪式中进行和完成了，这使得妇女们在心理上获得了平衡，而在现实中却实行了妥协。仪式的反抗不是唤起而是替代了生活中的反抗行动。在此角度看，所谓知识分子或作家们的仪式化的反抗，大体上属于同一类型。 文学的体制化带来了文学的表层的繁荣，在其背后则有着一些应加以批判的症结。还应该说明的是，在今天文学所面对的问题中，体制化还同技术化对人文领域的压抑，同全球化对边缘文化群体和个体的剥夺等联系在一起，如果不先从体制化方面作出一些分析、批判，则这些后续的工作就少了必要的中介环节。 【参考文献】 [1]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A].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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