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阳戏曲刻书发展及贡献
时间:2024/11/28 08:11:58 来源:《戏曲艺术》 作者:罗金满 点击:次
内容提要：闽北建阳，既是福建，也是全国主要的戏曲刻书中心之一，在中国戏曲刻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刻书历史悠久，但戏曲刻书主要出现在明代中后期。建阳戏曲刻书，无论在刊刻类型、内容形式、版本革新、数量质量，还是合作交流等方面，都具有显明的地域特色。不仅对全国戏曲的发展和交流，戏曲文献及其它文艺资料的保存具有重要贡献，而且对福建古代版画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 键 词：建阳/戏曲刻书/发展/特色/贡献 作者简介：罗金满，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生，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戏曲与文化地理 历史上，福建刻书业曾高度发达，素有“福建本几遍天下”之称。明清戏曲刻书，是其中的重要篇章，按地域主要可分为四个：闽北建阳、闽南漳泉厦、闽西四堡和闽中东莆田福州等戏曲刻书。其中，闽西四堡和莆田福州的戏曲刻书主要在清代，而闽北建阳戏曲刻书主要在明代中后期。对闽南来说，虽然明代也出现戏曲刻书，但时间是在明后期；而且就当时广泛流传在闽南潮州一带的《荔镜记》，其刻本最先也是在建阳刊刻的来看，闽南戏曲刻书显然要比建阳晚些。历史上，建阳戏曲刻书虽取得显著的成就，但也一度遭到时人，尤其是一些文人学者的批评，因此其刻本并不为他们所重视和收藏，然而在当前存世的福建乃至全国戏曲刻本中，多数却是明代建阳版本。这在史料缺乏的今天，它不仅对福建，乃至中国戏曲文献的保存、研究，以及戏曲创作的推陈出新等，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一、明代建阳戏曲刻书发展及有利条件 建阳是福建省最著名的刻书中心，其刻书历史悠久，刻书业一度兴盛。南宋之时，建阳就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拥有“图书之府”的美称。元末明初，由于战争和社会动乱等原因，建阳刻书遭到极大的破坏和损失，但至明代中期又渐趋繁荣。在当今存世的众多建阳刻本中，宋元至明初的戏曲刻本未能发现，只有一些与戏曲相关的刻本流传，如元代建阳刊刻的《南村辍耕录》及散曲《乐府新声》等。而且在明万历年间建阳种德堂熊成治刻本《重订元本评林点板琵琶记》和熊龙峰刻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等书中，虽出现有“元本”的字眼，但因有“原本”与“元本”之歧义，也不能断定其为“元刻本”。据陈铎先生在《建本与建安版画》中介绍，“目前，发现最早的戏曲版画遗存是元末刊本《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卷。”“目前发现附有版画的元代戏曲本子，仅《西厢记》残本一种。”①但因未得确证，尚存质疑。 直到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开始出现了明确标有时间的建阳戏曲刻本，主要有詹氏进贤堂的《新刊耀目冠场攫奇风月锦囊》，建阳余氏新安堂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勾栏北曲荔镜记戏文全集》和余少江刊刻的《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评琵琶记》等三种。 万历年间(1573-1620年)，是建阳戏曲刻书最繁盛的时期。现知戏曲刻本主要有：闽建书林叶志元《新刊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书林南阳堂叶文桥《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闽建书林蔡正河爱日堂《鼎镌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书林朱仁斋与耕堂《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新刻浙江新编出像题评范睢绨袍记》，余绍崖自新斋刻明无名氏撰《新刊韩朋十义记》《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余象斗双峰堂刻《新刻芸窗汇爽万锦情林》六卷，熊氏忠正堂熊龙峰刻印明代余泸东校《重刻元本题评西厢记》二卷，书林熊稔寰燕石居刻印戏曲选集《秋江月》四卷，明代殷启圣辑《新锓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尧天乐》二卷，明代熊稔寰辑《新锓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二卷，熊氏种德堂熊成治刻《重订元本评林点板琵琶记》二卷，建阳书林廷礼、刘次泉刊梓戏曲选集《玉谷调簧》五卷，建阳刘龙田忠贤堂刻《重刻原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二卷，书林刘龄甫刻《梨园会选古今传奇滚调新词乐府万象新》四卷，书林萧氏师俭堂刻《鼎镌西厢记》《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汤海若(汤海眉)先生批评西厢记》以及《幽闺记》《琵琶记》《红拂记》《玉簪记》《绣襦记》《麒麟罽》《鹦鹉洲》《西楼记》《异梦记》《明珠记》等，闽建书林拱唐金魁刊刻戏曲选集《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六卷，书林陈含初存仁堂刊《刻李九我先生批评破窑记》二卷②、潭城书林王敬乔三槐堂刻《重校北西厢记》二卷、《投笔记》二卷，书林游敬泉刻《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二卷和《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二卷。 明末天启(1621-1627年)、崇祯年间(1627-1644年)，建阳戏曲刻书开始衰微，这是与当地整个刻书业的衰亡密切相联的。现知的戏曲刻本主要有：潭阳黄氏存诚堂刻《红杏记》二卷，潭邑书林岁寒友刻印元王实甫(王德信)撰《新刻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二卷、唐代元稹撰《会真记》一卷、佚名撰《蒲东诗》一卷、《新刻钱塘梦》一卷、《园林午梦记》一卷③；潭阳书林杨居寀刊《新刻宋璟鹣钗记》二卷，无名氏撰《红梨花记》二卷，高濂撰《玉簪记》二卷；刘氏忠贤堂刊刻《唾红记》；闽建书林德聚堂刻《小青娘风浪院》二卷、《小青传》一卷和题为明代冯小青撰的《小青焚余》一卷；书林四梓馆绣梓《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四卷。 到了清代，建阳刻书已接近尾声，虽一直延续到乾隆年间才彻底消亡，而戏曲刻书已很少了。当前可知的戏曲刻本只有一种，即清顺治间(1644-1661年)古潭广平堂刊《昆弋雅调》四卷，全题为《新刻精选南北时尚昆弋雅调》。 建阳刻书肇始于五代，兴盛于宋代，经历元代的继续发展与沧桑，至明代中后期出现了高度繁荣，明末清初开始走向衰微，一直延续到乾隆年间才彻底消亡。建阳刻书历史源远流长，而戏曲刻书主要出现于明代中后期，这与其发展的社会背景是有一定联系的。 首先，与明代中后期戏曲的发展繁荣有关。明代初期，朱元璋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在文化思想上实行残酷的控制，对戏曲的政策尤为严厉，这对戏曲的发展无疑是极大的损害，在戏曲刻书上也是不利的。明嘉靖以来，随着东南沿海资本主义性质的萌芽和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反传统精神的出现，中国社会内部出现较大变革，戏曲上，不仅民间戏曲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而且文人的戏曲创作和理论批评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对戏曲的爱好和加入戏曲创作或批评队伍，对中国戏曲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到了万历年间，戏曲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一是各地声腔剧种众声竞奏，不仅“四大声腔”之海盐、弋阳、余姚、昆山腔在继续发展变化，而且还在演变中产生了义乌、青阳、徽州、乐平等许多新的声腔。二是各地演剧盛况空前，戏曲创作出现了繁荣，理论批评蔚然成风。可以说，中国戏曲发展到此出现了高潮。随着各地声腔的发展，浙江、江西、福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戏曲发达的三大中心，而建阳地处三省要冲的枢纽地带，因其便利的交通与发达的社会经济，也成为外来声腔传播入闽的中心站。从现存的建阳戏曲刻本，其刊刻的多为当时南北各地流行的时尚声腔，如《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鼎刻时兴滚调歌令玉谷新簧》《新锓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新锓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尧天乐》等，便可见一斑。 其次，是市民阶层对戏曲刻本需求的增长。众所周知，民间书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没有很好的消费市场，戏曲刻本的大量刊刻是不可能的。宋元时期，我国戏曲已有很大的发展，民间书坊也出现了刻书的繁荣，但一般以刊刻日用书和应试书为主，而戏曲刻本至今未能发现，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明代中后期，随着我国商业经济的发达和戏曲的繁荣，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著名戏曲作家与批评家，并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戏曲作品，市民阶层对戏曲的欣赏能力及阅读需求也大为提高。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对戏曲的阅读需求，一些书坊主强烈意识到刊刻戏曲的有利可图。他们除了刊印应试用的四书五经、儒家典籍、医书等日常用书外，戏曲也成为其刊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商业利润驱使下的行为。 而从明代中叶社会考察，没有良好的购买市场，大量的戏曲刊刻就不可能出现。明万历《建阳县志》载：“崇化里书坊街，每月以一、六日集……书籍比屋为之，天下诸商皆集。”④可见，来此购书的应该是来自省内外的各地客商，有的甚至运到海外出售。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各地观众对戏曲刻本的需求。 其三，是建阳刻书的优越条件。从自然地理环境看，当时建阳具有资源与交通两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交通便利，为建阳刻书的运销提供方便。建阳地处被称为“闽北走廊”三大通道的交通枢纽，扼闽北水路之要冲。建阳北上，有三条路线，即杉关路、分水关路和仙霞岭路，它们是通往江西、浙江、江苏等地的必经之路，也是“建本”销往省外的主要途径。建阳城南濯锦桥下，西溪东流，北溪南下，合称双溪，有舟楫之利。杉关、分水关两条路，也在建阳衔接。麻沙刻本，像其它闽产，多由分水关路远销外地⑤。二是资源丰富，建阳刻书历史悠久，刻书业的兴盛与闽北丰富的林木资源有关。闽北顺昌、建阳等地是福建重要林区，有大片的木材和竹林，与建阳毗邻的顺昌又是产纸之地，竹木茂盛，造纸业发达，明代“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指的就是顺昌的造纸业。建阳刻书不仅印刷用的纸张等原料相当丰富，价格低廉；而且麻沙、崇化等地生长的梨木、枣木等适用刻书的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而为建阳雕版印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社会人文条件看，建阳刻书历史悠久，明代中后期涌现了一大批实力雄厚的民间书坊及刻书世家。据《福建省志·出版志》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建阳人口超过3万，居民多数“以刀为锄，以版为田”，刻书作坊超过百家，共有流传至今的刻本达497种，并且出现了专卖书籍的书店、书市，约60多个。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说：“自嘉靖二十四年至明末，建本小说、杂书更如夏夜繁星，其数当在千种左右，占全国出版总数之首位。”⑥正德年间建阳县令戚雄巡游崇化时，写诗赞叹：“咫尺书林应万户，依空文焰欲腾腾。”著名的书坊有余氏勤有堂、余氏三台馆、虞氏务本堂、郑氏宗文堂、杨氏清江书堂、黄氏三八郎书铺、叶氏广勤堂、熊氏忠正堂、刘氏翠岩精舍、刘氏日新堂、刘氏乔山堂等。这些书坊大都有百年以上的刻书历史。而余氏书坊的历史长达600多年，这是中外出版史上极为罕见的刻书世家。同时，各书坊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刻书家，有姓名可考的有余、刘、肖、熊、叶、陈、黄等约130余家，可谓枚不胜举。建阳书业之盛，于此可见。这些书坊资金充足，技术力量雄厚，而且有着较高的信誉。它们一般都拥有自己的编辑、写工、刻工、画工和印工等一套刻书的人才队伍。如此丰富的人文资源，无疑为建阳戏曲刻书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 最后，明政府对刻书的审查制度相对宽松，为民间坊刻图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元明清统治者对小说、戏曲的禁令虽然始终没有间断过，但在明代中后期，对戏曲的控制出现了相对的松弛。据统计，明代刻书之盛前所未有，其刻书不下2万种，而当代著述过半数，这与刻书管理的相对松弛有很大的关系。政府对民间刻书管理的放松，无疑对小说、戏曲等通俗读物作品的刊刻也提供了发展的良好机遇。建阳戏曲刻书也因此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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