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阳戏曲刻书发展及贡献(2)
时间:2024/11/28 10:11:00 来源:《戏曲艺术》 作者:罗金满 点击:次
二、明代建阳戏曲刻书的地域特色 明代建阳并非福建戏曲发展的中心，然而其戏曲刻书曾经一度繁荣，成为福建现知最早、最重要的戏曲刻书中心，同时也是全国有名的戏曲刻书地之一。建阳戏曲刻书，与其它地区相对而言，既有相同或相近之处，又显示出自身鲜明的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度集中的民间坊刻 福建民间戏曲刻书，按照刻书的主体和出资的情况看，主要有私人家刻、寺庙刻和书坊刻三种。而建阳戏曲刻书，呈现为高度集中的坊刻。 坊刻，即民间书坊刻书。古代书坊，以赢利为目的，是兼营编辑、出版、印刷和发行的书店，也是书籍生产和流通的主要场所。民间坊刻始终是福建也是建阳刻书业的“中坚”。自宋迄明，麻沙与崇化一直是建阳坊刻的荟萃之地，市屋数百椽，皆为书坊，号为“图书之府”。这些书坊一般资金充足，技术力量雄厚，拥有自己的编辑、写工、刻工、画工和印工。元末明初，由于兵火的摧毁，麻沙书坊遭到严重破坏，元气大伤，建阳坊刻更集中于崇化一地。《八闽通志》载：“建阳县麻沙、崇化二坊，旧俱产书，号为图书之府。麻沙书坊元季毁，今书籍之行四方者，皆崇化书坊所刻者也。”⑦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建阳刻工中，许多人以刀为锄，以版为田，赖此谋生。“建阳崇安接界处有书坊，村皆以刊印书籍为业”。就是建刻本中的“江湖本”、青阳腔本、弋阳腔本、绍兴本、衢州本等文本的选家，既不是驰誉文坛的名士，也罕与官场接触，而是一批厕身民间，不见经传的平民戏剧家⑧。从而使其坊刻戏曲带有浓郁的民间色彩。 (二)刊刻内容广泛，形式多样 从建阳戏曲刻书的内容看，其刻本的选材相当广泛，除了丰富多样的各声腔剧种剧目外，还有众多非剧目的部分。其中的剧目来自当时各地舞台上盛行的演出“戏式”，包括南戏、杂剧、传奇、地方戏以及折子戏等，有本地，也有外地盛演的。所选的剧目有全本的，更有大量的散出，尤以青阳腔、弋阳腔、徽池雅调、昆腔、泉腔等各种时尚新调戏文居多。除了选取当时流行的剧目外，还有非剧目的部分，多取自当时各地流行的散曲、民间歌谣、杂曲、时尚小调、笑话、小说等，内容丰富多样。它们一般编刻在分栏刻本的中栏或上栏，而以中栏居多。因此从选材内容看，其合刊本多数是当时南北方广为流行的南戏、传奇、杂剧，以及折子戏与杂曲等兼收的摘汇选刻本。 刊刻形式多种多样，有全本的，也有散出的；有单行本的，也有合刊本的。单行本多数为名家评点本，主要有李贽的、陈继儒的、汤显祖的等。就单行本来说，可分为南戏单行本、杂剧单行本、传奇单行本及地方戏单行本几种。南戏单行本，如《琵琶记》《拜月亭》等；杂剧单行本，如《西厢记》；传奇单行本，有《玉合记》《玉杵记》《丹桂记》《异梦记》《丹青记》《红拂记》等10多种；地方戏单行本，如《荔镜记》《荔枝记》等。其中，以传奇的单行本最多，而北杂剧《西厢记》的单行本，建阳刊刻的也有10多种。而合刊本，其形式也多种多样，有全本戏与散出合刊的，如《风月锦囊》；散出合刊的，如《八能奏锦》《词林一枝》《玉谷调簧》《秋江月》《昆弋雅调》；乃至传奇与小说合刊本，如《万锦情林》等几种。其中数量最多的要数戏文散出选本。 (三)善于改革创新 建刻戏曲不仅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还善于改革，大胆创新。刊刻内容上，建阳戏曲刻书家们别出心裁，在单行本中，率先把剧目正文、注疏、音义、插图、评点内容等汇刻成一书；在各种选本中，又把各地流行的散曲、民间歌谣、杂曲、时尚小调、笑话、小说等与剧目合刊在一起，既使刻本内容丰富多彩，又大大增强了图书的通俗性和趣味性。版式上，为了吸引读者，扩大发行，建阳戏曲刻书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特别是在插图、版面分栏和书名等方面。插图上，建阳戏曲刻本几乎“无书不图”，图文并茂。如建阳刻印的《西厢记》有10多种，均配有精美的版画插图。值得称道的是刘龙田于万历年间所刊的《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一书，郑振铎在评价《西厢记》插图曾说过：“隆庆及万历之初，刘龙田刊《西厢记》，其插图，易狭长之小幅而成全页之巨制，实为宋元版画之革命。”⑨版面上，原来一般是上下两栏式的。到了万历年间，建阳书林熊稔寰在刻《秋夜月》时，在两节版的中间再加上一道栏线，就成为三节版，他以上下两栏选录传奇、戏曲，中栏载散曲和民间歌谣，可称得上别具一格。以后建阳戏曲刻本多出现三栏式的版式，上下栏收入戏文，中栏收入时兴小曲等，中栏所占版面的比例较小。三栏版式的普遍运用，成为明代建阳戏曲刻本版面设计富有特色的地方。书名上，纷纷以“新鼎”、“鼎镌”、“新锓”、“新锲”、“新刊”、“新刻”、“新选”、“全像”、“绣像”、“出相”、“补相”为招揽，花样百出。 (四)刻本数量多、价格低，但不乏善本 明代建阳作为全国著名的刻书中心之一，民间书坊相当兴盛。刊刻的版本，以数量多、出书快；价格低廉；经济、技术实力雄厚；讲求信誉等取胜，远销海内外各地，深受时人欢迎。建阳的崇化、麻沙也因此成了全国购书的中心。朱维干在《福建史稿·麻沙书话》中说：“江南最精，价格最昂。福建刻本最多，价格最廉。建本十，比浙本七还便宜。浙本七，比江南的五本还便宜。换一句话说，在江南买一本书所费的钱，在福建可以买两本了。”⑩由于资源丰富、雄厚的经济、技术力量等，建阳刻书不仅速度快，而且能根据读者需求的变化适时推出新书，“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从而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建本书之所以能常盛不衰，靠的正是数量多而价低廉，速成速售。这对建刻戏曲同样适用。 历来论建本图书，贬多于褒，包括对戏曲刻本。明大学问家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就说：“余所见当今刻书，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最寡，闽本最下。”谢肇淛亦言：“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纸版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记，非以传世也。”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伪托、偷工减料、翻刻、校正不精、错讹等现象在许多地区的刻书中都时有发生。这在建阳戏曲刻书中也是难免的。然而，从建阳戏曲刻书的实际情况看，众多的刻本中着实不乏精品之作。 现知建阳刊刻戏曲的书坊有20多个，刊刻戏曲30多种，充分说明了明代建阳戏曲坊刻蓬勃发展的盛况。其中，署名的戏曲刻书家有20多个。熟练的刻工能自画自刻、以刀代笔。较著名的有刘素明、萧腾鸿、刘龙田、刘次泉等人。比如刘素明，他是建阳书林中刻工的佼佼者，画刻皆能，讲究刀法，且传世的版画作品最多，许多刻本都留下了他的名字，如万历、天启间，曾刻朱墨套印本《西厢记》，以及《丹桂记》《六合同春》等。又如建阳著名戏曲刻书家萧腾鸿，他是肖氏家族中的一位刻工，既能编校戏曲刻本，又能刊刻，可谓多面手的人才，其师俭堂一家刊刻戏曲便达15种之多，如《绣襦记》《异梦记》《西楼记》《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等。此外，建阳刘次泉刊梓的戏曲选集《玉谷调簧》，龚国光在《江西戏曲文化史》中也对它多加称赞，认为：“《玉谷调簧》曲文卷首多插有全相绣刻，刊刻精良。”(11) 可见，建阳戏曲刻本虽有较多的缺点，但其中也有不少名家善本，这是不可否认的。这也是许多建阳刻本得以保存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对外合作交流频繁 由于建阳刻书业的发达，其聘请的编校者来自全国各地，这在戏曲刻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现存建阳戏曲刻本中，多数刊刻地在建阳，而编校者却为外地人，有河北的、江西的、浙江的、南京的，等等，其中以江西人编辑的最多。如汝州黄文华辑《词林一枝》《八能奏锦》和《乐府玉树英》三种；豫章刘君锡辑《乐府菁华》；临川汤显祖辑《万锦娇丽》；饶安殷启圣辑《尧天乐》；吉州景居士辑《玉谷新簧》等，都出自江西人编辑。其中“汝州”、“临川”、“豫章”、“吉州”、“汝水”、“饶安”皆属于江西境内，选辑者为江西人。据龚国光先生考证认为，《乐府万象新》的编辑者安成阮祥宇也是江西人，而且形态较为古朴且接近锦本的《新刻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也可能出自江西的选本(12)。戴不凡先生在其《小说见闻录》提出：“明代戏曲小说恒多赣东人撰编，而刊行者就近之闽北建阳。”(13)总之，建阳刊刻的戏曲刻本，江西人编辑的作品较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个两方面：一是明代江西戏曲相当发达，弋阳腔、青阳腔等十分盛行，故流行在江西的剧目，多由江西人选编；二是江西距离建阳很近，明代中后期是建阳戏曲刻书的繁盛期，由于建阳刻书条件的优越性，技术雄厚，成本低，因此江西人编校的许多戏曲作品在建阳刊刻。 建阳书坊刊刻戏曲，不仅多与外界编校者合作，而且与外地刻工开展的交流也相当广泛。其中著名的有肖腾鸿、叶志元和杨居寀等人，而以肖腾鸿的贡献尤为巨大。他刊刻的戏曲《鼎镌玉簪记》，除了自己参与绘图外，还邀请了刘素明、徽州蔡元勋、杭州赵璧等名家；在《幽闺记》刻本中，他又邀刘松年、蔡元勋与刘素明联手。这样外地刻家也多有参与建阳的戏曲刻书。如明万历新安人蔡元勋，号冲寰，他是明代中晚期以来建安版画艺术的杰出人物之一。工画，亦善镌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民间工艺家。他曾自绘自刻过徐肃颖的《丹桂记》两卷，也曾参与陈继儒的《六合同春》的刊刻工作，如《红拂记》书中的10幅版画插图，便署名为“蔡元勋绘镌”。叶志元的《新刻京版青阳时调词林一枝》四卷，其中版画署名的“陈聘洲、陈腾云”，两位都是金陵最著名的刻工(14)。杨居寀刻本《红梨花记》的书内插图，合页连式，即两个半页合为一页，风格如徽派版画的工丽精致，也是明代后期建安版画与外地版画技艺互相吸收和借鉴的产物。由于建阳书坊与外地刻书家的广泛交流，使明代中后期建阳戏曲刻本逐渐失去了原来镌刻质朴的风格，而趋向金陵、徽州等地工雅秀丽精美的特点，风采迥异。尤其是插图版画方面。这是造成后人把一些建阳戏曲刻本误认为金陵或徽州刻本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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