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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思维”与中国园林艺术的意境生成(2)


    
    言、象、意三者的关系,有力地深化了对审美观照的理解。美的外化是感性而具体的,但审美观照能够超越具体事物的限制,达到对宇宙万物的理解,加深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认知。如宗炳的“澄怀味象”的提出,认为“澄怀”就是要涤除内心的纷繁执念,形成一种审美心胸,这样才能体味到自然之美,即宗炳所言:“山川能够成为贤者澄怀味象之象,贤者从山水之象得以与道相通”,使得精神能够通过艺术得到解放。而从意象到意境的转变,发生在中唐时期禅宗思想兴盛的背景下,出现了从“象”向更加主体的“情”的转变,从而实现了由“意象”到“意境”的蜕变,表现为主客体之间的“情景交融”,主体的情与思被置于艺术创作的核心地位。从唐代的“韵味说”到宋代的“妙悟说”,再到清代的“神韵说”,直至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都认为诗与艺术中“言有尽而意无穷”,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具体体现在“以小见大”、“虚实相间”、“须弥芥子”、“壶中天地”等特征之中。
    “象思维”和“意境”集中体现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古人造园,善于利用各种“藏与隐”、“虚与实”的手法体现朦胧、深远、幽长的意境之美。郭熙在《林泉高致》中阐释了中国画创造意境的方法,如讲到:“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脉则远矣”,即若要山显得高,画山时要用“烟霞锁其腰”的手法,而若要水显得远,则用“掩映断其脉”的方式。这些手法在园林空间的构建中也彰显出来。如以石为实,水为虚;以近景为实,远景为虚;以墙为实,以影为虚。正如计成在《园冶》中所说:“处处邻虚,方方侧景。”这种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刚柔相济的方法不仅扩展了园林的空间,还能使人达到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的审美感受。
    园林中也善用“障景”的手法达到意境之美。“障景”是空间中设置景物作为屏障,以达到“曲径通幽”或“山重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深远意境。而“障景”与“隐”这一中国古代修辞学的概念相关,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隐秀》中,他认为“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即“隐”强调文章含蓄,意旨多重,令人流连,体现出古人在诗词创造和欣赏上,讲求含蓄婉约,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而在中国园林中,“障景”手法的运用,并在园林中体现出来的藏与露、隐与显的辩证关系,充分彰显了 “隐”这一概念的美学意义,同时也突出了它们与古代文人士大夫追求“林泉之隐”和无法抛却“尘世之恋”的复杂心态。因此,在园林选址时,既要环境清幽,民居无多,以阻隔世间繁华,形成一个自我颐养身心的隐秘空间;同时还要借城市之繁华,出行便利,这种身心之隐和环境之隐的“异质重构”,形成了人与景、情与景、身与心的充分交融,使得园林的意境之美得以充分体现。如宋朝苏舜钦在《沧浪亭记》中记载:园地“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有弃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
    从上可见,中国园林的意境之美是从《周易》的“象思维”而来,并通过“意象”范畴转化而来。在造园的过程中,借用隐与显、藏与露、虚与实等手法,充分体现出主体和客体、情与景、自然和心灵、哲学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使园林具有了人格化的特征。这也体现出《周易》的“象思维”中“立象尽意”所希冀达到的物我一体的目的。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视觉形式研究:从形式本体到意义语境”(13BZX09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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