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的娱乐化传播与景观化生存——好莱坞灾难电影的文化解读(4)
时间:2024/11/28 08:11:58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作者:牛鸿英 点击:次
四、灾难的“快感式”消费与“符号化”传播 灾难景观以神话的方式建构了一个携带着意识形态内容的体验式商品，“电影作品与观众心理的关系是一种隐喻和换喻的关系，就是说，两者具有同一形式，电影作品是观众心理结构的倒影式摹本”[21]8。电影文本的生产只有在以影院机制为中介的传播活动中，在对“倒影式摹本”的消费式体验中才能真正被实现和完成。这种体验以娱乐的名目出现，以消费的行为实施，以审美的价值被确认，其中隐含着复杂的以符号象征为客体的经济交换、身份认同与文化霸权等问题，是以传播为载体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现代性悖论充斥的当代“风险社会”景观中有趣而形象的载体与喻象。 灾难景观与现代高科技影院联袂营构出的视听奇观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影像客体与虚构梦幻，也不仅仅是受众猎奇心理与恋物欲望的娱乐对象，正如贝克所说我们已经“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工”[3]15。灾难景观已经以“类象”的符号化形式把影像审美与现实认知紧密地联为一体，是“带有某种异常深刻的非现实性印记”的“不平常的知觉资源”，它以“最理想的能指的出场”，“比其他艺术更多地或以更独一无二的方式使我们卷入想象界”[21]42。“灾难”客体的奇观性质更加突出和强化了审美体验的强度与复杂性，事实上，“最理想的能指”——灾难电影所提供的审美体验已经完全超越了古典美学的审美理想，那种坚持美的客观的(本体论的)特征在于形式，强调感性、想象和理智在美的形式中的和谐统一的自我满足与实现，创造了一种具有典型当代特征的审美体验。“上帝在设计上为把可怕的恐怖转换成力比多的满足提供了绝妙的方法。”[22]148作为“恐惧的快感和痛苦的美学占有”[22]148，它在巨大的死亡震慑与灾难恐惧中最大限度地消弭了真实与幻觉之间的差距，把快乐与恐惧联为一体，在“一种双重或立体的体验”中，“给人体带来了震动和混乱的享受”，[22]148造成了独特的、立体又复杂的审美快感，这种快感超越了美与丑、悲与喜的对立，增强了崇高的意义与体验的强度，是在高科技对现实的理性改塑与建构中，在文化生产的经济链条中生成的与当下特定的文明形式相呼应的崭新的审美形态。 科学技术不但为政治意识形态所利用，也在灾难电影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形塑了“超真实”的类象，更把“原始”的感性经验升级为高强度的审美快感，在“一种漩涡式的幻觉效应”中[17]2重构了在当代生活中被工具理性弄得支离破碎的感性经验，在满足观众以心理匮乏为基础的观看/恋物癖的同时也形式化了人的感性内容，审美化了日常生活形态。但灾难电影所提供的这种解放性的审美力量并不是无功利的自发性艺术行为，而是通过影院机制和个人消费的市场逻辑被实现的。作为商品的灾难电影只有在市场消费的条件下才能被激发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意义。消费成为审美生成、意义传播的中介和关键环节。灾难景观的消费在社会化的商品体系中被赋予了双重的功能与意义，在“独特的、直接产生广泛的身体刺激与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中，情感快乐与梦想、欲望都是大受欢迎的”[23]18。对灾难电影的消费首先是指向个体经验的审美快感，但它决不只是一种欲望美学，即时的体验，也是一种身份与文化的认同和主体的建构过程。“消费文化中人们对商品的满足程度，同样也取决于他们获取商品的社会性结构途径”[23]18，影院机制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性结构途径”。特别是对于年轻的消费群体而言，超过日常额度的票价、饮品、食物、游戏、购物等延伸消费和群体消费的豪华，都构成了影院的文化时尚与身份象征，通过影院消费——“社会性结构途径”，受众完成了与社会主流价值的想象性对接与认可，但这种价值显然是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25]18这就是消费文化中存在的“声望经济(prestigeeconomics)”[23]39。“声望经济”把消费对象和消费者都符号化了，消费对象(灾难电影)被赋予了某种社会认同的象征性，消费者则被区分为不同的社会身份和阶层，受众在享受个体快感，被“灾难”景观建构的同时，也被建构进了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内部，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而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灾难景观本身就是一个隐含着意识形态谎言的符号系统，在消费过程中它又被再次符号化为一种交换价值——符号价值，并依据这种价值被整合进大众的日常文化生活。符号化了的灾难电影被商品的逻辑所主宰，“符号的结构成为商品形式的核心”[24]178。商品直接成为意指，“这种意指不是商品的一种附属产物，而是作为一种‘信息’或者一种内涵，因为商品的形式使其最终成为一种中介，一种交流体系”[24]178，一种操纵交换价值的符码。鲍德里亚指出：“商品直接作为一种符号，作为一种符号的价值被生产出来，同时符号(文化)也作为一种商品被生产出来。”[24]143灾难电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它在生产的过程中已经以景观叙事的方式被意识形态化和神话化，这种神话化了的意识形态又借助符号化商品的消费被进一步扩散，形成一种隐形的意识控制形式。在象征性交换过程中消费自身也变成一种潜藏着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神话，“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25]199。它“替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体化，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25]78，变成了一种新的异化力量和拜物宗教，成为新的阶级统治的核心特征。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暴君搞独裁不是靠棍棒或拳头，而是把自己伪装成市场调研人。他像牧羊人一样用实用和舒适的方式，把羔羊赶上崎岖的小道。”[17]3 在好莱坞灾难电影的商业化生产与全球化传播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霸权的控制早已不再是暴力，不再是宣传，而是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自然地融入了审美化的日常生活，并以商品的快感消费方式把受众卷入意识形态建构过程，在貌似娱乐化的艺术传播过程中把人们改造成了他们思想文化机器的零件和附属。显然，文化传播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博弈，思想控制已经转变为一种美学与艺术渗透。美国以文化传播与殖民的方式，巩固其国家权力，已经实现了政治、经济强权与艺术传播效果的统一。对好莱坞灾难电影进行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于仔细辨识其生产和传播过程中隐性的权力结构与修辞策略，自觉区隔其普适性价值与意识形态霸权，以清醒的文化自觉进行辩证的接受与创造，在不被帝国文化“同一性”所改写的同时，警惕商品、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度控制，创造出机警个性的、能包容世界的，更能影响全球的中国式大众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