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情感教育及全球公民的形成(4)
时间:2024/11/28 08:11:34 来源:《电影艺术》 作者:朱利·威尔森 点击:次
“丹尼·凯伊的秘密生活”强化了他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先生的地位，正如《儿童任务》所做的，《现在请看》让凯伊和需要帮助的儿童产生了联系，而需要帮助的儿童则和联合国产生了联系，这就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等价链条，该链条使得未来十年联合国与明星的合作成为可能。1965年，凯伊受邀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但对他而言，最具持续性的遗产可能是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而运用的“不给糖就捣乱”的策略，《纽约时报》将其描述为“典型自发式善意的美国项目”。(44)为了提升这一事件的影响力，凯伊乘坐飞机跨越全球，和教堂、学校组织进行交谈，分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帮助儿童”的手册，最终将平庸的一天变成了通过社区合作教育公民的机会。(45)这场战役许诺公民，他们每天只需要节约60美分，就能够为印度的60名儿童提供足够的肺结核疫苗，或者治愈12名可能死于致命热带毒疹的印度尼西亚儿童。(46)经由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这一战役因为宣传的成功而变成了年度事件。 凯伊的明星形象肯定从他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先生中获益不少，但联合国自身形象和收入的提升则远胜凯伊。毕竟，凯伊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恰逢美国文化和政治领域关于两个世界的愿景已经确立。威尔基和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已经去世10周年，共产主义的妄想症也很流行。结果，凯伊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先生的身份击中了这一根小心翼翼的和弦。一方面，当凯伊发现自己轻度卷入非美活动委员会调查的名单后，他开始投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怀抱。他和他妻子在国会调查的500人名单中，此外，他还参加了民主党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因为其左翼主张而广受批评。正如哥特弗莱德暗示的，好莱坞恐怕给凯伊带来的麻烦远大于他的愤怒。符合逻辑的，对凯伊个人和公众形象而言，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会更安全、更恰当。拉里·梅(Lary May)的研究显示，凯伊个人转向国际领域，这可以理解为美国和好莱坞政治、文化更为广阔的转向，这一转向始于二战，加强于冷战。(47)然而，凯伊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一时期的亲密关系并非一路顺风，因为强硬的冷战分子认为联合国遭到了共产主义分子的渗透。当凯伊因《儿童任务》而接受奥斯卡的颁奖时，没有提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一明显的遗漏可能归因于那一时期联合国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48) 凯伊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项目也碰触到了另外一根和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寻求利用凯伊明星身份，这反映了联合国作为国际政府组织在自身定位上存在的深刻紧张感，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马克·阿莱恩(Mark Alleyne)从事的联合国公共信息部门的研究显示，联合国的信息传播深陷于宣传的泥沼中。在此之前，联合国已经开始尝试将其自身宣传政策与公共关系的实践和宣传区分开来，它更倾向于采用公共信息的术语，其中包含了诸如公共事务和教育项目等自由的实践来描述它自身的策略。1946年，在首次讨论和改进信息政策时，技术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后来为联合国大会采纳： 公共信息部的活动应该经过组织，并旨在最大限度提升全球居民对其工作的知情权以及对联合国目的的了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公共信息部应该促进和依赖政府间机构的合作，为公众提供与联合国有关的信息。信息部不应致力于“宣传”。它应主动参与非正式的信息活动，以补充既存信息机构无法提供的服务。(49)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公共教育活动不是由公共信息部策划的。然而，《儿童任务》和“丹尼·凯伊的秘密生活”可看作是谨慎的协商，试图以时尚的、积极的方式再现联合国的亲善工作。凯伊声称他并非要对观众指手画脚(比如捐赠，或者其他公共主张)，但他这一充满矛盾的断言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症候，这一症候不仅来自冷战的紧张关系，还来自联合国当时正在经历的挣扎，如何传达自己的形象，以及公共任务。 当然，“积极再现”(自不必说《儿童任务》中出现过捐赠箱)也困扰着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坚持它并未试图影响人们的行为以及公众的认知。然而，严肃考虑联合国的信息策略和挑战有助于厘清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明星的价值和功用能在这一语境下浮出水面。作为文化工业有价值的资产，明星得到媒体机构的重视，因而成为制造补充信息活动以及获得必要配合的条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现在请看》正好说明这一问题。同时，放置在教育的、客观的纪录片的语境下，其展示了凯伊承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道主义的工作。反过来，明星给年轻读者朗读或者与患麻风病儿童共舞，这一形象推进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并且在建设机构形象工程的同时，和明目张胆的宣传以及作秀保持了适度的距离。 然而，在《儿童任务》和“丹尼·凯伊的秘密生活”的案例中，明星话语和明星现象带来的活力以一种全新的时尚方式得以运用：明星个人化的角色让协商的传播策略变得富有成效。在凯伊那里，明星的自由话语倾向于国际宣传，通过这些作品，凯伊以一种全新的社会模式得以流行——一个充满关怀的世界公民，他将联合国的使命表演给观众看。P.大卫·马歇尔(P.David Marshall)将名流政治的“关爱功能”理论化，即，通过这种方式，名流让情感通过既定的渠道涌向特定的政治议题。(50)在凯伊的案例中，这种关爱功能服务于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的政治关系。作为全球人道主义者和儿童利益呼吁者，凯伊的功用在于体现联合国治理的精神以及合理性，并让人道主义的任务超越国内政治和安理会的优先考量。 随着这些纪录片的作用日渐减少，凯伊的名流政治采取了情感教育的方式，由此明星成了观众和发展中、去殖民化国家之间友谊和责任的情感纽带。凯伊电影的目标观众主要是西方收入较高的媒体观众，其运用欢乐的、兴高采烈的儿童形象，以强调全球人道主义的普世的、情感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由个人之间共同的、情感的纽带进行维系。在这些生动活泼的形象背后，是联合国动员西方观众成为全球公民，支持联合国及其工作以推进全球福利的愿望。 其次，这种公民塑性的方式与当时出现的自由、民主公民身份的自由主义观念并行不悖。20世纪50年代，随着新经典主义的、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哲学开始渗透到公众生活中，该哲学号召公民和公司(包括媒体公司在内)尽责提升根植于个人自由、权利的自我责任、志愿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自由民主样本。(51)凯伊的电影、当中审慎的讲述、以及适度的援助目标，这些都将联合国和全球治理方式构建出一个实践自由公民身份的适当出口，尽管一个世界的合理性强化了联合国自身的发展日程，但这与西方经济、地理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情感教育培育出来的情感、爱和社会科学话语与全球发展的理性之间存在微妙平衡，为了维持这一平衡，凯伊电影将观众说成充满关爱、负责人的公民，温和地邀请他们参与到联合国的工作中来。稍有不同的是，明星话语的个人化结构让一个世界的愿景以及全球治理的政治理性找到了媒体和消费文化维度的家园。 最终，以明星为主导的情感教育、由凯伊引领的名流外交，以及根植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结构的明星话语导致了高度女性气质的双重公民关系构成：通过媒体消费、关爱、慈善，主体受邀参与和国内政治治理密切相关的良好公民愿景的实践，与此同时，也受邀进行全球公民的思考，像全球社区居民一样行事。这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性：联合国需要西方国家支持它的工作，西方国家的公民感受到这一目的，以及其与全球治理理性的关联性。可以将明星主导的情感教育理论化为联合国和全球治理的某个软实力样本，该样本的终极目标是国家政府间的行为。 由凯伊引领的情感教育模式继续在当代全球治理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发生了什么？探究受困儿童》(What's Going On? Exploring the Struggle of Children，2003)是联合国和《作秀时间》(Showtime)联合制作的系列纪录片。该纪录片的市场定位是教学工具，或者教育者的资料，并在媒体融合的图景中进行升级发行。《发生了什么？》和早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凯伊的作品及其类似。明星包括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ulie)、苏珊·萨兰登(Susan Saradon)以及劳伦斯·费什伯恩(Laurence Fishburen)，在纪录片中，他们和受困但却仍然非常高兴的全球儿童进行交流，同时就联合国在从叙利亚儿童战士、巴西童工到美国贫穷等议题上教育观众。这些情感纪录片运用明星来攫取观众注意，并通过合作伙伴的配合，以期同时提升故事、展现困境以及放大儿童的声音。和凯伊所作的如出一辙，《发生了什么？》里“充满关爱的明星”不断放低他们的参与度和在场感，用一种自我贬低的腔调，不断重复提及对国际社区的需要，以及赞扬其人道主义工作的重要性和崇高性。 当博诺让杰西·赫尔姆斯看到了援助非洲的曙光，他也正在践行情感教育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和国家政要一对一的外交语境中，明星的善意、魅力和表演的诀窍发挥作用。正如我所提及的，名流政治外交可以追溯至1954年，当丹尼·凯伊同意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联合国合作时，西方媒体和政治语境中的国际机构就获得了延伸的文化基础。明星主导的情感教育以及由其动员的情感和实践，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本文所显示的，它同时也在当代全球治理和公民关系的物质和情感结构的建设中起到工具性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大数据时代下新媒体电影的呈现与问题
- 下一篇：从宋元“说话”到邵氏早期“稗史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