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主义”的美学建构
时间:2024/11/28 06:11:10 来源:《电影艺术》 作者:虞吉 点击:次
内容提要：从1912年到上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在国际、国内政局波谲云诡的大语境和电影业界初成的小语境中“自在自为”。第一代中国影人在艰辛顽强的制片实践中选择、权衡、借鉴、调谐来自传统、当下和外来文化影响的多重趋力，择定“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点，创生“影像传奇叙事”的主流范式，初步完成了中国电影“观念——美学”的塑形。 关 键 词：中国电影/审美/叙事 作者简介：虞吉，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博士、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电影的历史进程中，“良心主义”产生于早期电影创作生产实践的宽泛立场和价值取向。“良心主义”具体的史料出处一般认为较为集中地出现在郑正秋1925年发表于《明星特刊》的《请为中国影戏留余地》、《中国电影的取材问题》、《我所希望于观众者》几篇文章中。①对“良心主义”的史述评价，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认为是“郑正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石”。②而1996年出版的《中国无声电影史》则回避了“良心主义”的概念，代之以“郑正秋、张石川之比较”，从“教化功能与营业目的”、“人道主义与批判精神”、“戏剧观念与电影观念”③三个侧面分别阐述。近年来，随着早期中国电影研究的逐步深入，“良心主义”的思想史和创作论意义被再度关注，并与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主流传统相关联，成为重新认识中国电影“观念与美学”、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电影中国性表征等问题的核心维度。作为产生于中国电影早期阶段的思想智慧，“良心主义”自然有其产生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与内在的动力学趋动。 “商务现象”，早期中国电影的内在困境 要了解早期中国电影的思想史状况，“商务现象”是一个绝好的分析模本。所谓“商务现象”，是指商务印书馆从1919年4月开始设立“活动影戏部”，1920年7月扩充改设“活动影片部”，到1926年商务董事会又主动将“活动影片部”切割出商务系统，另组“国光影片公司”，经营一年便自行解散的史实。商务印书馆兼营电影事出偶然。据徐耻痕在《中国影戏大观》一书中所载，系一美国商人到南京设立制片厂，结果却因“不谙国俗民情，所为辄阻，以至片未出而资已折蚀殆尽”。为筹返国之资不得已出售、盘让制片器材，然而，“惟时华人脑筋中，由不知电影为何物，安又肯投巨资以经营此冒险事业者。荏苒多时竟无人过问，美人焦急万状”，因与商务印书馆交际科长谢秉来熟识，故与之磋商盘让电影器材。谢秉来“乃立电沪上总公司，备述受盘之利益，旋得复电，给予全权办理，乃约期点物议价。”最终以不足3000元的代价盘进“百代旧式骆驼牌摄影机一架，放光机一架，底片若干呎及所有一切生财”。有了基本的制片设备，“又聘得留美学生叶向荣者为摄影师，月薪一百五十元，拍摄《商务印书馆放工》、《盛杏荪大出丧》、《红十字会游行》、《上海焚土》等短片”。1918年，又特派鲍庆甲赴美国实地考察印刷和电影业。鲍庆甲回国后力陈电影之益处，于是便在商务印书馆照相部之外，另行成立活动影戏部，“总馆支银十五万元为资本”，建设日光玻璃摄影棚、放映室、剪接室、晾片室、显影室、拷贝室等基础设施。聘请曾在基督教会担任报刊编辑的陈春生为该部主任，并调装订部工友任彭年为陈春生助手，以原照相部技工廖恩寿为电影摄影师，准备开拍影片。④ 商务印书馆活动影片部制订了明确的拍片方针，视电影为“通俗教育之必须品”，“与已知之于学校者，为物虽异，功效无殊”。所摄制的“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五大类影片，均“以裨益社会教育为目的”。正如1919年商务印书馆在“自制活动影片免税致北洋政府农商部的呈文”所阐明的：商务印书馆拍摄影片是为了“借抵制外来有害风化之品，冀为通俗教育之助”，以期运用电影这一最具现代特色的传媒手段“表彰我国文化稍减外人轻视之心兼动华侨内向之情”。⑤然而，七年之后的1926年，商务印书馆影片部却被改组为独立的国光影片公司，在商务董事会所发布的改组启示中特别言明：商务活动影片部“所制各片，难免有与教育本旨稍忤，另组公司可免去外界诘责。”⑥曾在商务影片部从事制片活动多年的老影人杨小仲在《忆商务印书馆电影部》一文里谈及：“商务印书馆最高领导方面对电影部措施有着很大的矛盾，经理张菊生不满电影部的成绩。”“尤其为了在教育上不能起若何作用，更是辱没了商务印书馆的盛名。”⑦脱离商务之后，国光影片公司仅仅维持了一年，在拍摄了《上海花》、《母之心》、《马浪荡》、《不如归》、《歌场奇缘》五部影片之后，于1927年宣告结束。 “商务现象”实证性地显现了电影作为外来的现代媒介和新生的行业，尚无法被“纳新知、育新民”的时代启蒙进程所接纳的事实。李欧梵先生在其所著的《上海摩登》中对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编制、杂志与系列文库的出版有过全面、深入的描述与研究。他将商务印书馆称之为“启蒙工业”并评价说：“我们可以很放心地断言，商务在教育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自1905年取消科举后，这成了一项填补民族需要的巨大工程。”⑧然而，电影却与这一工程无缘。商务印书馆是民族自资经营电影业的滥觞，“为建电影事业曾斥资二百万元”。可谓决心之大，其后又主动地割除电影业务，这一建一拆之间直接的原因是担忧电影“有忤本馆教育本旨”，在商务庞大的教育产业经营中教科书、杂志和文库这些纸媒层面能达成的“在商言商”与“教育文化本位”之间的平衡，在电影身上却难以完成。究其根本是因为电影赤裸的商业性和自身尚缺乏明确的媒介文化形象与功能所致。当时就有文章指出： “电影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在教育不发达的中国，更其是重要，社会国家要保护他奖励他，并扶助其发展，但是在中国所收到的果子，却适得其反。这是什么意思呢，老实说并不是社会上的人轻视电影，实在是电影界中自贬身价，因为他的出品，大半是没有旨意的，不能给社会上一种倾向的信仰，考其内容，因为电影界中的出品，他们大半都以讽刺为主，而从事写实的，但看戏的人，都不能贴体到制片者藉此讽刺劝箴社会的苦心，却反而借镜于此，去干社会上所不满意的事情，因此将电影界中的一片婆心，把诲淫诲盗四个字，给一般人一笔抹煞了”。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