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到观众：关于青春类型电影的叙事修辞(3)
时间:2024/11/28 06:11:35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作者:赵斌 点击:次
看见大多影评在抨击它的价值观，我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就像小四自己的回应那样“电影里的女孩，林萧是勤奋努力的小助理；顾里是富二代但依然努力修双学位；南湘家贫穷但她画素描赚钱只为选修服装；宛如不在乎名牌，她自信而可爱。宫洺最后给南湘鼓掌，不为金钱，不为美貌，是为她的才华喝彩。” 而来自大洋彼岸的评论则认为作品低俗、自恋和男权。[1]其中的低俗主要针对作品中对奢华物品及生活方式的刻意描写。 以上两段批评截然相反。实际上，这里首先涉及观众接受的感知问题，即意识形态效果最终是否被完全解读还是发生了偏转和误读的问题。这就必须考察文本的叙事效果——它到底是呈现了奢华至上的消费主义，还是通过满足对奢华的心理欲求，完成对道德感(才华、苦难、自我)的缝合。其实，这两者是一对机巧的辨证法，相互统一与转变，恰恰是这类叙事电影完整的缝合过程：物质欲的诉求满足了观众本我的愿望，是对无意识心理的补偿，没有它，想象的认同以及其后所有的观影效果都无从谈起，而这种欲望必须通过否定(战胜物质欲)最终通向道德和情感的升华。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角度看，这一完整的观影过程就是缝合，就是欲望缺席与在场的辨证法，就是无意识认同与否定的统一体。奢华的欲求没有任何错误，《红楼梦》就是明证，美的事物经常是艺术品必需的，精致的场景与偶像式的人物形象更是商业类型电影的必然要素。在美国电影《穿普拉达的女魔头》中，这种奢华要素有着更加强烈和密集的呈现，但并未招致类似对郭敬明恋物癖和搜罗狂行为的激烈批评。之所以比较《穿》片，源于《小时代》中的办公室情节、细节、视听手段等对《穿》的近乎抄袭式的模仿。相似的故事，却有迥异的受众反馈，问题源于故事的情境差异和对奢华的呈现方式：《穿》呈现的就是时尚行业的职场故事，干脆把时尚处理成了一种密集而癫狂的知识，大大方方地铺陈开来，而《小时代》则在遮遮掩掩和看似不经意中显露奢华，那种刻意和欲作还休招致了观众反感。对于这个问题，郭敬明的团队未能拿捏好类型片受众的心理。类型讲究的是银幕与观众的共谋关系，即一种暴露与窥视的关系。观众处于窥视的一方，一旦看到暴露一方对欲求之事施以故意满足，观众与虚构世界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就轰然倒塌，这就好比毛片儿与艺术片之间的差异——同为欲望的文本，差异仅存于欲望满足的程度和共谋的方式。欲望的法则永远是：恰到好处胜过欲所欲求。 三、青春：一场叙事的修辞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粉丝式电影大受欢迎，源于粉丝的迷恋；迷恋增殖了早已超越文本美学含义的无止尽的爱与狂热，它可以使票房激增，这本身就是资本意识形态最好的写征。非粉丝的防御式观影和针对价值观立场的强烈反击，则是把由缝合失败带来的憎恶感转嫁到美学体验层面的结果。 于是，破解谜题，就必须回到叙事文本，对其策略及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先说结论：《小时代》缝合策略的时效，源于其主人公形象修辞的失误。 “人物塑造”和“形象修辞”不是一回事，前者重文本，经典之处在于强调“无论如何，情节设计都是人物塑造的基本途径”，后者重观众，便利之处在于破解了叙事者控制观影感受的技巧和秘密。 青春成长题材，在当代都市空间中已经演化成了包含爱情和(办公室)政治的模式，这仍是“土地/战争”模式的延续和变体。这种故事，常常沿袭普罗普所归纳的某些情节结构：多个人物完成自身的欲望目标并实现共同的胜利，甚至营造出关于理想化自我的“想象共同体”。但在《小时代》中，这种共同体是异常模糊的，这导致了观众对所欲求的状态(人物处境、情感选择、角色命运)模棱两可的认知。而梳理导致这种模糊的原因，则要回到一组对抗的主线索上： 在《穿普拉达的女魔头》中，身为老板的女魔头与职场新手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对抗关系，一种最终需要平复的“阶级斗争”式的紧张状态。新手通过智慧与美德战胜了强权，并最终获得了来自强权的认可。这是一种非常正确的报偿模式，它不仅属于办公室类型的影片，更为广义的叙事电影所分享，在基本的叙事模式上，我们称其为戏剧模式。它代表了“土地/战争”中的战争轴，战争的胜利导致了人物向土地(善、真、美)的回归。特别是职场新手最后的华丽转身(与男友复合，抛弃异化自身的职业等)，完全满足了观众所期待的道德诉求。 而《小时代》中林萧与宫洺的办公室故事，完全剥离了戏剧对抗的含义，转化成对男性的爱慕情节。“逐我所爱”的模式本身并没有错误，但关键是宫洺缺少被林萧爱慕的价值和理由，这不是林萧的私人问题，因为它会导致观众(特别是男性观众)认同的失败——观众不爱宫洺，不爱他们的爱情。当把本应为戏剧对抗的模式转化为爱情双人关系模式时，唯一为“观众之爱”提供支撑的理由，就只剩对男性角色的性迷恋和拜物教式的物质呈现。这显然招致了观众的抵抗。在《小时代》第二部中，作者似乎意识到了这种问题，学会了老老实实对林萧与周崇光双人关系进行集中描述，对前一部刚刚开启的办公室爱情线索回避得一干二净。 文艺家必须明白的道理是，无论现实中人物是否会“为色所迷”，是否会见异思迁，想象性的文本，即所谓古老的“另一个平行世界”，最终需要的是“爱情从一而终”等理想的道德形态，这是属于上半身的价值，它终结于故事的终点，明晰、正确、受人待见。 办公室斗争模式被置换成了爱情模式还有另一个道德恶果，在《小时代》中，土地/战争，或者爱情/都市中的后一项都消失了，人物堕入为赋新辞强说愁式的自恋漩涡，一种缺少了外在社会参照的平面而虚无的状态，一种神经质的自我苦恼与情绪震颤。虽然有人愿意从本雅明的论述中为视觉展示或欲望消费征得合法性，但本雅明说的是文化的“时代”，而不是想象性的具体文本。作品的政治意图，仍旧必须通过想象和审美才能完成向资本(票房)的转换。 如果考察近年的其它青春类型电影，深度的分析仍然会将症结锁定在叙事修辞的问题上。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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