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凉乐源流考
时间:2024/11/28 06:11:24 来源:《文化遗产》2018年第1期 作者:黎国韬/陈佳宁 点击:次
内容提要：《西凉乐》最早兴起于前秦时期的凉州一带，它的产生有两个主要源头：一是羌胡之声，其中以龟兹乐为主要成份；一是中国旧乐，其中以魏晋清商旧乐为主要成份；前者有文献可征，后者则可以从流传地域、所用乐器、乐曲风格、演奏者性别等方面获得证明。《西凉乐》出现之后，在北魏、北齐、北周、隋、唐各代广为流传；大约盛唐前后，宫廷乐部《西凉乐》逐渐走向衰亡，但作为地域乐种的《西凉乐》却仍然繁盛，《凉州曲》、《西凉伎》、《庆善乐》等的流行可以作为佐证。 关 键 词：西凉乐/渊源/流传/魏晋清商旧乐/龟兹乐 作者简介：黎国韬(1973- )，男，广东广州人，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佳宁(1995- )，女，甘肃天水人，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 510275 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广东地区传统舞蹈研究”(项目编号：15JJDZONGHE025)的阶段性成果。 《西凉乐》兴起于前秦时期的凉州一带，流行于北魏、北齐、北周、隋、唐各代。作为中古时期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乐舞之一，《西凉乐》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但对于此乐的渊源、发展、流传、变化等问题，尚有不少地方未弄清楚；好几篇文章甚至将《新唐书·礼乐志》中有关“鼓吹乐”的材料误认为是《西凉乐》的记载，并藉此发表了一通与事实完全不符的看法。因此，对《西凉乐》的一些基本问题再作一番细致的探讨，是较有必要的；而了解此乐的渊源及其发展、流传状况，对于研究中古时期的音乐史、戏剧史亦有一定帮助。 《西凉乐》原名“秦汉伎”，最早出现于十六国时期的前秦末年，地域则在凉州一带；对此，《隋书·音乐志》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其乐器有钟、磬、弹筝、搊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十九种，为一部，工二十七人。① 由此可知，《西凉乐》大约出现于前秦世祖苻坚(357-385在位)末年，与吕光建立的后凉(386-403)政权(都姑臧)、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401-439)政权(都张掖)均有关系。另据《晋书·地理志》记载，西晋时期的凉州“统郡八”，包括“金城郡、西平郡、武威郡、张掖郡、西郡、酒泉群、敦煌郡、西海郡”；②其后前凉、后凉、北凉等政权大致就统辖着这几个郡，所以《西凉乐》最初流行的地域即在此一带。 值得注意的是，《西凉乐》“号为秦汉伎”，对此，乐学家丘琼荪曾指出：“所谓秦(秦州，今天水)，所谓汉，皆指十六国中的秦、汉。”③这一说法是不够准确的，因为“秦”固然指十六国中的苻秦，吕光也是苻秦的旧将；但“汉”却与十六国中的刘汉、成汉等毫无关系，所以这个“汉”只能是指“汉族”或“汉人”。据此，“秦汉伎”的含义应理解为：苻秦末年兴起的一种与前秦音乐和汉族音乐都有关的伎乐。由于上述理解涉及《西凉乐》渊源这一重要问题，以下拟作更为具体解释。 如前引《隋书·音乐志》所述，“《西凉》者……变龟兹声为之”；所谓“龟兹”，乃当时西域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统治区域在今***库车一带。因此，《西凉乐》实为凉州音乐家在东传“龟兹乐”的基础上，创编出来的一种新型音乐，所以“龟兹乐”是《西凉乐》得以产生的其中一个重要艺术源头。现在有些人研究《西凉乐》，动辄怀疑古书上“变龟兹声为之”的记载，却又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证，这类做法是很不可取的。 然而，龟兹乐并不是《西凉乐》产生的唯一源头，汉族音乐也是其主要源头之一，所以它才有“秦汉伎”的称号。据《旧唐书·音乐志》载： 《西凉乐》者，后魏平沮渠氏所得也。晋、宋末，中原丧乱，张轨据有凉州，旋复隔绝。其乐具有钟、磬，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④ 由此可见，《西凉乐》是由“凉人所传中国旧乐”结合“羌胡之声”而产生的一种新型音乐。“中国旧乐”既为《西凉乐》的一个主要源头，将“秦汉伎”理解为“苻秦末年兴起的一种与汉族音乐有关的伎乐”，就有足够的依据了。当然，“秦汉伎”这个称号有自夸汉乐旧传的意味，可能是站在汉人的立场制造出来的，但它把“羌胡之声”(龟兹乐等)屏除在外，未免不够全面。因此，还是使用《西凉乐》这个名称较为合理一些。 至此我们大致明白，《西凉乐》的产生实有中国旧乐和羌胡之声两大源头，其中羌胡之声以龟兹乐为主要成份。但“中国旧乐”有许多种，具体是指什么，却史无明载，因而有进一步考究的必要。据笔者愚见，其主要成份即“魏晋清商旧乐”，⑤可以提供以下几项证据：证之一，据《隋书，音乐志》载： 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⑥ 由此可知，“魏晋清商旧乐”因西晋末年中原动乱，已经大量亡佚，但本为西晋藩属的凉州刺史张轨，其领导的地方政权却长期维持着独立、稳定的状态，故流传到这里的清商旧乐也意外得到了保存。鉴于“张氏”世代都于姑臧，所以从地域角度来看，清商旧乐与《旧唐书》提到的“中国旧乐”甚为吻合。再者，《西凉乐》兴起以前，清商乐是魏晋时期最为流行的中国音乐，所以提起凉州的中国旧乐，当以魏晋清商旧乐为主要成份。 证之二，如前引《旧唐书·音乐志》所述，《西凉乐》之所以具有“中国旧乐”的风格特征，是因为它在演奏时使用了“钟、磬”(亦即金、石)，这在《旧唐书·音乐志》中还有其他记载可为证： 自《破阵乐》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惟《庆善乐》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破阵》、《上元》、《庆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钟磬，以享郊庙。⑦ 由此可见，直至唐代《西凉乐》仍展现出“闲雅”的艺术风格，并被“坐立二部伎”中的《庆善乐》所吸取；很明显，这是因为《西凉乐》使用了“中国旧乐”的标志性乐器“钟磬”。而钟和磬恰恰又是魏晋清商旧乐演奏中的两种重要乐器，有《宋书·乐志》记载为证： 孝武大明中，以《鞞》、《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殿庭。顺帝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虔上表言之，并论三调哥曰：“……今之清商，实由铜爵，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谅以金悬干戚，事绝于斯。而情变听改，稍复零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⑧ 王僧虔所上的《表》中提到“魏氏三祖”时的清商旧乐使用了“金悬干戚”等乐器；所谓“金悬”，即指乐悬上的钟而言。另据《宋书·乐志》记载：“又有因弦管金石，选哥(歌)以被之，魏世三调哥词之类是也。”⑨所谓“金石”，即钟和磬；所谓“魏世三调”，亦即清商旧乐的“清、平、瑟”三调；由此再次证明，魏晋清商旧乐的表演确以钟磬为重器。所以在主要乐器的使用方面，《西凉乐》和清商乐有着高度一致之处，这是魏晋清商旧乐能被视为《西凉乐》艺术源头的另一个重要证据。 证之三，据《北史·窦荣定传》记载，北周大臣窦荣定曾受赐“西凉女乐一部”，⑩这就表明，《西凉乐》曾以“女乐”这种演奏方式流行着，《旧唐书·音乐志》所载亦可引为佐证： 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时，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周、隋世，与《西凉乐》杂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11) 由此可见，北魏“掖庭宫女”歌唱的《真人代歌》一直传至“周、隋世”，可以与“《西凉乐》杂奏”，当是因为《西凉乐》也使用了女乐演出的缘故。与此相似的是，魏晋清商旧乐表演时同样以女乐为主，如裴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引《魏书》记载有云： 太后遭郃阳君丧，帝日在后园，倡优音乐自若，不数往定省。清商丞庞熙谏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忧，水浆不入口，陛下当数往宽慰，不可但在此作乐。”帝言：“我自尔，谁能奈我何？”……每见九亲妇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12) 上引提到，曹魏少帝(齐王芳)看到“九亲妇女有美色”，就“留以付清商”；不难看出，曹魏时期管理清商乐的“清商官署”内，所辖乐伎基本上都是女性；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魏晋清商旧乐的表演者主要也是女性。所以从演奏者性别的角度来看，清商旧乐与《西凉乐》亦有相近之处。约而言之，从流传地域、所用乐器、乐曲风格、演奏者性别等多几个方面来看，《西凉乐》两大渊源之一的“中国旧乐”，其主要成份应当是魏晋清商旧乐。 当然，上述这个观点并不是笔者首次提出来的，而是由词曲学名家任半塘先生较早发现的，他在《唐戏弄》一书中曾指出： “西凉伎”最早立名在北魏，其前身曰“秦汉伎”，乃混合龟兹乐与中国之清乐而成，其惟一之特点端在此。……若问凉州此项清乐之声，何自而来？据《通典》同卷(一四六)，谓于晋迁播后，汉魏以来之旧曲南北分散，北多入于凉州，其来源如此。《旧书》本之《通典》，论西凉乐，谓其乐内具有钟磬。盖凉人习南来之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此述西凉乐之本质，非常明显。《通典》同卷又曰：“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足见唐代乐曲，可别为管弦杂曲与鼓舞大曲两部分。后者多数用龟兹乐，若少数仍有清商乐之大曲。前者总有数百曲，其中少数仍为清商乐之杂曲，多数则为西凉乐。(13) 由此可见，任先生已经意识到《西凉乐》“乃混合龟兹乐与中国之清乐而成”。此外，一些舞蹈史学家也曾指出：“在永嘉之乱后，清商署的乐工们四处流散，有赴西域者将其带进凉州，与龟兹乐结合，组合出一个新的乐舞种类：《西凉乐》。”(14)这一看法与任半塘先生所述相近。不过，前人在举证、论述方面尚有欠具体，故本文作了进一步的考析、补充如上。至于孙楷第先生所说：“别有西凉乐者，亦起凉州。……其音较龟兹乐为娴雅，而与清商不同物。”(15)这种“不同物”的说法，也颇有道理；因为《西凉乐》虽以魏晋清商旧乐为两个主要源头之一，却又吸收了龟兹乐等羌胡之声，并进而形成了新的音乐类型，其演奏风格肯定不会和清商旧乐一模一样。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凉乐》固然以龟兹乐和清商乐为两大源头，但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还受到了其他音乐品种的影响，这就是前引《隋书·音乐志》所说的：“《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不难看出，一些“胡戎”之乐对《西凉乐》也产生过影响，如舞曲《于阗佛曲》，很明显出自西域古国于阗，既非龟兹乐，亦非中国旧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胡戎乐”也可视为《西凉乐》产生的第三个源头，这些问题在下文还将述及，兹不赘。 以上着重考述了《西凉乐》的渊源问题，接下来拟简单梳理一下《西凉乐》在中古时期发展、兴盛、流变的历程。如前引《隋书·音乐志》所述，北魏太武帝“平河西”(亦即吞并北凉，时在公元439年)后，得到了当地的“秦汉伎”，遂将其改称为“西凉乐”，西凉大概是取“西方凉州”的意思。其后，此乐受到了北魏朝廷的高度重视，有《隋书·音乐志》所载为证： 及(北齐)文宣初禅，尚未改旧章。……其后将有创革，尚药典御祖珽自言，旧在洛下，晓知旧乐。上书曰：“魏氏来自云、朔，……至太武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宾嘉大礼，皆杂用焉。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16) 所谓“洛下”，也就是北魏的旧都洛阳；所谓“沮渠蒙逊之乐”，也就是《西凉乐》；这种音乐，被北魏朝廷杂用于“宾嘉大礼”，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及流行的程度。该状况至北齐有增无减，据《隋书·音乐志》及《隋书·百官志》分别记载： (祖)珽因采魏安丰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乐说》，而定正声。始具宫悬之器，仍杂西凉之曲，乐名《广成》，而舞不立号，所谓“洛阳旧乐者”也。(17) 中书省，管司王言，及司进御之音乐。监、令各一人，侍郎四人。并司伶官西凉部直长、伶官西凉四部、伶官龟兹四部、伶官清商部直长、伶官清商四部。……典书坊，庶子四人，舍人二十八人。……并统伶官西凉二部、伶官清商二部。(18) 由此可见，北齐不但将“《西凉》之曲”杂入“正声”，而且专门设立管司“伶官西凉四部”、“伶官西凉二部”之职，分属中书省和典书坊，为皇帝和太子的亲近之官，这足以说明《西凉乐》很受王室喜爱。及至北周，此乐仍流行不衰，据《北史·窦荣定传》记载： 其妻，则隋文帝长姊安成长公主也……遇尉迟迥初平，朝廷颇以山东为意，拜荣定为洛州总管以镇之。前后赐縑四千匹，西凉女乐一部。及受禅，来朝，赐马三百匹、部曲八十户遣之。(19) 窦荣定之拜洛州总管在隋文帝“受禅”之前，故其受赐的“西凉女乐”仍为北周一朝的乐部，这是对有功之臣的一种荣赏。另据《通典·乐六》记载： 初，张重华时，天竺重译致乐伎，后其国王子为沙门来游中土，又得传其方伎。宋代得高丽、百济伎。魏平冯跋，亦得之而未具。周师灭齐，二国献其乐，合《西凉乐》，凡七部，通谓之国伎。(20) 由此可见，《西凉乐》在北周时期还获得了“国伎”的荣衔。据王仲荦先生考证，北周的“七部国伎”是指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天竺乐和高丽乐。(21)很明显，它们是隋朝《七部伎》和《九部伎》的先声，只是在具体乐部的编排上，隋人又稍微作了一些调整罢了。约而言之，《西凉乐》在北朝音乐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杨荫浏先生曾说：“经过北魏、北齐和北周三朝，少数民族音乐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主要有鲜卑、龟兹、疏勒、西凉、高昌、康国等音乐……为以后隋、唐燕乐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结实的基础。”(22)也指出了《西凉乐》在中古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性。 而到了隋代，朝廷先后定立《七部乐》、《九部乐》之制，《西凉乐》在诸乐部中同样占有显赫的位置，据《隋书·音乐志》记载：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 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23) 由此可见，隋文帝时代设立的《七部乐》，以《国伎》也就是《西凉乐》为第一部，可见它在燕乐乐部中地位最尊；隋炀帝时代的《九部乐》则以《西凉乐》为第二部，地位仅次于《清乐》。另据《通典·乐六》记载： 武德初，未暇改作，每燕享，因隋旧制，奏九部乐。至贞观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寮，奏十部。先是，伐高昌，收其乐，付太常。至是增为十部伎，其后分为立坐二部。(24) 不难看出，唐初制定《十部乐》时，只是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增加了《高昌》一部，其他乐部保持不变，所以《西凉乐》的地位也没有动摇。《通典·乐六·前代杂乐》又载： 《西凉乐》者，起符氏之末。……工人平巾帻，绯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今阙。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钗，紫丝布褶，白大口裤，五采接袖，乌皮靴。其乐器用：钟一架，磬一架，弹筝一，搊筝一，卧箜篌一，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箫一，大筚篥一，小筚篥一，长笛一，横笛一，腰鼓一，齐鼓一，担鼓一，贝一，铜钹一。(原案：今亡)(25) 这段记载与前引《隋书·音乐志》有关《西凉乐》的记载差别不大，但有三点须要注意：其一，《隋书·音乐志》中没有提到《西凉乐》舞工的衣着、人数、妆束、舞容等事，《通典·乐六》所载正好作出补充。其二，《通典·乐六》中有编者杜佑(735-812)“今亡”的案语，而且将《西凉乐》列入“前代杂乐”的行列；由此可见，该乐在《通典》撰写的中唐时期已经消亡了一段时间；可以说，这是《西凉乐》流传到唐代以后的一件大事。其三，杜佑所说的“今亡”，仅仅限于宫廷乐部《西凉乐》的衰亡，决不表示整个《西凉乐》(作为地域乐种的《西凉乐》)走向了衰亡。 为了更好地说明以上几点，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作为地域“乐种”的《西凉乐》及作为宫廷“乐部”的《西凉乐》之间有何区别。据《旧唐书·音乐志》载： 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26) 由此可见，作为特定地域乐种的《西凉乐》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在数百首“管弦杂曲”中占据了多数，至少也有一二百曲。回过头看《隋书·音乐志》所载作为宫廷乐部之一的《西凉乐》，只有几首歌曲、解曲、舞曲，很明显是宫廷乐师从整个《西凉乐》体系中筛选出来以备宫廷燕会时演奏的。因此，作为乐部的《西凉乐》不过是作为乐种的《西凉乐》的一小部分，杜佑所说的“今亡”仅指前者，而非后者。因为直至五代时期，王灼在《碧鸡漫志》中尚说“今《凉州》见于世者凡七宫曲”，可见当时《西凉乐》仍有流传。 既然如此，作为宫廷乐部的《西凉乐》为什么会走向衰亡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自初唐沿袭隋制设立《九部乐》和《十部伎》后，不久又改置坐、立二部伎；二部伎不再以乐种(如清商乐、西凉乐、龟兹乐、康国乐之类)分部，而是改以乐舞内容分部；于是《西凉乐》不再作为乐部列入宫廷燕乐的表演，这是该乐部走向衰亡的最主要原因。根据史书记载，唐代“二部伎”的出现约在贞观(627-649)中后期，(27)但确立燕乐立部八伎、坐部六伎的时间则在玄宗一朝，所以宫廷乐部《西凉乐》的衰亡时间当在盛唐之际。(28)这固然是该乐流传到唐代以后的一个重要变化，但并不影响其他《西凉乐》继续流行。 以上大致梳理了《西凉乐》在中古时期发展、兴盛、流变的简要历程，接下来拟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该音乐继续流传及艺术变迁的情况，并对前人关注不足的几个问题作出探讨和补充。首先，讨论一下“对舞”的问题。据唐人郑万钧《代国长公主碑文》记述： 初，则天太后御明堂，宴。……公主年四岁，与寿昌公主对舞《西凉》，殿上君臣咸呼万岁。(29) 这是《西凉乐》被用于皇家宴乐的具体例子，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代国长公主与寿昌公主的“对舞”形式。如前引《通典·乐六·前代杂乐》所载，宫廷乐部《西凉乐》有“白舞一人，方舞四人”两种不同的舞蹈形式，但并未记载两人“对舞”，所以《碑文》的记载颇有补充的价值。此外，武则天“御明堂”时，唐代坐、立二部伎制已出现一段时间，但《西凉乐》仍见表演，所以这一乐部在宫廷中衰亡的时间确可推定在盛唐时期。 其次，讨论一下《凉州曲》及其与《西凉乐》的关系。《凉州曲》是开元(713-741)年间由凉州府进献的著名乐舞，据《乐府杂录·胡部》记载： 乐有琵琶、五弦、筝、箜篌、觱篥、笛、方响、拍板，合曲时亦击小鼓、钹子。合曲后立唱歌，凉府所进，本在正宫调，大遍、小遍。至贞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玉宸宫调，初进曲在玉宸殿，故有此名，合诸乐，即黄钟宫调也。(30) 这条记载似有脱文，很多地方不太好理解，为此，不妨将《乐府诗集·近代曲辞》的“解题”放在一起参看： 《乐苑》曰：“《凉州》，宫调曲。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乐府杂录》曰：“《梁州曲》，本在正宫调中，有大遍、小遍。至贞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玉宸宫调，初进曲在玉宸殿，故有此名。合诸乐即黄钟宫调也。”张同《幽闲鼓吹》曰：“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凉州》。后传康昆仑，即《道调凉州》也，亦谓之《新凉州》云。”(31) 据此可知，《乐府杂录》所谓“凉府所进”，实指唐玄宗开元年间西凉府都督郭知运所进呈的《凉州曲》，写作《梁州曲》则为字误。此外，王灼《碧鸡漫志》卷三《凉州曲》又记载： 唐史又云，其声本宫调，今凉州见于世者凡七宫曲，曰黄钟宫、道调宫、无射宫、中吕宫、南吕宫、仙吕宫、高宫，不知西凉所献何宫也。然七曲中，知其三是唐曲，黄钟、道调、高宫者是也。(32) 由此可见，《凉州曲》自开元进呈以后，已产生了多次艺术变异，它在唐代至少可以用三种“宫调”来演奏。其一是正宫调，又简称宫调，或称黄钟宫，是郭知运进呈时的本调，有前引《乐府杂录》《乐府诗集》等为证，王灼说“不知西凉所献何宫也”，明显是不对的。其二是道调宫，又称玉宸宫调，是贞元(785-804)初琵琶名家康昆仑“新翻”的别调，为了与郭氏进呈曲调作出区分，又称之为《新凉州》，有前引《乐府诗集》的“解题”为证。其三是高宫调，白居易《秋夜听高调凉州》诗云：“促张弦柱吹高管，一曲凉州入泬寥。”(33)描写的就是这一乐调的《凉州曲》。至于宋人王灼提到宋代的《凉州曲》竟有七宫调之多，有四种当是唐以后人所作。 了解过《凉州曲》的基本情况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凉州曲》与《西凉乐》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任半塘先生的见解比较值得重视： 凉州地主，俗尚音乐，制曲曰《凉州》，甚美；于开元六年，由西凉都督郭知运进于朝。自后宫廷以至民间，此曲流播甚广，感人甚深。……天宝间，即将《凉州》入道调，而十三载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惟其曰“合作”，可见所存在者，乃不同之两方面：即道调法曲为一面，而与胡部对立也。故《凉州》大曲实处于胡部之对面，属法曲、或属清乐范围。……夫唐之西凉乐，当非纯粹之清乐，而系以清乐为主，龟兹乐为辅之混合物。《凉州》大曲，为西凉地主所制，谓不属西凉乐系，则难通。(34) 任氏所述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他把《西凉乐》和《凉州曲》视为同一系统的音乐，并提出了“西凉乐系”的概念，这是较为符合实际的。如前所述，作为地域乐种的《西凉乐》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宫廷乐部《西凉乐》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同样的道理，凉州府进呈的《凉州曲》虽然有多种宫调的演奏形式，也只是“西凉乐系”中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已。至于任氏说《凉州曲》“属法曲、或属清乐范围”，这恐怕并不十分准确，毕竟《西凉乐》受龟兹乐影响很深，不宜与清商乐混为一系。 值得注意的是，《凉州曲》和《西凉乐》一样，在流传、发展过程中同样受到了胡戎乐的影响，这是前文已经简单提及的内容。据《太平广记》所引《逸史》记载： (李)谟，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独孤(生)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人也。”(35) 不难看出，《凉州曲》在发展过程中杂入了龟兹乐的艺术因子；对此，王昆吾先生发表意见认为：“从这段话可看出三个问题：一、《凉州曲》原无龟兹成分；二、一旦经龟兹乐师之手，便不免沾染其民族音乐的特色；三、同是一种乐器，在曲调、演奏方法上仍有民族与民族的差别。”(36)王氏所言甚为有理。如前所述，前秦《西凉乐》的产生以清商旧乐和龟兹乐为两大源头，但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其他胡戎之乐的影响，这与《凉州曲》的发展经历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亦不难理解，因为凉州地近西域边陲，“沾染”胡乐的机会非常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西凉乐系”音乐的艺术包容性非常之强。 再次，讨论一下《西凉伎》及其相关问题。让我们先看看唐人白居易和元稹所写的两首《西凉伎》(同题之作)，均为七言乐府： 西凉伎，假面胡人假师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须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绝归不得。泣向师子涕双垂，凉州陷没知不知？……纵无智力未能收，忍取西凉弄为戏？(37) 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醖当前头。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掷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泪]尽空遗丘。……西凉之道尔阻修，连城边将但高会，每听此曲不能羞。(38) 综合元、白两诗来看，《西凉伎》大概是融会了“假面狮子舞”而形成的一种新乐，亦由凉州传入中原。该乐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所用乐调。任半塘先生曾指出：“《西凉伎》剧内所用之乐调，要以《凉州》大曲为主。”(39)窃以为，此说恐有不妥。因为此伎既取名“西凉”，而不名“凉州”，可知所用乐调以《西凉乐》为主，而非以《凉州曲》为主。另外，《西凉伎》在哥舒翰“开府”时已盛演，亦即“天宝六载”(747)之前已经流行；(40)而《凉州曲》在开元中才被创编并呈进宫廷，这么快就流出宫外，又和狮子舞等艺术结合在一起，且在边城各地上演，恐怕有点困难。因此，《西凉伎》虽属“西凉乐系”，却与《凉州曲》未必有关。 第二，《西凉伎》与戏剧、戏弄关系的问题。如任半塘先生所述：“同一伎也，白氏谓之‘弄为戏’，元氏谓之‘此曲’。使无白诗赓和流传今日者，后人但据元诗以求，孰不目之为《凉州曲》而已。”(41)此说颇有道理，从元、白二人诗中我们确可看出，《西凉伎》其实是一种带有戏剧表演性质的乐舞，所以才有“前头百戏竞撩乱”的说法。另外，唐人有不少乐曲同时又可入戏，如《兰陵王》、《拨头》等，(42)《西凉伎》与之相似就不足怪了。 第三，《西凉伎》在后世流传的问题。据明人顾景星《蕲州志》记载：“楚俗尚鬼，而傩尤甚。蕲有七十二家，有清潭保、中潭保、张王、万春等名。神架錭镂，金艧制如椸。刻木为神，首被以彩绘，两袖散垂，项系杂色纷帨，或三神，或五、六、七、八神为一架焉。……随设百戏……主人献酬，三神酢主人，主人再拜。须臾，二蛮奴持绁盘辟，有大狮首尾奋迅而出，奴问狮何来，一人答曰凉州来，相与西望而泣，作思乡怀土之歌。舞毕送神，鼓吹偕作。”(43)这种南方驱傩仪式中的狮子舞，与元、白笔下的《西凉伎》十分相似，显然是《西凉伎》流传到湖北以后的遗存，其延绵有数百年之久、数千里之远，足以反映出“西凉乐系”艺术生命力的顽强。 最后，讨论一下《庆善乐》及相关问题。所谓《庆善乐》，是唐《立部伎》(共八部)中的第四部，同时又是唐《坐部伎》(共六部)第一部《燕乐》下辖第二小部的名称，据《新唐书·礼乐志》及《通典·乐六·坐立部伎》分别记载： 立部伎八：一《安舞》，二《太平乐》，三《破阵乐》，四《庆善乐》，五《大定乐》，六《上元乐》，七《圣寿乐》，八《光圣乐》。……《破阵乐》以下皆用大鼓，杂以龟兹乐，其声震厉，《大定乐》又加金钲。《庆善舞》颛用《西凉乐》，声颇闲雅。每享郊庙，则《破阵》、《上元》、《庆善》三舞皆用之。(44) 贞观中，景云见，河水清。协律郎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歌》，名曰《燕乐》，奏之管弦，为诸乐之首：《景云》乐舞八人……《庆善乐》舞四人，紫绫袍，大袖，丝布裤，假髻；《破阵乐》，舞四人……《承天乐》，舞四人。(45) 很明显，《立部伎》中的《庆善乐》就是《西凉乐》之一种；而《坐部伎》中的《庆善乐》也源于《西凉乐》，因为其“舞四人”，与前引《通典·乐六》所载《西凉乐》“方舞四人”的表演形态基本一致，连“假髻、紫裤、大袖”等妆扮亦十分相近，当是同源乐舞。换言之，作为宫廷乐部的《西凉乐》虽然在盛唐以后逐渐衰亡，但却以另外一种形态生存在坐、立二部伎之中，所以《庆善乐》是此乐流传、变化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 更令人惊讶的是，《庆善乐》在五代时期还流传到辽国，并成为《辽大乐》的主要组成部分，据《辽史·乐志》记载： 自汉以来，因秦、楚之声置乐府。至隋高祖诏求知音者，郑译得西域苏祗婆七旦之声，求合七音八十四调之说，由是雅俗之乐，皆此声矣。用之朝廷，别于雅乐者，谓之“大乐”。晋高祖使冯道、刘昫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于辽。…… 大乐器：本唐太宗《七德》、《九功》之乐。武后毁唐宗庙，自后宗庙用隋文、武二舞。朝廷用高宗《景云》乐代之，元会，第一奏《景云》乐舞。杜佑《通典》已称诸乐并亡，唯《景云》乐舞仅存。唐末、五代板荡之余，在者希矣。辽国大乐，晋代所传。《杂礼》虽见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盖亦以《景云》遗工充坐部；其坐、立部乐，自唐已亡，可考者唯《景云》四部乐舞而已。 玉磬，方响，搊筝，筑，卧箜篌，大箜篌，小箜篌，大琵琶，小琵琶，大五弦，小五弦，吹叶，大笙，小笙，觱篥，箫，铜钹，长笛，尺八笛，短笛。以上皆一人。毛员鼓，连鼗鼓，贝。以上皆二人，余每器工一人。歌二人，舞二十人，分四部：《景云乐》舞八人；《庆云[善]乐》舞四人；《破阵乐》舞四人；《承天乐》舞四人。(46) 比较《通典·乐六·坐立部伎》和《辽史·乐志》的史料可知，唐《坐部伎》第一部《燕乐》又细分为《景云》《庆善》《破阵》《承天》四小部，《辽大乐》也分四小部，数量、名称基本相当。(47)在工歌人数及每小部舞者人数方面，唐制与辽制亦完全相同。在乐器使用方面，唐《燕乐》与辽大乐也有诸多相同之处，仅一小部分出入而已。毫无疑问，《辽大乐》就是唐坐部伎第一部《燕乐》的遗存，如《辽史·乐志》所述，乃通过“晋代(后晋)所传”而输入辽国。由于《燕乐》下辖第二小部的《庆善乐》本为《西凉乐》，所以《西凉乐》实际上又流入并保存于契丹人的政权之中。 以上借“对舞”、《凉州曲》、《西凉伎》、《庆善乐》等具体例子，对《西凉乐》的断续流传及艺术变迁等情形作了简单的探讨，也顺带说明了宫廷乐部《西凉乐》与地域乐种《西凉乐》之间的异同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西凉乐》的发展并未因为中古时代的结束而终止，在宋代以来，它还对大曲音乐、戏曲音乐等产生过重要影响，只是问题过于复杂，拟用另文再作探论。 以上对《西凉乐》的多个问题进行了考述，从历史发展、流传变化的角度来看，《西凉乐》兴起于前秦时期的凉州一带，本名“秦汉伎”；继而流行于北魏、北齐、北周、杨隋、李唐各代，成为《七部伎》《九部伎》中的一员；自唐代坐、立二部伎制度出现以后，作为宫廷乐部的《西凉乐》逐渐走向衰亡，时间约在盛唐前后，但作为地域乐种的《西凉乐》则仍以其他形式在民间和宫廷继续流行，诸调《凉州曲》《西凉伎》《庆善乐》等可以作为明证。 若从艺术源头的角度来看，《西凉乐》实际上是“羌胡之声”与“中国旧乐”结合的产物。其中羌胡之声以东传凉州的“龟兹乐”为主要成份，而中国旧乐则以“魏晋清商旧乐”为主要成份。由于晋末五胡乱华，清商旧乐不复存于中原，却在西晋凉州刺史张轨的辖地意外得以保存；及后，前秦苻坚灭张氏时得到了这批清商旧乐，继而又为吕光据有凉州时所得，于是有人把这些“中国旧乐”和龟兹乐编合起来创制了《西凉乐》。 总之，《西凉乐》是中古时期流传最广泛、影响深远的乐舞之一，其势力不在同时期的清商乐和龟兹乐之下。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弄清其发展历史、艺术源头、流传变迁等问题，对于中古音乐史、戏剧史研究都会有所帮助。所述不当之处，敬祈教正。 注释： ①魏徵等：《隋书》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78页。 ②房玄龄等：《晋书》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2-434页。 ③丘琼荪遗著、隗芾辑补：《燕乐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13页。 ④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8页。 ⑤案，清商乐又名清乐，是中古极为流行的音乐之一；一般把汉魏时期产生并流行于中原地区的清商乐称为“魏晋清商旧乐”，而把司马氏政权南渡以后，由“魏晋清商旧乐”与江左吴声、西曲等结合而产生的清商乐称为“南朝清商新声”。 ⑥魏徵等：《隋书》卷十五，第377页。 ⑦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十九，第1060页。 ⑧沈约：《宋书》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52-553页。 ⑨沈约：《宋书》卷十九，第550页。 ⑩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77页。 (11)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十九，第1071-1072页。 (12)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0页。 (13)任半塘：《唐戏弄》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51-552页。 (14)冯双白、王宁宁、刘晓真：《图说中国舞蹈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4页。 (15)孙楷第：《清商曲小史》，收入《沧州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03页。 (16)魏徵等：《隋书》卷十四，第313页。 (17)魏徵等：《隋书》卷十四，第314页。 (18)魏徵等：《隋书》卷二十七，第754-760页。 (19)李延寿：《北史》卷六十一，第2177页。 (20)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百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726页。 (21)王仲荦：《北周六典》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99页。 (2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162页。 (23)魏徵等：《隋书》卷十五，第376-377页。 (24)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第3720页。 (25)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第3731页。 (26)刘昫等：《旧唐说》卷二十九，第1066页。 (27)案，据《旧唐书·音乐志》载：“贞观十四年(640)，有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歌》，名曰《讌乐》，奏之管弦，为诸乐之首，元会第一奏者是也。”(卷二十八，第1046页)张文收所作《讌乐》即唐《坐部伎》中的第一部，因此坐、立二部伎的出现时间大约是在贞观十四年以后不久。 (28)案，《旧唐书·音乐志》提到了唐代燕乐立部八伎和坐部六伎，其中有三部为唐玄宗时所造，所以坐立部伎制的最终确立当在盛唐。 (29)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49页。 (30)段安节撰、罗济平校点：《乐府杂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页。 (31)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17页。 (32)王灼：《碧鸡漫志》卷三，收入唐圭璋《词话丛编》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9页。 (33)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05页。 (34)任半塘：《唐戏弄》上册，第552-553页。 (35)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百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二册346-347页。 (36)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8页。 (37)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卷四，第75页。 (38)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1页。 (39)任半塘《唐戏弄》上册，第552页。 (40)据《旧唐书·哥舒翰传》载：“天宝六载，擢授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卷一百四，第3212页)可为证。 (41)任半塘《唐戏弄》上册，第531页。 (42)案，有关问题详拙文《唐代曲戏关系考》(载《民族艺术》2012年3期)所述，兹不赘。 (43)顾景星：《蕲州志》，丁放、赵世良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318-319页引。 (4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5页。 (45)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第3721页。 (46)脱脱等：《辽史》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85-888页。 (47)案，惟易《庆善》名为《庆雲》，当系《辽史》编者传写之误。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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