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书坊与戏曲评点的关系(2)
时间:2024/11/28 08:11:10 来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 作者:廖华 点击:次
三、书坊聘请名家评点戏曲提高戏曲评点的水平 根据现存戏曲刊本来看，最早借名家评点来宣传的，应该是杭州书坊容与堂。 这位书坊主人独具眼光，于万历三十八年率先出版署名李贽评点的戏曲，开启了名家评点戏曲的风潮。其他书坊纷纷实行名人效应的策略，涌现出一大批署名家评点的戏曲刊本。比如，起凤馆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正是刻于万历三十八年，评点内容几乎与容本一致；同年，三槐堂本《重校北西厢记》也署李卓吾评点，但评语多为释义，与李评风格不同；紧接着又有两套五剧曲本，一是《荆钗》《明珠》《玉块》《绣襦》《玉簪》，二是《浣纱》《金印》《绣襦》《香囊》《鸣凤》。除了李贽外，明清戏曲评点本中署名的名家还有汤显祖、陈继儒、徐渭、王世贞、梁辰鱼、王世懋、屠隆、沈璟、袁宏道、王思任、沈际飞、谭元春、钟惺、徐奋鹏、孙鑛、李玉、李九我、周延儒、彭幼朔、李渔、金圣叹、毛声山、毛宗岗等，其中李九我和周延儒还是位列三公的宰相。 当然，所谓的名家，不排除有假托现象。但也不能否认，明清不乏实实在在参与戏曲评点的名家。比如师俭堂所刻戏曲打上“陈继儒”的名号，笔者认同朱万曙先生的观点，师俭堂所刻戏曲确实是陈继儒所评。[7]99而且，笔者还认为，陈继儒是被师俭堂聘请而从事评点工作的。这可从陈氏的生平和思想观念来考察： 第一，名流身份得到商家青睐。陈继儒不贪图荣利，虽屡受朝廷征召，皆以疾辞；对于穷困儒生则尽心资助，人称其为“山中宰相”；且多才多艺，在诗文、书画、古董等方面造诣颇深，是相当有品位的学者。《列朝诗集小传》云：“眉公之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粔敉市盐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无得免焉。”[11]637陈继儒的人格和才华得到世人的普遍肯定，可谓名动朝野，远及酉夷。对于这样一位不耕不宦，却声华浮动的大家，怎么可能不引起商家的注意呢？ 第二，具有读者意识和市场观念。陈继儒非常重视读者的阅读心理，如《藏说小萃序》云：“经史子集譬诸梁肉，读者习为故常，而天厨禁脔、异方杂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则说部是也。”[12]指出读者对经史子集已产生审美疲劳，喜欢阅览千奇百怪的小说作品。又如《陈铜梁真稿序》云：“取古人所已言而袭之，读者憎其腐，则更取古人所未言而用之，读者又怪其凿空角险。”[12]指出读者讨厌阅读毫无新意或者情节过于荒唐的作品。出于对读者的关注，陈继儒对书籍市场也有较深的认识，如他曾指导许自昌次子许元恭的刻书事业，在给许元恭的信中说： 小孙经书已完，今读《化书》。字字皆灵，句句皆有益于身心家国。此学士大夫未尝教儿读者，节短转快，此举业之径路，容寄老亲家刻之。盖出于《道藏》，不甚流通也。 《国策选》觉是举业书，非好古者所贪购也。叙文亦同请政，惜此书并惜此序，一笑。 承惠《读书后》，又得闲仲重校跋之，妙甚。但目录须列在前，使读者一览，见所未见，生歆艳心，千万即易之。 久望《读书后》，得教，刻板极精，当走天下。第多刷数千，一日而发之，纸贵无疑。目录悉列于前，观者艳其多，寻者乐其易，跋语姑置后可也。有装订成书者，乞惠二十册，以便寄远，且长其声价耳。 《读书后》以校正差落数次者奉览，乞编前后刻之。……尚可抽其论经、论史者共为一部，则远可行、久可传，只恐翻版耳。[13]369 陈继儒对许氏的建议涉及哪些书籍会畅销，版面安排如何才能吸引读者，甚至对于可能存在的翻版现象也给予了提醒。 第三，以卖文为生。陈继儒本人曾说过他是“卖文为活”的，其《白石樵真稿》有篇尺牍《与萧象林户部》云：“若不肖屏迹佘山，卖文为活，惟有白醉黑甜于茆茨篱落之间。”[14]138清人宋起凤在其所著《稗说》中提到陈继儒，亦云：“四方征其文者，束帛挺金造请无虚曰”，“以润笔之资卜筑余山……纵情山水数十载。”[15]37可知，陈继儒常为人代笔撰稿，置身于出版业，润笔之资成为其主要经济来源。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师俭堂为提升刊本知名度而聘请陈继儒评点戏曲。由此可见，明清书坊虽然以赢利为目的，但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不惜花钱聘请名家评点，以致客观上提高了戏曲评点的质量。 四、书坊主亲自评点戏曲丰富戏曲评点的形式与内容 据笔者统计，明清书坊主人评点的戏曲列表如表1。  需要指出的是，表1中部分剧目的评点者是经过学者考证的：郑振铎和郑志良两位学者均指出《玉茗堂批评红梅记》为袁于令所评；[16]凌延喜于天启年间刊刻的《幽闺怨佳人拜月亭记》，评语出自凌濛初、沈璟还是凌延喜本人，学界有所争议，笔者认同江兴佑先生的观点，即凌延喜是实实在在的评点者之一；[17]至于《西厢会真传》署“汤若士批评沈伯英批订”，笔者倾向于蒋星煜先生的观点，认为是闵遇五刊刻并评点的。[18] 明清书坊主的戏曲评点有一特色，即乐于刊刻自己的评点本，像臧懋循、凌濛初、袁于令、闵遇五、闵光瑜、凌延喜等所评剧本均是本人所刻。而且，书坊主的戏曲评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丰富戏曲评点的模式，评语的学术含量高。明清书坊主中不乏戏曲专家，他们对戏曲评点有着独特的贡献，如臧懋循是“改评型”评点方式的开创者，凌濛初则是“考订兼评型”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闵遇五等并非戏曲专家的书坊主，他们的评点也不乏真知灼见。如《会真六幻西厢》所附录的《围棋闯局》，其作者题“晚进王生”，但是闵遇五从剧本文辞出发，率先指出“王生”并非指王实甫，而是“另一晚进无疑”，这是很有创见的。[5]112 二是将评点理论付诸实践，深化评点内容。晚明时期，臧懋循、袁于令等书坊主开始意识到舞台表演的重要性，如臧懋循在《玉茗堂传奇引》中说：“夫既谓之曲矣，而不可奏于筵上，则又安取彼哉!”[1]151认为不适合演出的戏曲不会是好的作品。重要的是，他们还能将戏曲理论融入剧作。比如臧懋循删订《临川四梦》，能结合舞台实际评点戏曲并删改剧本；又如袁于令在《玉茗堂批评红梅记总评》云：“上卷末折《拷伎》，平章诸妾跪立满前。而鬼旦出场，一人独唱长曲，使合场皆冷。及似道与众妾直到后来才知是慧娘阴魂，苦无意味。”[1]94于是，袁于令改写这一出为《鬼辩》，改本中的慧娘一上场就是疾恶如仇，威严霸气的厉鬼，不断控诉贾似道，将戏剧推向高潮，强化了舞台效果。除了臧懋循、袁于令外，书坊主李渔也重视舞台表演，认为“填词之设，专为登场”，[19]100创作了不少场上流行的剧作。可见，明清书坊主既评点戏曲，又加以实践，丰富和深化了中国戏曲理论。 五、书坊对戏曲评点的作伪有弊亦有利 诚然，明清戏曲评点的作伪现象十分严重。或假托名人评点，如郑振铎先生曾指出：“颇疑李卓吾只评《琵琶》《玉合》《红拂》数种。其后初刻、二刻、三刻云云，皆为叶昼所伪作。”[20]810或直接抄袭他人的评语，像“李评”本第四折“巧辩”的出批，大都为“红娘是个牵头，一发是个大座主”；或直接摘抄名家言论，如继志斋《重校北西厢记总评》摘录王世贞《艺苑卮言》中有关《西厢记》的评论。书商鱼目混珠，大量伪作充斥市场。陈洪绶在《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题辞》中指出：“读赝本、原本不能辨，往往赝本行而原本没矣。如文长先生所评《北西厢》，赝本反先行于世。”[1]225天章阁醉香主人《题卓老批点西厢记》亦云：“吾独怪夫世之耳食者，不辨真赝，但借名色，便尔称佳。如假卓老、假文长、假眉公，种种诸刻，盛行不讳。及睹真本，反生疑诧，掩我心灵，随人嗔喜，举世已尽然矣。”[1]225的确，盗版猖獗，以假乱真，造成“赝本行而原本没”，以致读者“及睹真本，反生疑诧”，给当时读者添了不少困惑，也给现在的戏曲研究带来不便。 然而，书坊对戏曲评点的作伪也有积极的一面。这是因为假托成名人的文人，他们对戏曲的评点也是有意义的。就像吴新雷先生所说：“尽管明末的书商有假冒伪托的恶习，这些评本不一定全都出于李卓吾等人的亲笔，但作为理论批评的一种建设来看，确是别开生面、另辟蹊径的盛事。其影响所及，由明入清。”[21]65 综上所述，明清戏曲的评点本以坊刻为主；在戏曲评点发展初期，书坊组织下层文人评点戏曲，带动了戏曲评点的发展；并且聘请名家评点，虽然有些评语并不是真正出自名家，但仍然有利于提升戏曲评点的整体水平；书坊主们还亲自评点戏曲，甚至结合自己的戏曲理论进行创作，有效促进了戏曲的繁荣。由此可见书坊在明清戏曲评点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了解书坊与戏曲评点的关系，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戏曲评点发展和传播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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