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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嘉靖皇帝登基到万历初年，虽然文风日盛，但是社会风俗变得浮华，世风日下。以前的人即使富裕，也还节俭度日，而现在的人却奢侈铺张，甚至靠借贷度日，寅吃卯粮。 对于晚明社会繁华，渐趋奢靡的现象，也有人认为是好事，因为带动了消费，使得社会财富流通，有助于经济民生。陆楫（1515-1552）就明确提倡消费，并且提出，对一人一家而言，节俭是美德，但却不适用于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 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计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将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可见晚明富裕的结果，出现社会奢靡，也在士大夫圈内出现不同的声音。社会富裕而渐趋奢靡的变化，是否直接导致文化与艺术的流变，当然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但是，因社会风尚的奢靡与物欲崇尚的普遍，造成生活习惯的改变，并因此讲求细致的享受与品味，逐渐成为明末文人雅士的流行风尚，则是不争的事实。 昆曲兴起的社会背景，就是嘉靖万历年间社会富裕的环境。江南的文人雅士因富裕而有了闲情逸致，开始专注物欲享受的提升，追求审美品位的精致化。他们对戏曲发生兴趣，甚至投身戏曲创作，填词度曲，浸润在昆曲的柔靡艺术境界之中，通过伶工与演员的实践，结合了群体艺术心灵的追求与内化，才得以创造一个新的艺术境界，从感官享受转到精神提升的认知体会，为文化与艺术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晚明社会富裕只是昆曲勃兴的背景，并不能充分解释昆曲为什么发生在苏州，而不是滥觞于杭州或南京。士大夫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如何转化成投身昆曲创作，为什么会把创作诗词的精神转到填曲编剧上面，如何把文学的意象构筑和拍曲的千回百转结合起来？这些发展都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涉及许多人聪明才智的汇集，以及特定历史环境所累积的审美追求。不论如何，晚明社会文化出现了独特的历史转折，是理解昆曲勃兴的必要因素。过了差不多二百多年，到了清末，有个历史感特别敏锐的龚自珍（1792-1841），对明代中叶之后的社会变化，做了与众不同的评价： 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而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习气，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不贤识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 批评大多数人只是人云亦云。其实，从文化长远发展来看，历史家必须从大处着眼，观察到“优伶之见闻”与“商贾之气习”有其特殊历史意义，这是清朝的士大夫所不能企及的。 (郑培凯，山东人，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