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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16年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对中国学界和演艺界而言难得一见的“汤显祖年”带给我们一个思考，究竟应当向世界传递怎样的汤显祖形象呢？ 由于家道中落没有读多少书的莎士比亚其生平经历非常简单。他从22岁后从家乡来到伦敦谋生，在剧场马厩里当看马人开始步入剧坛，由后台“提词人”、递道具者，进而由临时演员变成正式演员。尤其是他从写下第一个剧本《错误的喜剧》，直到完成最后一部剧作《暴风雨》，前后22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他一共完成了37部剧作。莎士比亚整整52年的生涯，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与伦敦剧团、剧场、剧作密不可分的。除了家乡和伦敦，莎士比亚几乎没有去过别的地方。除了戏剧活动，他也几乎没有其他经历。他的短暂的一生实际上就是为戏剧而生的。 可汤显祖的人生历程却要复杂得多。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四代有文名。汤显祖从22岁开始到北京春试四次落第，直到34岁才考中进士。后自请到陪都南京任职7年，因上奏激烈抨击朝政的《论辅臣科臣疏》，42岁被贬谪广东徐闻典史任。旋又被“量移浙江遂昌知县”，虽“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但无法再有升迁的途径，也不能阻止官府对百姓的掠夺，一怒之下挂冠而去。如此跌宕起伏、震撼朝野的人生经历，显然不是一个作为职业的“戏剧家”的桂冠所能够涵盖的。 从创作态度上看，汤显祖的剧作都是在闲暇时光而作。《紫箫记》写于第三次春试（1577年）不第到第四次春试（1580年）不第期间。将《紫箫记》改为《紫钗记》也是因“南都多暇，更为删润讫，名《紫钗》”。《牡丹亭》也写于遂昌闲暇时光，准备挂冠而去之前（1598年），后二梦更是在故乡赋闲时有感而作，总之，都不是为了稻粱谋。而莎士比亚的剧作全是他在伦敦剧团时作为职业剧作家而作的，主要是为了票房收入，为了生存，有时甚至草草写出，都来不及润色就马上上演，如《驯悍记》《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都是为了赶时间，匆匆忙忙完成就搬上舞台的；《麦克白》作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最后一个，学界大多认为也是作者在匆忙中赶写出来的。 从社会身份来看，汤显祖的“剧作家”的身份实际上是被当代人所确立的，因为直到清代，汤显祖仍被称作是“填词大家”，并不被认为是剧作家。李渔说“词坛赤帜”为“若士一人所攫”。显然，李渔认为作为“词坛赤帜”文学家的汤显祖已经达到了绝顶的高度，但他并不认同汤显祖在剧坛的地位。他说：“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登场之道，盖亦难言之矣。”而将莎士比亚视作是一个现代职业分类意义上的剧作家是毫无疑问的。从观众群体的构成来看，莎士比亚和他同时代的剧作家相比，基本上是一个专门为公共剧场的观众创作的剧作家，他创作的目的主要是为观众提供娱乐，因此，剧作中的故事情节，支撑情节的人物性格等就是莎士比亚最为关注的，因为这是伊丽莎白时代公共剧场观众最为关注的。汤显祖的剧作却不像莎士比亚剧作是为了单纯的公共剧场的观众观剧而创作的演出本，而是为更宽泛的文人阅读者和士大夫观赏者。 由此看来，无论是从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生平履历，还是从他们一生所致力的主要事情来看，他们二人其实并没有多少相交集之处。汤显祖之所以写“四梦”剧作与莎士比亚相比，无论是从写作的目的、作者的身份、剧作的观赏对象、后世评价的尺度、400多年来演出传播的状况等等，都是截然不同的。由此，汤显祖永远是中国古代的伟大文人（艺术家），莎士比亚永远是英国古代伟大的剧作家。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人按照现代分工意义上的职业化分，他们审美趣味显然是跨界了。这个职业分工的“界”的概念原本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意识里是根本不存在的。基于儒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心性修养基础之上的古代文人“成人”功夫，“君子不器”乃为最高的人生审美境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不会将现代分工意义上琴棋书画、诗书画印等某一门技艺作为稻粱谋而终身为之，而只是在日常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自我修为中成就自己全德的文人趣味、人生境界。因此，汤显祖这位一生都“贞于孔埠”古代士大夫文人的杰出典范，绝对不会把戏曲视为其人生的终极目的，更不会为谋生取悦观众而填词。恰恰相反，汤显祖的“四梦”填词都是他作为与文人间建立“相为赏度”的机缘而起兴的。而这种中国古代士大夫文人的人生志趣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莎士比亚为满足公共剧场的观众的娱乐愿望而作剧赚钱所完全不能理解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