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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家到出家僧人，我对他十足好奇……《聆听弘一》是一个直觉，‘聆听’可以避免编纂和杜撰，面对弘一法师，我似乎丧失了说谎的能力。我想通过李叔同的书信，或别人口述来看到他的精神……”话剧《聆听弘一》近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作品的编剧、导演田沁鑫在寄语中如是说。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杭州话剧艺术中心等单位出品的话剧《聆听弘一》，通过网络播客“坏蛋调频”直播的一场“寻找民国坏蛋”节目，触及了一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身居上海“孤岛”的民国广播人，经由他们的电台策划的广播剧《聆听弘一》，引出了对弘一法师一生的讲述。舞台以空间层次划分时间的区隔，后方矩形窗口为网络播客的播音间，前方陈设民国电台的办公环境、播音设备，时而是广播剧的录音现场，时而是民国时期的城市街道，人物穿梭其间，七嘴八舌地拼凑出了弘一法师的生平事迹，以弘一法师为圆心，进行了跨越时空的有关文化、艺术、爱情，出世与入世的对话。在演出结束后举行的研讨会上，业界专家一致认为，《聆听弘一》鲜明而果决地脱离了传记类戏剧作品的窠臼，成为当代舞台为尊者塑像的一个范本。 今昔交错的戏剧空间 今年是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中国话剧的发端就是1907年，李叔同在日本东京反串出演《春姬》（《茶花女》）。李叔同把话剧引入国内，这门艺术在中国大地上得以延展，并承传有序。以话剧形式表现这位话剧奠基人的一生，是极具意义和挑战性的。 “这部作品具有思辨性，它在当代文化环境中，融合了很多既有的戏剧创作经验和方法，提炼升华出适应当代观众审美心理的戏剧样态。思辨性是依靠各种舞台元素、表现手段和各个层面的人物话语形成的。它还有叙事体戏剧线索的灵动，时空转换非常灵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认为，作品的思辨性是以几个时空的并置和交织完成的，“其中有民国时期电台的兴亡际遇，有现代播音员的观望，有广播剧创作者对弘一法师的诠释，有他们自身的相互关系、人生轨迹。”宋宝珍说，是这些性情不同、行为各异、立场有别的群像实现了多层面的表达，给予了观众多角度、多义性的感受空间。 剧中演员扮演电影演员金丹，电影演员金丹又在广播剧中扮演弘一法师，演员、人物的跳进跳出，营造了戏剧的多重空间。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胡薇说：“这是一个套层结构，戏中戏加主持人现场评说，当下、过去、过去的当下和过去的过去并置，以此表现如梦似幻的人生。‘当下’代表了当代对弘一的解读，过去代表了民国时代对弘一的解读，在作品结尾的纪念仪式中各线合一，合一的基础恰恰是本质上能够合一。” 虚实相生的印象图景 剧中的民国电台是真实的，相关人物也有原型可考，而广播剧《聆听弘一》是虚构的。对此，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主任彭涛表示：“作品选择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角度，通过民国电台要做一期《聆听弘一》的节目来接近弘一法师，在整个戏里，弘一法师都没有正面出现，始终是别人在扮演他、讲述他，这样的角度避免了一种虚构的不真实。”彭涛认为，这种方式解决了当代舞台塑造“尊者”的一个困境，“为什么不直接去塑造一个具体的弘一形象？我能够理解，我们在舞台上正面地塑造弘一，似乎就让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虽然塑造了人物，但是心里总是没底，总是觉得不那么有说服力。选择这样的角度，通过普通人、世俗中的人一点点接近弘一法师，探寻弘一法师的精神所在。” 网络播客“寻找民国坏蛋”，作为“民国坏蛋”的民国广播人“寻找弘一”，“北青艺评”编辑于静认为，是这两重“寻找”，营造出了人们与李叔同的距离感，“我们看不见，只能听别人来讲，这其实伴生了一种传奇的感觉，李叔同是被还原成一个传说，而不是一个人物形象”。“这些年在国内能看到类似的文献剧，把历史材料拿过来读给观众、扮演给观众，展现个体和群体在历史中存在的时候，有一定的故事性，只要一点点的真情实感就能迅速捕捉到观众的情绪点。我觉得这部作品的目的也是这样的。”于静说。 “弘一法师的事迹都是讲述出来的，没有人见到这位高僧大德的面，我想到了印象派油画，像莫奈的《睡莲》，你站在跟前会看到很多斑斑点点，但是拉开一定距离，你会为这幅形象如此完整的作品所震撼。”宋宝珍说。 这部作品的内容坚守、形式选择与田沁鑫这一代话剧人的使命和责任有关。北京剧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杨乾武认为：“他们不但要在艺术上寻求突破、在创作上寻求提升，还要突破国内演出市场的瓶颈。因为戏剧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创作、思想、艺术、观众都发生了断裂，演出市场危机深重，至今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他们这一代人有市场意识。”杨乾武表示，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场，是以田沁鑫为代表的当代话剧人的历史使命，也是他们的社会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