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结三十年来的创作经验和教训时，我觉得有这样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巡迴展览画派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从我们的一些油画创作可以看得出，确从列宾、苏里科夫等大师那里学到了好的东西。今后也还值得对那些大师们的艺术成就进行研究探讨。但是，从贯彻外为中用这一方针来看，我们却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似乎只有巡迴展览画派才值得我们借鉴，因为它是“最现实主义的”。其他，什么米勒、戈雅、伦布朗、委拉斯贵支……，则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至于印象派、后期印象派则“谈虎色变”，若提到马蒂斯简直如洪水猛兽，根本不敢接触。这种借鉴上的狭隘，造成我们油画创作上的画路单一。这种片面性遍及全国油画界，至今还明显可见。
    最近看到斐文昆的油画《人民音乐家——聂耳》（见本期画页），觉得它是一个新的画路。人物性格刻画生动、深刻，手法较新。画的背景用的是象征的手法——长城内外，遍地是抗日的烽火，这背景使人不能不联想到聂耳的革命的歌声。这也是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也是一种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浪漫主义！这种手法，过去也有人用过，闻立鹏的《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杜健的《激流中勇进》，都有类似之处，可惜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文艺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是个创作的新课题；因为新，人们一下子不知如何表现才好，于是大量地出现了以原子核结构为代表符号从手掌升起的宣传画。这，不能说不好；但是，不能成为新公式。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从生活出发进行构思。布依族画家王大同的油画《雨过天晴》，我看它的题材和主题都与表现和歌颂四个现代化有关，但不是公式化的，是很有生活味儿的。不过，有些人首先看到的不是作品的内容，而是它的油画技巧，觉得它在色彩运用上有点“印象派”的味道，因此有点儿犯忌，不敢肯定它是现实主义的，好象现实主义与印象派色彩是绝缘的。这是一种“恐惧病”，似乎技法上的不写实，就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
    现在，在油画技法、技巧上的各种探索多起来了，我以为这是克服外为中用上片面性的开端，值得提倡、鼓励。《雨过天晴》的好，更好在作者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统一关系上做了非片面的追求。
    蒋铁峰、陈之川的《金色的童年》，是一组非常优美的少年儿童读物组画。有的同志称赞它的装饰趣味，有道理。而我读这套组画的时候（不是全部，只看到十幅），使我惊叹的确是画家的想象力，或者用列宁的话说，是画家的那种非常优美的、变化多样的，而又有生活情趣的“幻想”，用生动的绘画语言画出来的“幻想”！
    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有了生活而没有“幻想”，也产生不出艺术来，否则，对生活的自然主义的模写不也成了艺术了吗？《蝴蝶》这张画（见本期封画），跪在花草丛中的孩子在写什么？画家没有说明，我也说不出；但飞绕在孩子周围的蝴蝶却在说明：孩子的脑海里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吴凡的《蒲公英》意在表现孩子的美好生活和情趣，用的是“简笔”，而《蝴蝶》用的是“繁笔”，各有妙处。希望画家们的艺术想象中有更好的蒲公英的花籽和变化万千的蝴蝶。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