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及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批评掀起了一场语言革命：人们纷纷把视线聚焦于文本的语言形式结构，把语言从工具论中解放出来，还语言以本体的地位，形成了一股语言学批评的热潮。 中国当代语言本体意识的最初萌动来自1980年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注：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高行健对现代小说形式技巧的分析，给后来的批评家以深刻的启发。1985年黄子平率先对传统理论命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进行重新审读，指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却是忘却语言的艺术。语言被当作文学创作的‘副产品’放到‘最后’来说，更多的时候连这‘最后’也没有。”（注：黄子平：《得意莫忘言》，《上海文学》1985年第11期。）（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为了改变这种失衡的批评状态，他倡导建立“文学语言学”。尽管文学语言学研究已经崭露头角，但在整个文学批评领域中仍然显得有些萧条。唐跃、谭学纯有感于这种不景气境况，发出呼吁并正式提出“语言学文学批评”这一概念（注：唐跃、谭学纯：《寄希望于语言学文学批评》，《文论报》1986年11月1日。）。1987年以后“第三代小说家正在进行一场语言的战争”（注：王干：《低谷中的震荡》，《小说评论》1989年第1期。），先锋派作家对文本实验的痴迷，第三代诗人打出的“诗到语言止”的旗号以及汪曾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宣言，都代表了创作界对语言的重视。日新月异的语言实验促使理论界对语言作更深入的研究。李劼《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第一次提出了“文学性……在于文学形式的本体性演化，形式不仅仅是内容的荷载体，它本身就意味着内容”（注：李劼：《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吴俊《文学：语言本体与形式建构》认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形式建构”（注：吴俊：《文学：语言本体与形式建构》，《上海文论》1988年第2期。）；李洁非《语言艺术的形式意味》肯定了形式意味在语言艺术中的重要性：“语言作品一旦缺乏形式意味，最容易湮没于日常世界之中，最容易失去自己的意义。”（注：李洁非：《语言艺术的形式意味》，《文艺争鸣》1990年第1期。）可以清楚发现，这三篇文章都在演绎一个共同的主题：语言形式本体论。语言形式作为文学的本体终于在众多作家和批评家的不懈努力下盛装出场了。 90年代随着创作界先锋实验文本的退场，文学批评界的“语言热”也渐渐降温，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批评也潇洒地告别了文论舞台。在来势汹汹的文化研究的大潮中，仍有一些学者坚守在语言学批评的阵地上。与前期热闹繁荣的局面相比，虽然在数量上呈下降趋势，但在质量上却毫不逊色：这一时期语言学批评的研究视域进一步扩展，不再局限于与当下的文学创作进行有效互动，而是把批评的海岸线一直延展到20世纪初期；也不再满足于对某个文本、某类文本作语言结构形式上的精雕细琢，而且还放眼于整个20世纪文论，对20世纪文论作语言学的巡礼。张颐武《二十世纪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以宏阔的视野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对20世纪以来汉语文学在语言观念、语言运作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与发展作了深入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索21世纪汉语文学发展的新策略。韩毓海也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中国新文学的三次语言革命。韩毓海认为“只有不再把语言当作媒介而当作目的的时候，只有不再把文学当作工具而当作目的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语言革命才会发生”。（注：韩毓海：《新文学的宏观视角——论中国新文学的三次语言革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2期。）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细致探究了语言变革与新诗创作之间的关系；刘俊《论百年中国文学语言观念的衍变》致力于勾勒百年中国文学（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语言观念的演变轨迹；王一川则把目光收缩到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来的文学语言研究，着力分析了1949年至90年代文学语言呈现出的四种形态。（注：王一川：《近五十年来文学语言研究札记》，《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除却这种宏观的研究视野，还有一批学者从微观入手精细考察某一段历史时期语言与文学或与批评之间的关系。邵滢《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认为语言变革促发了现代文学批评在批评对象、批评向度、批评话语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谢应光《“科学”、“民主”、“革命”：语言学视野中的五四文学精神》从三个关键词“科学”、“民主”、“革命”体察和领悟五四文学的精神；杨匡汉的《从语言角度研究“文革文学”》、孙德喜的《高度理性化的独语——“文革”文学语言论》、谭学纯的《文革文学修辞策略》等文章则对被人遗忘或一笔带过的文革文学话语进行深入的解剖，剔抉出它的话语特征和修辞策略。 无论是对语言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构想与论证，还是对语言本体论的倡导与实践；无论是从宏观历时层面把握百年文学语言的历史演进，还是从微观共时层面细琢某一阶段的语言策略，这些努力使语言学批评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繁荣昌盛的局面。不仅厘清了某些争论已久的问题，而且也发掘出以往研究中被忽视、被遮蔽的问题，从而使百年文学在语言学视域的观照下凸现出新的光芒。 尽管语言学批评开启了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前景并非一片坦途。早在1990年葛兆光就敏锐地发现其存在的困境：“语言学批评希望以精细可靠的规范建立一个标准的分析模式，让文本独立以摆脱因人而异的尺码的干扰，但同时语言分析尤其是语义分析又使它不得不引入‘传统’来作参照或干脆以背景意图为基点，于是，背景渗入文本之后的分析者便陷入了一个怪圈：背景证明文本，文本证明背景，结论产生于根据，根据却来源于结论。”（注：葛兆光：《语言学批评的前景与困境》，《读书》1990年第12期。）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理论困境，弥合语言学批评与传统印象式批评之间的裂痕，葛兆光感到力不从心，问题仍悬而未决。 与葛的温和相比，鲁枢元则对结构主义全力倾心的语言学批评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认为他们“朝着文学的海洋吃力地撒下一张沉重的网，拖上来的仅是一些鱼骨头，一些庞大的鱼的骨架。”（注：鲁枢元：《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鲁枢元批判的矛头虽然指向的是西方结构主义文论，但对国内的语言学批评无疑也是一瓢凉水。因为国内语言学批评正是西方文本理论催生的结果。鲁枢元认为结构主义分析动用理性之刀将活泼的文学作品割解得支离破碎，因此希望重辟一块“文学言语学”的批评园地，力图揭示出被结构主义批评驱逐出境的文学言语特有的“个体性、心灵性、创化性和流变性”，使语言重返诗意的家园。虽然鲁枢元对语言和言语作了严格的区分，但在《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一书中我们仍时常看到“文学语言”和“文学言语”的等同，这说明鲁枢元尽管从理论上在两者之间划了一道隔离线，但在言语实践中还是陷入了二者的相互缠绕中。文学语言学和文学言语学真的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吗？对此，还应做深入的探讨和辩证的分析。 此外，个体生命真的能实现对语言的超越吗？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拉康的精神分析证明了无意识也具有语言结构，也是语言的产物。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能逃出语言之网？“谈论语言可能比谈论沉默更为糟糕”。因为超越语言的媒介是语言，超越的结果也仍是语言规则编织成的言语，那么，超越语言是否可能？内心涌动、奔突、翻腾的欲望、情感、情绪若不说出来，只能永远处于心理的暗箱中，而一旦说出来就不可避免地要遭遇语言，虽然“言不尽意”，但不尽处的体悟仍然是语言在思想在活动。因此，在我看来，超越语言只是对语言固有的秩序规则、语法逻辑、结构模式的超越，是对已经僵化的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的超越，而不是对语言本身的超越，并且即使是对语言规范、方法的超越也是有限的，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汉语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否则，写出来的东西将是疯子式的自言自语。鲁枢元提出的“超越语言”的积极意义在于，表达了人类希图冲破语言的牢笼、放飞自由心灵的强烈渴望，而正是这种永不枯竭的渴望推动着人类的文明不断地前进，使文学的百花园里不只是一支独放，而呈现出百花竞相绽放、争奇斗艳的欣欣向荣的美景。 在鲁枢元提出“超越语言”的倡导与警示的同时，中国文论界在构筑自身理论大厦时，也努力超越西方语言学批评的纯形式化操作，走上了与社会文化批评相结合的批评之路。谭学纯、唐跃在开拓小说语言的审美空间时没有把语言形式囚禁在文本的铁框中，相反，他们时时不忘形式与内容是一个完整的连结体。在他们看来，以语言方式构成的文本，是“一个以语言形态物化了观念形态的文本”，是“具有潜在意义的语言实体”（注：唐跃、谭学纯：《文学尚未失语——关于黄浩同志〈文学失语症〉一文的不同意见》，《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因此，他们主张英美新批评派所推崇的形式文本理论需要以社会学批评的优势加以改造。赵宪章的形式美学“既不回避形而下的技术性操作，也不拘泥于此，而是从哲学层面全方位考察形式的美学意蕴”。（注：赵宪章：《形式主义的困境和形式美学的再生》，《江海学刊》1995年，第2期。）由此，文学本体不就是文本，而是“一方面以文本为符码，另一方面，在这一符码中熔铸着整个人类精神世界——被形式化和符号化了的世界”。（注：赵宪章：《文体与形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则“把本文的符号表意方式置放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加以阐释，探寻本文与文化语境之间在修辞上的互赖关系”。（注：王一川：《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南帆也认为“文学研究必须坚持把文本分析视为不可或缺的发轫之处；但是，这种分析并非仅仅盘旋于纸面上，……它必须纵深地考察字、词、句背后种种隐蔽的历史冲动、权力网络或者詹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注：南帆：《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自序》，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些都表明中国语言学批评具有了不同于西方语言学批评的独特品格，那就是把文本分析与社会文化批评相结合，既注重对文本语言、结构、形式、叙述方式的细致考察，也重视对文本背后文化历史内涵的挖掘，从而既避免了陷入文本纯形式操作的困境，也避免了跌入传统印象式批评的窠臼。 但我们也不应盲目乐观，在9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的浪潮中，语言学批评虽未被吞没而销声匿迹，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也是毋庸置疑的。遗憾的是，文论界对此并未作出反思。20世纪是一个理论流派更迭频繁的世纪，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走马灯似的轮番上演中，文论家们往往来不及清理一下繁杂的思绪，就又被卷入了另一股理论潮流的漩涡。因此，“语言热”降温后，文论界忙于文化研究的探讨与争鸣，忽略了对语言学批评的理论反思。 其一，人们很少回过头来想一想语言学批评式微的原因何在？有人认为语言学批评是伴随着创作界先锋文本的实验登场的，90年代先锋实验的溃退必然导致语言学批评的没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实，这只是表面的假象。先锋文本是语言学批评最好的练兵场，但语言学批评的对象不局限于此，可以说所有的文学文本都可以进入语言学批评的视野。因此必须深入探究其深层原因。语言学批评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细读法”，这就要求研究者一方面要有沉静的心态，不可急于求成，这种慢节奏的批评方式显然难以适应当下快节奏的文本生产，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文学批评越来越套路化、模式化；浮躁之风也使很多批评家投入到更为便捷的社会文化批评中。另一方面必须具备扎实的语言学理论，这也是为什么大多西方语言学批评家同时也是语言学家的原因，而中国的文学批评家大多不具备这种两栖身份，语言学理论的跛足使得研究者们在批评实践中往往捉襟见肘。这两方面的原因必然导致语言学批评只能是短暂的辉煌，是思潮与激情的促发物，而非知识与本质认识的衍生物。 其二，中国语言学批评为什么会走上与社会文化批评相结合的道路？仅仅是因为文化研究的影响与渗透吗？或是为了避免重蹈西方纯形式批评的覆辙而寻找的变通之法吗？是又不是。是，因为它们的确如此，难以否认；不是，因为这样解释很难揭示中国语言学批评的独特性。我认为其根源在于传统文学观和批评观的浸润。从“诗言志”到“文以载道”，文学始终是情感、思想、道德、伦理的寄存体。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道”的内涵不断地更改，但作为一种观念，“文以载道”从未真正消失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反对“文以载道”，但反的只是所载的封建伦理道德，而不是整个的文学观，他们所提出的“为人生而艺术”实际上是“文以载道”的一种变体，将其中的“道”置换为新的社会时代内容。而“创造社”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则遭到了严厉的批判，郭沫若等人也迅速被“人生派”收编；80年代中期在思想解放的文化语境中，先锋文学的文本实验虽让人看到了“纯文学”的曙光，但好景不长，90年代先锋派放弃文本形式探索，转而寻求终极关怀和精神关怀，再次宣告“纯文学”的破产。这说明，“文以载道”的传统根深蒂固，“纯文学”在中国难以存活。文学不只是一个语词构造的世外桃源，而且与历史文化发生深刻的联系。与此相对应，中国文学批评从孔子提出“诗可以兴、观、群、怨”以来，就一直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而不太关注语言文字本身。作为工具的语言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语言所传达的意义。因此，“得意忘言”式的批评一直居于主流地位。这种批评模式虽然在80年代遭到了批判，但并未被完全抛弃。与“纯文学”难以存活一样，“纯形式批评”也不可能实现。与西方语言学批评以决然的姿态彻底反叛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而极力追求文学批评的科学化不同，中国文学批评在反传统的同时总是与传统藕断丝连。正是这种内在的传统因子使得中国语言学批评不可能像西方语言学批评那样断然宣布“文本之外无它物”，走的还是与传统相结合的道路。因此，它一方面要反传统，借鉴西方语言学批评形式分析法对文本做精细的研究，另一方面又不抛弃传统，挖掘语言结构形式背后的历史文化意蕴，结果，在不似于自己的模仿对象——西方语言学批评中实现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非自觉的融合。这不是语言形式与意义内容两张皮的硬性拼贴，而是一体两面的有机统一：文本形式批评因社会文化批评而更具深度；社会文化批评因文本形式批评而更具可信度，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只可惜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本-社会批评或形式-文化批评的实践，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因而，中国语言学批评的新路，也就在不明之中，继续徘徊。 在文化研究日益喧嚣的今天，文学研究遭到了巨大的挑战，语言学批评也日趋萧索冷清，在此情势下，对语言学批评的反思不仅有利于抵制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百年归顺，而且能使语言学批评走出低迷。1986年，唐跃、谭学纯提出“寄希望于语言学文学批评”，2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期待也是如此，只是要略加补充的是，要寄希望于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批评的建立。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紫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