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00705）
    【内容提要】 文学批评是一项艰难的事业。一个人能否成为优秀的批评家，最终取决于他是否具备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因为，气质是一种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具有动力学意义的内在力量，它影响着人的心理活动的速度、强度和方向。具体地说，批评家的精神气质由包含着浪漫主义情调和理想主义精神的唐吉诃德气质、体现着平等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民主气质和求真尚实的科学气质构成。责任伦理是与精神气质同样重要的主体素质，因为它意味着批评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使命、追求什么样的文化目标。
    【关 键 词】文学批评/批评家/精神气质/责任伦理
    一
    一个普通的读者，有理由享受随便谈论文学的快乐，但一个认真、负责的批评家，却必须努力摆脱阅读和评价上的漫不经心，放弃凌空蹈虚的自由。批评是一种揭示真相和发现真理的工作。虽然进行肯定性的欣赏和评价，也是批评的一项内容，但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批评其实更多的是面对残缺与问题的不满和质疑、拒绝和否定。是的，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意味着尖锐的话语冲突，意味着激烈的思想交锋。这就决定了批评是一种必须承受敌意甚至伤害的沉重而艰难的事业。为什么在我们的批评界，推销员太多，质检员太少；说空话的太多，说实话的太少；说鬼话的太多，说人话的太少；垂青眼的太多，示白眼的太少，究其原因，盖在于批评本质上是一种路途坎坷、考验重重的精神历险。
    那么，什么是批评？给它下个简单的定义并不难。所谓文学批评即对写作、文本、阅读及影响写作和阅读的外部条件和主体素质进行研究和评价的活动。它是一种特殊而复杂的文化行为：既要以精微、细致的感性体验作为起点，又要超越感性的简单与琐屑，达到理性的高度；可以在激情燃烧、我心飞翔的高峰体验中陶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但为了获得妥实可靠的判断，又必须冷静下来，以便进入一种客观的澄明之境。纳博科夫说：“读书人的最佳气质在于既富于艺术味，又重科学性。单凭艺术家的一片赤诚，往往会对一部作品偏于主观，唯有用冷静的科学态度来冲淡一下直感的热情。不过如果一个读者既无艺术家的热情，又无科学家的韧性，那么他是很难欣赏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注：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4页。）这些话说说容易，做起来艰难。纳博科夫自己就没有做到。他在一次回答记者的时候说：“我高兴地记得在纪念堂里，面对六百位学生，我撕毁了《唐吉诃德》这本残酷、粗俗的书，这使我的一些比较保守的同事感到吃惊和窘迫。”（注：王诜：《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同样，他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也缺乏起码的敬意和公正。他还说过电影《日瓦戈医生》令他“恶心”的话。
    是的，只是简单、随意地描述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印象，还不能被称作文学批评，无论这种描述显得多么花里胡哨，多么机智聪明，它都不过是性质粗糙的读后感而已。真正意义上的批评行为，意味着成熟的思辨能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一种在广泛的阅读经验和渊博的知识支持下的复杂判断。它要求批评家具备丰富的阅读积累，只有这样，你才会拥有开阔的精神视野，你才能形成可靠的鉴别能力和可靠的判断能力。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此有深刻的论述：“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若镜矣。”
    那么，只要具备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广泛的阅读经验，就一定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吗？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能否成为批评家，最终决定于一种更为内在的东西，具体地说，决定于你是否具有批评家的精神气质。因为，气质是一种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具有动力学意义的内在力量，它影响着人的心理活动的速度、强度和方向。文学批评家正是依赖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来展开他的批评工作的，用蒂博代的话说，“一个批评家是以自己的气质，以自己在文学、政治和宗教上的好恶来判断同时代人的，他尽可能地把这些变为一种权威的方式”（注：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0页，第120页。）。
    从生理上讲，每个人都属于四种气质类型中的一种：要么属于热情、愉快的多血质，要么属于迟缓、沉静的粘液质，要么属于忧郁、脆弱的抑郁质，要么属于急躁、冲动的胆汁质。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也许与人身上的生理气质有着潜在而神秘的关联，但是，我们似乎还找不到充分的依据，说哪种生理气质的人最适合做批评家，或者不适合做批评家。我倒是倾向于认为，人们通过自觉的努力，可以深刻地改变自己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模式，从而完成对自我精神生活的文化变革，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
    总之，批评是一种非常重要又极其高级的精神创造活动，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搞的，至少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搞好的。正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批评才能是一种稀有的、因而受到崇高评价的才能；如果说，多多少少天生有一些美学感觉、能够感受美文学印象的人是寥寥可数的，你们，极度拥有这种美学感觉和这种美文学感受力的人，又该是多么少呢？……有人认为批评这一门行业是轻而易举的，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做到的，那就大错特错：批评家的才能是稀有的，他的道路是滑脚的，危险的。事实上，从一方面说来，该有多少条件汇合在这个才能卓越的人的身上：深刻的感觉，对艺术的热烈爱，严格的多方面的研究，才智的客观性——这是公正无私的态度的源泉——不受外界诱引的本领；从另一方面说来，他担当的责任又是多么崇高！”（注：《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第19—20页，第36页，第95页，第118页，第121页，第422页注释，第319页，第436页，第437页。）不错，一个人倘若想成为真正的批评家，他就应该使自己具备“稀有的才能”，应该将多种条件“汇合”在自己身上。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才能”和“条件”只有在一些特殊的精神气质的推激下，才能最终成为一种生产性的巨大力量。
    二
    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身上，通常都有一种由浪漫主义情调和理想主义精神构成的唐吉诃德气质。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意味着对文学一往情深的爱，意味着为了捍卫文学的尊严和价值而表现出来的勇敢而执著的精神。为了说出自己的感受和判断，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些真正的批评家的内心充满了难以遏抑的激情和冲动，很少考虑直言不讳的坦率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利的后果。就此而言，批评即行动，它体现的是一种唐吉诃德气质，一种充满内在热情和实践勇气的英雄气质。我们需要怀抱着崇高信念和伟大理想的唐吉诃德，需要这种像罗宾汉一样勇敢地行动、像顶橡树的牛犊一样倔强的可爱的英雄。
    然而，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多的是招摇撞骗的乞乞可夫，多的是自私虚荣的蓓基·夏泼，多的是野心勃勃的于连·索黑尔，多的是心灵冰结的伏脱冷，多的是耽于沉思怯于行动的哈姆雷特，但是缺少唐吉诃德，缺少唐吉诃德身上的那种可敬的品质与脱俗的气质。来自拉·曼却村庄的这位绅士，正像别林斯基评价的那样：“首先是一个最卓越、最高尚的人，是一个真正见义勇为的骑士。虽然他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是可笑的，但是他不仅不愚蠢，恰恰相反，他非常聪明；不仅如此，他是一个真正的智者。”（注：《赫拉普钦科文学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屠格涅夫也在1860年1月10日的一次题为《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的著名演讲中，高度评价这位伟大的文学人物，揭示他所“表明”的那些伟大的精神价值和精神气质：“首先是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东西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总之，对存在于个人之外，但又不易把握的真理的信仰，这真理要求人们为它服务，并作出牺牲，但是只要奉行真理并持之以恒，而且甘愿为真理牺牲，这真理也是可以把握的，唐吉诃德整个人都充满了对于真理的忠诚，为了这理想，他甘愿忍受一切艰难困苦，甘愿牺牲生命；他珍视自己生命的程度，视其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体现理想，在人间确立真理和正义的手段而定。……他相信真理，坚信不疑，而且义无反顾。因此他才无所畏惧，坚忍不拔，才能满足于最粗劣的饭菜和最寒酸的衣服：他无暇顾及这些小事。他心地善良，但精神伟大，为人勇敢；他那感人的虔诚并没有束缚他的自由；他毫无虚荣心，但他并不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使命，甚至对自己的体力也毫不怀疑；他的意志百折不挠。”（注：《屠格涅夫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167页。）
    别林斯基自己就是这样一位唐吉诃德式的批评家。他对文学、对真理充满热烈而执著的爱，即使在受到严重的误解和恶毒的侮蔑的情况下，依然矢志不渝、至死靡他。他在著名的《文学的幻想》中说：“人啊，为你崇高的使命骄傲吧；……抛弃自己，克制利己主义，把自私的我踩在脚下，为别人的幸福而生存，为同胞、祖国的利益，为人类的利益牺牲一切，爱真理和善良，不是为了求得酬报，而是为了真理和善良本身，背起沉重的十字架，受尽苦难，然后重见上帝，获得永生，这永生必须包含在你的我的融化中，在无边至福的感觉中！”（注：《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第19—20页，第36页，第95页，第118页，第121页，第422页注释，第319页，第436页，第437页。）他对当时俄罗斯文坛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文学界仍旧流行着一种可怜的、幼稚的对作家的崇拜，在文学方面，我们也非常重视爵位表，不敢对地位高的人说真话。碰到一位名作家，我们总是只限于说些空话和溢美之词；不顾情面地说真话，我们就认为是亵渎神圣。”（注：《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第19—20页，第36页，第95页，第118页，第121页，第422页注释，第319页，第436页，第437页。）他说：“跟社会舆论进行战斗，明目张胆地反对它的偶像，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可是，我胆敢这样做，与其说是有勇气，毋宁说是对真理的无私的爱。”（注：《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第19—20页，第36页，第95页，第118页，第121页，第422页注释，第319页，第436页，第437页。）他直言不讳地点名批评格列奇、森科夫斯基、布尔加林和布朗贝乌斯男爵。他批评《读书文库》杂志“为了丰富自己的钱袋，用金钱来制造大批才能”（注：《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第19—20页，第36页，第95页，第118页，第121页，第422页注释，第319页，第436页，第437页。）。他尖锐地毫不留情地向自己时代的文学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全部文学家的共同努力没有产生过任何超乎中庸以上的东西！请问，文学在哪里？我们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才能，可是太少负有天职的艺术家，就是说把写作和生活、生活和写作视为同一件事，离开艺术就无法生存，不需要恩宠，不需要栽培，或者说有了栽培反而会灭亡，不管是金钱、优遇或者不公平都打不倒他，直到最后一息都忠于神圣天职的人。……在我们这里，什么时候真正的艺术的时期才会来到呢？”（注：《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第19—20页，第36页，第95页，第118页，第121页，第422页注释，第319页，第436页，第437页。）别林斯基的尖锐和坦率，给自己赢得的更多的是侮蔑和攻击。据屠格涅夫在《回忆别林斯基》中讲，有的谣言甚至说他在从大学读书期间，曾有过“猥亵行为”，并因此被“开除”学籍（注：屠格涅夫：《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1页。）。值得庆幸的是，别林斯基并没有被这些恶毒的谣言所击倒。有一次，他“热烈”地对巴纳耶夫说：
    “有人会称我为谄媚者，骂我是下流坯，说我在当权者面前的态度反复无常……让他们说去！不管别人怎么想，我都不怕公开和坦率地表明我的信仰……”
    他开始激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不错！这就是我的信仰，”他继续说着，情绪越来越激动，“我对这种信仰并不感到羞愧，反而感到自豪……鬼知道是些什么人持这种看法、像这样议论，我干吗要重视它呢？……任何力量都不能迫使我写出一行违背信仰的文字来……他们了解这一点……想收买我是办不到的……我向您发誓，巴纳耶夫，——因为您还不了解……”
    他朝我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苍白的脸变得通红，所有的血都涌向头部，一双眼睛炯炯发亮。
    “我向您发誓，任何东西都收买不了我！……对于我来说，与其践踏自己做人的尊严，在任何人面前降低自己的人格或出卖自己，倒不如饿死了更痛快——何况我本来就每天冒着饿死的危险（说到这里他讥讽地苦笑了一下）……”（注：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270页。）
    1840年3月14日，别林斯基在写给鲍特金的信中曾经这样表达自己的文学信念：“我将死在杂志岗位上，吩咐在棺材里，在头旁边放一本《祖国纪事》。我是文学家，我带着病痛的、同时是愉快而骄傲的信念这样说。俄国文学是我的生命和我的血。”（注：《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第19—20页，第36页，第95页，第118页，第121页，第422页注释，第319页，第436页，第437页。）这是一段令人感动的自白和宣告，显示了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的伟大的精神气质。这是一种所有真正爱文学并且想成为批评家的人都应该努力在自己身上培养的一种情感态度和精神气质。
    三
    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天生是一个捍卫精神自由原则的民主主义者，因此，在他的身上，总是表现出一种体现着平等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民主气质。关于这种气质，卡尔·科恩的《论民主》中，有非常精彩的论述。这本研究民主问题的著作，是我最近读到的一本引人入胜的好书：论述优雅而从容，判断明快而亲切；谈论的虽是常识性的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却朴实而深刻。例如，他说，一个信仰民主的人，应该培养这样一种“心境”，“即在实践中绝不认为任何有关事实、主义或道德原则的见解是绝对正确，无改善的余地”（注：卡尔·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74页。）。这个观点，完全可以移用来说明文学上的道理。对文学批评来讲，他的见解显得尤其恰当、可靠：民主的“心境”和“气质”，无疑也是真正的批评家应该具备的内在素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写作也是一种权力，而作家则是拥有和使用这种权力的人。倘若我们不想让写作沦为一种任性而野蛮的权力，不让它沦为审美名义下的道德放纵，或商业动机驱动下的文化犯罪，那么，读者尤其是批评家，在对作家的信任中就必须“掺和一些批判精神”、“存在一点的不信任”，或者，换句话说，必须首先执持一种“反对”的态度，一种“高明的怀疑态度”——洛厄尔曾说过：“高明的怀疑态度是一个好评论家的首要品质。”理性的反对和高明的怀疑不仅引发对话的冲动，而且还会创造出充满民主氛围和美好情调的争论。而这种争论，正如蒂博代所阐明的那样，乃是“文学的灵魂”；没有这种“争论”，“没有批评的批评，批评本身就会死亡”（注：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0页，第120页。）。的确，没有争辩性的对话，没有尖锐的锋芒，批评就会失去内在的活力，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如果说，在政治生活中，“民主的气质”有助于人们遏制权力的腐败，那么，在文学领域，这种包含着批判的精神和反对的态度的宝贵“气质”，则不仅有助于防止作家滥用写作的权力，而且，从积极的方面看，包含着成熟的“民主气质”的质疑和反对，也是创作的助力：那些胸怀开阔的、善于倾听批评意见的作家，正是借助批评，来发现自己创作中的问题，警觉地避开被过于膨胀的自我意识遮蔽的盲区和陷阱。王若虚诗云：“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痒岂胜鞭。”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事实上，对读者的阅读来讲，是否具备质疑的态度和反思的意识，也是至关重要的。盲目的随顺和简单的认同，是一种懒惰的习惯，本质上是反阅读的。因为，阅读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充满张力感的对话，只有站在反对的立场，经过批判性的反思，读者的阅读才能摆脱粗糙而幼稚的性质，才能被升华为深沉而丰富的内心体验。反之，如果在阅读过程中缺乏起码的反对意识，那么，读者不仅很难进入作品的渊然而深的灵境，很难体验到丰富的精神愉悦，而且，还会因其盲从而使阅读领域的深废浅售、鱼目混珠的情形更加严重。
    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民主的气质”，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服从的精神。不服从不仅是指不顺从那些高高在上的权威，而且还指不顺从自己置身其中的大众或群体。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深刻地指出：“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注：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生来就有一种从众的心理倾向。这是由人的社群化的生活方式决定的：人们总是希望在认识和行为上与自己生活其中的社群保持一致，以便得到它的认同、接受和奖励；总是害怕因为与群体意见不一致而遭到它的排斥和惩罚。这样一来，人们宁肯附和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不愿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意见，更不敢尖锐地质疑已成老生常谈的迂腐见解，或坦率地陈述具有异端性质的观点。这种消极的从众心理是不利于形成健康的批评风气的。
    然而，应该承认，在我们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中占上风的，却是习惯于服从的奴性人格，是一种公允执中的乡愿“心境”和乐道人善的庸俗“气质”。妥协折中、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主宰的意义。《老子》中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也告诫人们：“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于是，克制自己的情感表达，遏抑自己的言说冲动，就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基本的人生规训。沉默和隐忍、麻木与冷漠，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历历可见的精神风景。基于正义和良知的不满和愤怒，反被视为缺乏生存智慧和处世策略的表现。坦率地批评别人的缺点，尖锐地抨击社会的残缺，更被认为是不懂得为人处世的莽撞行为。长此以往，坦率地表达反对意见，竟然成了一种令人畏首畏尾的禁忌。就连阮籍这样“不拘礼教”的叛逆者，也“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有什么办法呢，反对的行为总是鲜有例外地给反对者带来不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么。无怪乎孟子要说：“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为了避免因言获罪，推尚克己隐忍、避忌怒火中烧，便成了聪明的人们远祸全身的妙诀良方。那些高举“宽容”旗帜的智者，大为不屑地嘲笑着从青春激情里升腾起来的愤怒，还送给它一个时髦的雅号：“愤青”。然而，这样的嘲笑是浅薄的，是对青春的侮慢，是对愤怒的亵渎。因为，充满向往的不满和充满正义感的愤怒，是一种神圣而庄严的精神现象。一个社会，倘若连青年都失去了不满的感觉和愤怒的激情，那么，它必将因此而丧失勃郁、雄健的生命力，必将沦为一个衰朽而令人绝望的社会。让我们倾听并记住非洲诗人马亚·安杰洛的诗句：“愤怒吧，做一个愤怒的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是健康的标志。”是的，正是在“出离的愤怒”中，鲁迅才爆发出自己的“不能已于言”的“呐喊”；正是因为难以无动于衷地生活，胡适才将范仲淹的“宁鸣以死，不默而生”当作自己的绝对原则。伟大的文化先驱用自己的“不从”的民主气质和勇敢行动，昭示了一种现代性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律令。我们应该像他们一样，敢于“愤怒”地显示自己月旦春秋的勇气，敢于大胆地点燃自己臧否人物的激情。
    而在别林斯基看来，不从的精神就是为敌的姿态。做一个勇敢的“敌人”，乃是“诗人”即一切从事文学创造活动的人的正常而必要的精神姿态。而在我看来，批评家则是双重角色的“敌人”：他既是“敌人”，又是“敌人”的敌人，即“诗人”和作家的敌人。所以，做一个批评家，便意味着要有勇气面对和承受至少来自两方面的敌意和伤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倾向于把“批评”这个概念当作一个阳性词，当作一个及物动词，它意味着刚健弘毅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意味着有勇气与任何人、任何力量发生冲突性的关联。它拒绝那种温吞、软和的态度和风格，因为，这种有气无力的懦夫作派不利于心灵与心灵的积极交流。
    总之，充满民主气质的“不从”和“为敌”意味着对真理和信仰的守护，意味着对残缺和病象的攻击和批判，意味着对理想生活境界的祈向和追求。因此，如果一个时代及其文学不负责任地把人降低为惟利是图的经济动物，降低为权欲熏心的市侩之徒和势利小人，降低为不知道敬畏神圣事物的妄人和莽汉，降低为缺乏内在热情的犬儒主义哲学的奴隶，降低为没有是非感、美丑感、善恶感和羞恶心的空心人，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不，应该说，任何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拒绝服从，除了做它们的敌人，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四
    批评的气质还是一种求真尚实的科学气质。要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能力，即发现问题的眼光、提出问题的勇气和根据充分的事实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这是对批评家的一个基本要求。
    然而，长期以来，在我们中间，流行着对文学与科学的关系的许多似是而非的认识：科学的任务是求真，文学的使命是求美；科学依靠的是推理，文学依赖的是想象；科学必须服从规律的制约，文学则享有无限的自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貌似精辟的观点，其实多是靠不住的谬见。事实上，在文学和科学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凌越的壁垒森严的界限。文学固然需要飞扬的想象，但它更需要赋予想象及事象以真实性和意义感。而没有基本的科学气质和科学态度，任何人都无法发现事实，也无法获致有价值的思想。一个小说家固然离不开想象和虚构，但是，只有当他同样重视事实，换句话说，只有当他具有必要的科学意识和科学气质的时候，他才能准确地把握生活，才能深刻而生动地刻画人物。巴赫金说：“任何创作总为自己的对象以及对象的结构所决定，因此不能允许有任意性，实质上不是杜撰什么，而只是揭示事物本身的内容。人们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思想，但这思想有它自己的逻辑，因此不能杜撰出思想，也就是说不能从头到脚地造出它来。”（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5页。）契诃夫也在写给罗索里莫的信中说：“由于熟悉自然科学，熟悉科学方法，我总让自己小心在意，凡是在可能的地方总是尽力用科学根据考虑事情，遇到不可能的事情宁可根本不写。……我不属于那种用否定态度对待科学的小说家，我也不愿意属于凭自己的聪明推断一切的小说家。”（注：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5—286页。）巴赫金和契诃夫的见道之论，值得作家和批评家置之座右，深长思之。
    如果说科学态度是小说家应该具备的基本修养，那么，科学气质就是批评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批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精神创造活动。它意味着对事实的尊重。只有根据对事实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才能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判断。个人的趣味固然会参介进来，极大地影响着批评家的感受和判断，但是一个成熟的自觉的批评家必须将一己的好恶，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让理性的分析态度占据上风。感性最终让位给理性，想象最终让位给事实，这是批评家应该服从的要求。
    科学气质首先意味着对问题的敏感，意味着善于发现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莱辛就是一个问题意识很强的批评家。他的《汉堡剧评》充满了对自己时代的文学和艺术问题的质疑和分析。他对马菲的批评就是不留情面的问题化批评。他说马菲的悲剧《墨洛珀》的“布局是造作的，雕琢的，并不是成功的，他的作品的人物是按照道学家的分析或者按照书本上众所周知的样板，而不是按照生活塑造的；他的作品的语言表现了更多的幻想，而不是感情；人们到处都能发现文学专家和诗韵学家的形象，却很少发现天才和作家的形象。”（注：莱辛：《汉堡剧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217—218页。）从这样的否定性的判断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的无所畏惧的尖锐和坦率，而且，还看到了他尊重事实、热爱真理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科学气质。
    科学气质和理性精神也是伏尔泰文学批评的基本特点。同莱辛的批评一样，伏尔泰的批评里既洋溢着敢于挑战的激情和勇气，又能成功地赋予自己的批评以无懈可击的客观性和令人信服的事实感。他毫不宽假地批评封特奈尔的《古今逝者对话录》，认为“这部浅薄轻浮、谬误百出的书竟能长期欺世惑众，真是法国的一大耻辱”，但他绝不是简单而随意地下个判断了事，而是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来支持自己的评价：他用具体的例子，证明了此书文笔的“糟糕”和思想的“荒唐”（注：伏尔泰：《伏尔泰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第229—244页，第471页，第480页。）。为了“深入探讨一下语言的纯洁性问题”，他同样用最老实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以近乎笨拙的方式列举了大量具体的例句，逐词逐句地批评莫里哀的“优秀喜剧作品”《恨世者》的病句和不妥当的表达，尖锐地指出这部剧作存在的“笔调松散”、“用词不当”、“不可理解”、“不合语法”、“结构欠佳”及“俗气而滑稽”等语言病象（注：伏尔泰：《伏尔泰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第229—244页，第471页，第480页。）。他还实事求是地批评了高乃依的《俄狄浦斯王》中明显不合情理的错误。他解释自己批评这些伟大作家的动机时说：“谁若不能指出伟大人物的过错，谁也就不能欣赏其长处”（注：伏尔泰：《伏尔泰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第229—244页，第471页，第480页。）；“批评应侧重伟大人物的不足；若由于偏见连他们的毛病也欣赏，那么不久我们就会步其后尘。那么我们从名家那里得到的启示，或许便是如何将作品写坏了”（注：伏尔泰：《伏尔泰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第229—244页，第471页，第480页。）。这是一个充满科学气质的伟大批评家留给我们的值得珍视的告诫和经验。
    五
    与批评的气质同样重要的是批评的责任伦理。如果说，批评的气质指涉的是为了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理能力和精神姿态，那么，研究责任伦理则意味着说明我们的批评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使命，或者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文化理想。后一个问题同前一个一样重要，尤其是当我们的文化处于空前严重的脱序状态和拔根状态的时候。
    责任伦理是马克斯·韦伯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在他看来，一切具有伦理意义的行为，皆可归并为两大类：一类是责任伦理，一类是心志伦理（一译“信念伦理”）：“这两种准则，在根本上互异，有时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不是说心志伦理就不负责任，也不是说责任伦理就无视心志和信念。……不过，一个人是按照心志伦理的准则行动（在宗教上的说法，就是‘基督徒的行为是正当的，后果则委诸上帝’），或者按照责任伦理的准则行动（当事人对自己行动〔可预见〕的后果负有责任），其间有着深邃的对立。”（注：《韦伯作品集：学术与政治》I，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261页。）我们不是基督徒，可将心志伦理暂且放下。我们没有上帝可依赖，只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任。因此，我们能够承担、可以追问的，也只能是与自己的伦理行为密切相关的责任伦理。
    文学批评所应承担的责任伦理，是为自己时代的文学提供真实、可靠的判断，从而将这些判断转化为积极的具有生产性的话语力量。具体地说，就是要有助于帮助读者了解真相，同时又要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对作家的写作进行价值评估和质量监督。对当下的中国文坛来讲，强调这一点，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一个艰难的转型时期。拜权教、拜名教和拜钱教三教合一，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主宰着我们的精神生活。恶劣的相对主义和恣纵的享乐主义，则天经地义地成为流行的生活信念和生活原则。混乱、浅薄、虚假和庸俗成为司空见惯的文化景观。看看《英雄》和《十面埋伏》，看看《手机》和《天下无贼》，看看刚刚捧回银熊奖的《孔雀》，看看这些电影在宣达什么样的价值观；读读《废都》，读读《檀香刑》，读读《尘埃落定》，读读《狼图腾》，看看这些小说在表达什么样的生活理念。你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单凭着正常的直觉，就可以发现几部电影的共同特点——无知、愚昧、空洞和乏味，就可以认识四部小说的基本性质——自私、残忍、冷漠和野蛮。
    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化情境，我们早就该强调批评的责任和使命，早就该表达我们的不满和愤怒。因为，在我看来，“真正的文学绝不满足于描写、叙述那些阴暗的、丑恶的、污秽的事象，也从不把写作当成一种仅仅只是为了‘安妥’作家自己灵魂的手段。它把写作当作大众的事业，当作从积极的方面影响别人生活的手段。它向上提升人，给人希望和力量，让人变得更温柔、更优雅、更有教养、更热爱生活。它也写丑恶，但以美好作底子；也写黑暗，但以光明作背景。它强烈地爱一切值得爱的人和事物，因此，无论罹受多么严重的摧折和不幸，它从不徒逞一时之快地诅咒生活，贬低人类的尊严。它任何时候都信持写作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文化使命，那就是怀着温柔的善念，向人类和世界表达祝福的情感”（注：李建军：《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真正的文学就是阿诺德所说的“文化”，它可以被“恰切地表达为源于对美的热爱，而非源于好奇；文化即对完美的追寻”（注：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页，第10页，第10—11页，第231页，第31页，第26页，第88—89页，第20页。）。在缺乏文化责任感的私有形态的写作疯狂泛滥的今天，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温阿诺德关于文化的永远有效的精彩论述。在“文化”这一概念被滥用得几乎失效的情形下，我们有必要通过了解阿诺德的深刻阐释，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在阿诺德看来，文化就是追求美好与光明的行为，“文化认为人的完美是一种内在的状态，是指区别于我们的动物性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性得到了发扬光大。人具有思索和感情的天赋，文化认为人的完美就是这些天赋秉性得以更加有效、更加和谐地发展，如此人性才获得特有的尊严、丰富和愉悦”（注：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页，第10页，第10—11页，第231页，第31页，第26页，第88—89页，第20页。）。而“文化”所追求的完美，绝不是个别人的事情，而是所有人的事情，因为，“人类是个整体，人性中的同情不允许一位成员对其他成员无动于衷；或者脱离他人，独享完美之乐；正因为此，必须普泛地发扬光大人性，才合乎文化所构想的完美理念。文化心目中的完美，不可能是独善其身。个人必须携带他人共同走向完美，必须坚持不懈、竭尽所能，使奔向完美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如若不这样做，他自身必将发育不良，疲弱无力”（注：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页，第10页，第10—11页，第231页，第31页，第26页，第88—89页，第20页。）。真正的文化能改变人，能从“混乱”中将人类拯救出来。“文化”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要将“寻常自我”、“普通自我”或“低级自我”，提升为“优秀自我”，赋予他们以“理性的人性”或“博大的人性”。阿诺德反对将“普通自我”的“欲望”，抬高到“普遍的、哲理性的、了不起的”高度：“我们坚持认为不应将天生的低级趣味当作崇高赞赏，事实上人们常常将两者混为一谈”，而“将天生低级趣味当作热爱崇高赞赏是极其危险的错觉，文化要做的就是揭穿这个迷梦”（注：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页，第10页，第10—11页，第231页，第31页，第26页，第88—89页，第20页。）。阿诺德说，“伟大的文化使者怀着大的热情传播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之蔚然成风，使之传到社会的上上下下、各个角落”（注：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页，第10页，第10—11页，第231页，第31页，第26页，第88—89页，第20页。）；它“高举人类完美的理想”，“因为这理想是内里的精神活动，它的特点是好上加好，使美好、光明、生命力和同情心都更上一层楼”（注：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页，第10页，第10—11页，第231页，第31页，第26页，第88—89页，第20页。）。阿诺德把文学当作培养“优秀自我”的重要手段，“假如习惯势力使我们很难在文学和宗教上获得最优秀的自我和至高权威的思想，那么在政治上要树立优秀自我和至高权威的意识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注：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页，第10页，第10—11页，第231页，第31页，第26页，第88—89页，第20页。）。他认为莎士比亚和维吉尔是“美好与光明的典范，代表着人性中最富有人情的一切”（注：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页，第10页，第10—11页，第231页，第31页，第26页，第88—89页，第20页。）。
    事实上，阿诺德宣达的文化理念和崇奉的文化精神具有能被广泛认同的普世价值。别林斯基就有过相近的论述。他在《琐事琐谈》一文中说：“只有当文明有助于教化，因而也有助于善——人的生活、民族的生活、人类生存的惟一目的——的时候，文明才是有价值的。”（注：《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第19—20页，第36页，第95页，第118页，第121页，第422页注释，第319页，第436页，第437页。）他还在一篇专门谈论道德问题的文章中这样说道：“一个人应该力求达到完美境界，把幸福寄托在跟他的责任相适应的状态中：这便是基本的道德法则。”他认为，每一个人作为人类这伟大整体的一员，一部分，应该爱人类，“他通过他们爱自己，又通过自己爱他们”（注：《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第19—20页，第36页，第95页，第118页，第121页，第422页注释，第319页，第436页，第437页。）；不仅如此，他还对改善人类的生活充满信心：“这种对于人类不断改进的甜美的信念和神圣的确信，应该会促使我们从事我们个人的改进、应该会赋予我们向改进的道德突进的力量和坚定性。”（注：《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第19—20页，第36页，第95页，第118页，第121页，第422页注释，第319页，第436页，第437页。）
    是的，文化是一种伟大的事业，是与人类生活的进步密切相关的事业；它帮助人把自己从兽性的桎梏和野蛮的深渊中解放出来，教会人懂得优雅、得体、高贵和尊严的意义，而不是蛊惑、纵容人深溺于极度自私的道德放纵和精神堕落。而文学作为文化的具有核心意义的构成部分，更是担负着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和良好的道德情感的责任，担负着点燃人们追求美好与光明的内在热情的任务。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写作不是把作者自己的痛苦和灾难强加给别人，而是赋予自己的痛苦以超越的性质，并用光明驱除黑暗，用美好战胜丑恶，把“新的感情”带到生活里，最终携带他人共同走向完美。
    文化的使命就是文学的使命。文化的责任就是文学的责任。而无论从哪一方面讲，文学批评都属于文化和文学的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因此，每一个批评家都应该积极培养自己的成熟的批评气质和健全的伦理意识，自觉地担当起伟大而崇高的文化使命，让批评成为照亮寒夜的灯火，成为荡污化秽的净水，从而最终成为有助于心灵生活诗意化和社会生活文明化的积极力量。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