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内容提要】 后经典批评着眼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变动的思考，是对文学发展与文学批评方法嬗变情形的一种描述，因此要给后经典批评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接近这一问题的核心使其意义显现出来。在对文学经典的内涵及其形成进行分析的前提下，本文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与文学批评非经典化现象，探讨了后经典批评的内涵及其走向。
    【关 键 词】文学经典/后经典批评
    一、缘起
    
    两千多年以来，经典文学文本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视野中一直是批评研究的中心对象，一部文学史基本上是经典文本序列的组合。然而，随着国际上信息革命带来的社会震荡和国内改革进程出现的新的情况，对文学经典认定的机制也相应出现了变化。针对这一变化，学者张荣翼首次在批评学的意义上指出，“在社会转型的诸多方面中，社会的权威机制已不同于过去的时代，它对文学的直接影响就在于文学中经典机制的失落和后文学经典机制的崛起”。[1]而当今社会权威机制造成文学经典衰落的原因在于：出版业出于追逐利润的动机而大肆发行世俗性的作品；文学作品接受读者选择与批评家裁断的时间很短而难以形成经典。即便这样，“文学经典机制在维护和建构文学秩序，使得文学能够达到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能够有效地评定文学作品的优劣等方面，又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当文学经典机制在不能像以往那样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会有一种替代性的机制来填补它的功能，而且这种机制也确实存在，”张荣翼把这种机制称作为“后文学经典机制”。[1]他并且进一步指出，后文学经典机制“可以不排除文学经典，偶尔也可以推出新的文学经典，但文学经典已俨然失去了过去照耀文学的光彩，同时它又以非经典的文学来引导创作，起到过去本是由文学经典来起的作用”。这种后文学经典机制对文学产生的后果和挑战是，“经典的和非经典的界限正在模糊，它正在迫使文学领域做出秩序重构，也势必将使文学研究的领域作出相应的调整”。[1]承接前述张荣翼的言说理路进一步考察的话，我们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传媒的日新月异，文学的生产载体和阅读对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印刷媒体为主要载体的经典文本遭遇了电子媒体的猛烈冲击，文学研究的对象也向流行音乐、通俗文学、广播、服饰、文化产业、建筑、消费文化、日常生活及其中的制度、物件、行为方式等等发生了转移；传统的文学批评面对纷纭复杂、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囿于文本本身的审美批评明显力不从心；社会大众要求文学批评有效回应思潮与矛盾丛生的现实；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知识分子经济、社会地位的相对提高与言论自由度的增大，履行道义与责任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加强。以上导致文学批评对象转移的动因总的来说在于解决问题的需要。如佛克马所说，“看来，如果在经典传送的知识与人们的需要和非经典文本中可以获得这两者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分歧的话，经典的调整就势在必行了。另一方面，经典无法服务于社会和个人需要，而另一方面，一套非经典文本又能满足这些需要。这样的差别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必然导致经典的变化和调整。因为经典的作用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2]既然“诸多文学理论家在讨论文学变革的时候，只依据范式变化的科学模式、或是认识变化的文化模式、或是社会变化的政治模式，而不是依据与文学理论与实践所发生的变化相适应的模式。”[3]那么，我们如何面对经典与后经典这一研究对象的转移、文学发展现实对文学批评的强烈吁请这一处境呢？笔者试图对后经典批评的走向做出尝试性的探询。
    二、文学经典的内涵及其形成
    
    首先有必要对经典的内涵、经典的形成过程以及经典批评做出解释。按《辞海》的解释，经典笼统包括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在英语中经典一词有三层含义，scripture的大写形式专指《圣经》，小写形式用于指除基督教以外的经典和经文；canon指标准、规则；classic指名著、优秀的典范。从狭义的角度，经典可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机构或大多数人在一定历史阶段所认可的具有永久或完满价值的典籍。从广义而言，经典意味着某一时代的价值与文化，是后世精神、信仰的宝库。正如佛克马所说，长期以来，经典在宗教、伦理、审美和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或者用一种更为时髦的说法就是，经典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它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的答案的发源地。具体而言，文学经典是指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完美结合具有典范价值的优秀作品。本文的后经典批评的“经典”是取" classic" 一义。文学经典的特点之一是具有时间性。经典一般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和认识接受才能稳定下来，每一时段人们都在制造层出不穷的新的经典，围绕经典作品进行读解逐渐形成解经学传统以及与此相关的学科、学派、协会、刊物、体制的建立等等。这些新的经典又面临难以逃脱为后续力量颠覆的可能性，它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清楚的范围，它与非经典不但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且已经被选入经典的作家和作品永远要受到时代发展的挑战，有些会逐渐销声匿迹。如18世纪名噪一时的戏剧作家科里·希勃（Colley Cibber, 1671～1757）在1730年获桂冠诗人称号，曾经远比菲尔丁有名。而另一些会被重新发现并正名为经典，如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由当时的默默无闻到后世地位显赫的变迁。文学经典不仅从来边缘不定，而且在不同的时代里中心和边缘作家的位置会有一些变动。特点之二是覆盖的范围具有多元性。例如由批评家决定的经典具有学术价值；由读者决定的经典具有流传价值。特点之三是文学经典化形成因素的多元性。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是文化累积和文化权力斗争的结果，记录着人类精神追求和审美意识嬗变的进程。它还要经历时间的考验，经常是好多代人、好几百年流传仍然屹立不衰，而且它的优秀品质如审美价值、艺术性不断得到重新验证。文学经典的形成是如下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文学制度、意识形态、教育体制、出版流通、科研项目评审、评奖、文化产业、文化消费、大众文化、文学史写作等等。因为经典具有权威性和示范性，经典的选择从来就包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动机。经典实质上是社会维持其自身利益的战略性构筑，因为经典能对于文化中被视之为重要的文本和确立重要意义的方法施加控制，故阿诺德·克拉普特认为，“经典，一如所有的文化产物，从不是一种对被认为或据称是最好的作品的单纯选择；更确切地说，它是那些看上去能最好地传达与维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特定的语言产品的体制化”。[4]特点之四是影响的复杂性。文学经典在它确定地位的同时也就在廓清非经典的边缘空间。就正面意义而言，它意味着精神文明和审美趣味的承传；就负面影响而言，它作为一种权力具有价值取向和文体形式上的压抑，而后代的创新就在前辈的“影响的焦虑”中不断突破。不断经典化的过程也将出现不可避免的惰性。
    三、后经典批评的含义
    后文学经典的“后—”（post-）有在某物之后的意思，在此处有反对、否定的含义。随着学科资源不断丰富、话语方式逐渐转型，批评界借助于理论自身“对语言或哲学再现性本质的越来越深、越来越系统化的怀疑”，[5]批评家们引入了各种各样的新潮理论，使传统文学理论所认定的经典所确立的牢固的权威地位逐渐被解构。后经典批评吸收了各种相关的理论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威廉姆斯等英国学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大众传媒研究、美国新历史主义以及后澳大利亚学者的研究等。它是跨学科的批判理论的最典型的例子。拓宽经典的呼声形成了对传统文学经典的挑战。修正文学经典的潮流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它是20世纪后期多元思想、文化和政治运动的一个分支。其次，拆除经典设置的藩篱，打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将权威形象世俗化、平民化。随着时代历史的变迁、政治运动的发展，批评机构、教育机构、读者兴趣与价值取向的转变等等原因，经典的价值与地位遭到质疑。从对象而言，面对经典文学与非经典文学界限消失的情况，文学批评由通常意义的文学经典转向给予通俗文学与文化较多的关注。我国近年来虽然没有十分明确的拓宽经典或改变传统经典的运动出现，但是也出现了许多与此相关的争论，比如对王朔的作品是否能登大雅之堂的不同看法，对经典作家鲁迅再评价，甚至还出现了重写《沙家浜》和重塑潘金莲的作品。第三，从批评角度而言，后经典批评作为重新阐释经典与解构经典的一种策略，将经典的阐释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文学制度”由一些参与经典选拔的机构组成，“包括教育、大学师资、文学批评、学术圈、自由科学、核心刊物编辑、作家协会、重要文学奖”。[6]后经典批评既不是一种学科建制，也不是建构另一套经典系统，它是文学批评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面对变动不居的文化解读需要作出的选择。后经典批评不再像过去以审美、语言等等作为研究对象，或者说最终目的不是仅仅停留在审美、语言这些传统观点所认为的文学性层面。面对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历史元叙述”或“弥漫性、基莫性的‘话语’”这种体制化叙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以经典重读为主要方法、被宽泛地称为“再解读”的研究思路，最先由海外的中国学者实践，逐渐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引起广泛注意。这种思路侧重探讨文学文本的结构方式、修辞特性和意识形态运作的轨迹，对于突破社会——历史——美学批评和“新批评”这种上世纪80年代“主流”批评样式，把文学研究推向更具体深入的层面，产生了较大影响。[7]代表人物唐小兵对于再解读的解释是：“一旦阅读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是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出历史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我们便可以把这一重新编码的过程称作‘解读’。解读的过程便是暴露出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压抑或粉饰的异质、混乱、憧憬或暴力。”[8]黄子平相似地认为：“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蔽、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9]这种再解读“一是细致的内层精读，一是广泛的外层重构”，而对文本进行“外层重构”则是“努力在文本与其语境之间建立其意义的联系。这里的语境并不是实物性的具体存在，而是多层次、多形态的意义网络”。[10]再解读思路不是将20世纪40～70年代的体制化文学史叙述看作是纯粹的政治运作的产物而进行简单的拒绝和批判，它意在追问诸多文学问题的基本前提，考察文学运作的编码过程及其裂隙。第四，经典批评向后经典批评的转型暗含着文学性内涵的变化。随着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理论方法的引进，学者们纷纷对20世纪80年代的“纯文学”追求提出了质疑。“虽然文学作为优先的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颠覆，但是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是在所有形态的文化对象中发现了‘文学性’，因而确保了文学性的中心地位。”[11]国内有学者描述了文学性在思想学术、消费社会、媒体信息、公共表演等各个领域的各种表现。[12]文学性的内涵与外延永远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那么该如何认识文学性呢？伊格尔顿谈及文学概念的不稳定性时也指出，文学“不是一个稳定的实体”，它是一种“价值判断”，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群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而形成的建构”。[13]与这种文学性建构论的看法相似的是德里达的看法，文学是一种思想建构，是知识领域中“规则”的产物；只不过这种思想性和社会规则都镶嵌于文本的内部而难以为人发现。他认为：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的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属性。它是文本与某种意向关系发生联系之后的产物。这种意向关系就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或社会制度中的规则；它们并未被明确意识到，但镶嵌于文本之中，或成其为一个组成部分或意向层面。[14]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仍然使用本质这个词的话，那么可以说文学的本质是在读与写的历史过程中作为一套客观规则而产生的。”[14]德里达把文学现象也看作是某种社会意识框架中出现的对象。这就是说，某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和社会制度对于文学性的建构起到了关键作用。
    四、后经典批评的走向
    后经典批评的兴起对经典批评有什么影响呢？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会不会消亡呢？它会将把文学研究带到哪个方向？
    在乔纳森·卡勒看来，对“经典”的研究并没有消失，相反，一些文化研究理论的介入给传统的文学经典阐释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研究角度。后经典批评是文学批评的一个新的阶段和表现方式。后经典批评并非要放弃过去的传统经典，相反，更多的批评方法为经典提供了解读的新途径。“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多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人们从任何一个可以想像得出的角度研究莎士比亚。用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学的、历史的以及解构主义的词汇去解读莎士比亚。”[15]同时，越来越多的妇女、有色族群、边缘群体的著作进入了文学教授的研究，扩大着“经典”的范围。那么，“政治正确”是否损害了“经典”的评价标准？乔纳森·卡勒指出，“杰出的文学价值的标准的实际应用在历史上就一直受到非文学标准的干扰，包括种族的和性别的非文学标准”。此外，杰出的文学价值这个观点本身一直是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它是不是把某一种文化的利益和目的神化了，好像只有它们才是评价文学优劣的唯一标准？”[15]后经典批评也不会放弃对文本的精微解读，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以至对文本意义错综性的探讨让位于社会结构“同一性”的说明。乔纳森·卡勒的解释是，“仔细解读文本就是对每一点叙述结构都保持敏锐的注意，并且着力研究意义的错综性；而社会政治分析则认为一个给定时代的所有连续剧目都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社会结构的表述”。[15]因此，文学研究如果还坚持是“文学”的研究，它就不能放弃对文本和形式的关注。文本是文学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从文本的考察进入一个巨大的文化空间，并且根据这个空间的意识形态结构重新形成文本的定位。换句话说，后经典批评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并不是要取消文学对文本和形式的关注，而是密切注意文本、形式、意识形态之间隐蔽的勾连，考察意识形态施加在文本和形式之上的压力。
    五、结语
    后经典批评着眼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变动的思考，是对文学发展与文学批评方法嬗变情形的一种描述，因此要给后经典批评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接近这一问题的核心使其意义显现出来。它也并不是将自身学科化，作为批评的趋向它远远没有经典批评的悠久历史。与传统的经典批评相对而言，它并不否定审美批评和文本的形式批评。后经典批评方式的转型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是对于文学在非经典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应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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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