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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笔者在瑞士苏黎世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的学习体会为主，结合对德奥几所大学音乐学教学的考察，分别从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授课方式、实证主义方法、对外交流等方面，对欧洲德语国家和地区的音乐学教学现状进行介绍和评述。同时，对比国内音乐学教学情况，谈一点个人想法。 【关 键 词】德语音乐学/苏黎世大学音乐学研究所/三大学科体系/实证主义方法 【作者简介】班丽霞(1975-)，女，山东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瑞士苏黎世大学音乐学研究所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西方音乐史，江苏南京210013 [中图分类号]J6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667(2010)01-0089-05 德语国家在音乐学学科创建与发展、研究与教学方面的成就与贡献，是世界公认的。尽管二战之后，德语音乐学的首要地位受到英美音乐学的冲击，尤其以批判传统、不断开拓新领域、探索新方法为特色的美国音乐学，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面对这一冲击，德语音乐学界一方面仍旧自信地保持自己的实证主义传统，另一方面谨慎冷静地拓展新的学科、专业与方法，继续在当代音乐学学科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德语音乐学的教学理念与办学模式以德国为中心，辐射其周边德语国家和地区，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德语区和瑞士德语区。笔者目前就学的瑞士苏黎世大学音乐学研究所，其教授、讲师几乎清一色来自德国或曾在德国接受教育。本文将以笔者对苏黎世大学音乐学教学模式的观察与体会为主，辅以瑞士伯尔尼大学、德国洪堡大学、科隆大学、不来梅大学及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等多所音乐学研究所的调查，谈谈我对欧洲德语国家和地区音乐学教学现状的认识。 同欧美其他国家一样，德语国家的音乐学专业也开设于综合类大学，与专门培养演奏、演唱家为目标的音乐学院分开。以人文学科为属性的音乐学，通常隶属大学的哲学院、历史学院或文化学院。其教学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社会培养具备较全面的音乐历史知识和一定的批评研究能力的音乐学工作者，其就业方向主要包括音乐信息中心、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声音与图像记录、新闻媒体、文化管理部门、文化组织、文化工业等。这种将理论研究与表演实践截然区分的办学方式是否有助于音乐学的良性发展，是西方音乐学界长期争论的话题。但很显然，将音乐学置于大学的益处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保证了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生源。在德语国家，只有九年制普通中学①毕业的学生才有资格报考大学，大学对这一入学条件是严格限定的(笔者在苏黎世大学注册时曾遭遇这样的尴尬，就是捧着一大摞自己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位学历证书和英文公证书去注册，结果人家通通不看，只看中学毕业证！)。总的来说，音乐学入学考试对专业水平的要求是相当初级的，与国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具有普通中学毕业证的学生，只需具备基本乐理知识并有一定的音乐实践经历即可报考。但大学对语言水平的要求却很高，学生除熟练使用德语外，还必须通过英语B2级考试，很多大学对拉丁语水平也有考核规定。学生入学后，语言依旧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苏黎世大学要求音乐学专业本科学生必修两个学期的拉丁语课程，同时鼓励学生选修希腊语。伯尔尼大学要求学生除掌握德语、英语外，还要求学生能阅读拉丁语、意大利语或法语的专业文献。这些语言要求与训练为学生今后阅读古代与外文文献、进行深入的课题研究、增强外界交流均打下必要的语言基础。在这方面，国内对西方音乐专业学生的要求还是有很大差距的。长远来看，不重视外语学习或单一只学习英语(还不说程度有多浅)，很难实现学科实质性的发展。 其次，将音乐学置于大学人文类学院的另一益处是，方便学生接触各类人文社科专业，多方位拓展理论视野、提高文化素养。德国不莱梅大学音乐学研究所要求和鼓励本科一年级学生必修或选修大学开设的各类人文课程，包括哲学、日耳曼文学、历史、艺术学、宗教学、语言学、政治或文化学。其目的是要让音乐学专业的学习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尽可能广博的人文视野之上。此外，德语国家的大学均要求本科生完成双专业：主修专业和副修专业。苏黎世大学还允许学生副修两个专业(又分大专业和小专业)，这就意味着所有本科生要在四、五年时间中，完成两至三个不同专业的学习②，可以想象其难度和强度。一般来说，大多主修音乐学的学生都会选择另一门人文社科类专业作为副修。如我所认识的学生中，多选择历史、日耳曼文学、中世纪拉丁语、电影学、新闻学、心理学等专业。不同专业的交叉学习对他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科高年级学生在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大多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所学，在两门所修专业中找到恰当的结合点。如一位副修欧洲历史的学生选择研究古希腊音乐理论，另一位副修电影学的学生则选择了有关电影音乐的题目。虽然我没有机会看到这两位学生最后的论文，但我相信，有双专业的知识积累和理论训练，他们完成的论文与单修音乐学的学生论文一定是有区别的。 欧洲音乐学界也关注到音乐学专业存在脱离表演与创作实践的弊端，他们选择的弥补方式主要是加强与当地音乐学院和音乐协会的合作。如相互选修或旁听课程，共享图书馆、琴房，合作举办音乐会、组织音乐活动等等。国内音乐学专业大多开设于音乐学院或艺术学院。客观上，我们的音乐学专业学生接触音乐表演的机会比欧洲学生多很多，但我们的音乐学专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人文学术环境却是相当贫瘠的。 在课程设置方面，我所调查的几个音乐学研究所，基本都以西方传统三大学科体系即历史音乐学、系统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为主要支撑，但在各体系具体构成和称谓上存在细部差异。三大学科体系中，历史音乐学明显占据更重要地位。此外，各个学校均根据自己的师资情况和办学特色添加新的专业与课程。以德国科隆大学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本科生必修课为例：  科隆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的本科必修课包括四大基础模块：《历史音乐学原理》构成课程的前两大模块，《音乐文化人类学导论》与《音乐科学导论》分别为第三、四模块。 以上列出的只是两所学校的本科生必修课，之外还有选修课。选修课在课程体系上与必修课几乎完全相同，因此所有模块或课程类别的名称后面都只是加了“强化”二字，但在具体内容上更加丰富、程度更深，并增添了一些较新的与就业指导有关的课程，如《音乐与职业》、《音乐与社会》、《音乐、文化与媒体》、《媒体与通讯》、《应用音乐学》等。学生必须在完成所有必修课之后(一般需两年时间)，才能进行选修。在所有选修课中，学生只需选择一到两个模块或类别即可。这类选修意义重大，它不仅与学生的本科毕业选题及未来就业密切相关，也是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的必要条件。 德语国家音乐学专业的授课方式主要包括初级研讨课、基础大课、研讨课、练习课、实践课和学术旅行考察。这里，我将结合个人的学习经历，介绍苏黎世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的基础大课和研讨课。基础大课主要以教授授课为主，学生通过课上记笔记，课下阅读参考书籍来完成课程的学习。秋季学期，我旁听了两门大课，一是《勃拉姆斯》，一是《中世纪音乐》。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课程内容，也不是授课方式(显然中国学生最熟悉这种讲授方式)，而是课上的学生。第一次去听课时，苏黎世大学主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坐满了人，可以说80％以上是头发花白的老人，年轻学生只是三三两两镶嵌其中③。我一度认为走错了教室，后来得知苏黎世大学欢迎社会人士来校选修各类基础大课，只需交纳很少的学费。这些老人大多是音乐爱好者，也有一些曾修习过音乐学专业，重返学校听课主要是为了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不仅是基础大课，其实在各种类型的课堂上，都能看到一些老年人的身影。他们认真分析乐谱、研读资料、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其踏实严谨的学习态度对青年学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大学课堂向全社会敞开的这种方式，听课者直接受益自不待言，对音乐学学科来说，益处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大大提升了音乐学专业的社会影响和价值。 我在秋季学期还选修了导师Hans-Joachim Hinrichsen教授开设的一门本科生研讨课《马克斯·雷格的室内乐》，雷格(Max Reger，1873-1916)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德国作曲家。国内西方音乐史教材里对他只是提及姓名、一笔带过，因此其人其乐于我都是全新的。研讨课每周由一位学生主讲一部作品，约需1小时，剩下的时间由教授补充、总结，具体作品和日程是在上一学期末就安排好的。导师会将课上需要分析和推荐分析的所有乐谱、参考资料及有关书籍，放置在图书馆的一个固定位置，学生在课前会自行去复印、阅读。这门课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个学生都十分重视自己的报告，他们充分做好资料收集、案头分析、幻灯片制作等准备工作，在具体作品分析中几乎每个人都展示了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分析重点。报告之前，他们可以约教授谈话，征求教授意见，但没有一个人试图模仿教授的分析方式。每次报告中都有很多听讲者积极阐述自己的看法，但发言前都会先举手征求同意。我在国内此类研讨课上看到的要么沉默不语(多见)、要么吵成一片(少见)的现象，从未在这里发生过。此外，十几名参与报告的学生中，三分之一以上只是副修音乐学专业。如果不是专门问询，我丝毫没有看出他们与主修音乐学的学生有何差别。这里，我以表格形式对其中五位学生的分析报告进行简要比较，附带介绍他们的专业情况：  通过对这门课和其他各类研讨课的观察，我对欧洲音乐学专业学生的素质和学风有了切实认识。他们在日常学习中体现出的主动性、创造性以及勤奋、谦虚的学习态度，彰显出一种“对知识的忠诚”，也即一种高度自觉的大学精神。我想这是目前国内学生最最缺乏的素质。当然，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不是我们的学生不够聪明、缺少能力，而是多年灌输式的授课方式，养成了他们被动接受、疏于思考的习惯；实用、功利等不良社会风气的浸染，也导致某些学生产生急于求成的心理。 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遭到各方抨击，但在德语国家的音乐学教学中，始终将此作为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传授给学生，并适当加入谨慎的“力求客观”的学院式批评。对此，我体会最深的是他们对乐谱，尤其是手稿的重视和尊重。在《1600年之前的欧洲音乐史》课上，学生们没有固定教材，但人手一册厚厚的谱例集——包括古希腊字母谱、中世纪纽姆谱、没有小节线的四线谱及有量记谱。翻译、比较、分析各时期的手稿、乐谱是课程的主要内容。据了解，这门课每年还会组织一次学术旅行考察，多是去瑞士境内几家古老的修道院图书馆，如著名的圣加伦(St. Gallen)修道院、艾因西德伦(Einsiedeln)修道院等，在那里，学生可以亲眼看到古老的圣咏手抄本，并聆听修士们在弥撒或日课仪式中的演唱。对实证性分析的重视在对某一作曲家的专题研讨课上，体现得更明显。2009年11月底，我有幸随导师和同学赴德国做马克斯·雷格室内乐的旅行考察，地点是位于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马克斯·雷格研究所与位于迈宁根(Meiningen)博物馆的马克斯·雷格档案馆。两处的研究人员分别对雷格作品手稿的收藏、整理、出版情况作了介绍，其文本考据、辨伪的工作完全是实证性的。我们的任务是对提前预约的作品手稿与已出版乐谱进行比对，关注作曲家修改、添加、删减和有特殊文字标注的地方，从中揣摩雷格创作时的某些思路和意图并展开讨论。通过这种实证主义分析，我第一次感受到某种“可靠性”和“客观性”(尽管这些都是近些年来屡屡遭受抨击的词汇)，以及某种扎实、沉稳的学风与态度。从中我也理解了为何德语音乐学界始终不放弃实证主义的音乐研究与教学。因为他们拥有最伟大的作曲家们的手稿，他们相信任何方式的研究都要从手稿的整理、分析起步。因为他们拥有最伟大的作曲家们的手稿，他们相信任何方式的研究都要从手稿的整理、分析起步，最初赋予音乐学学科以学术性与严肃性的是实证主义，构成历史音乐学之牢固根基的也是实证主义。尽管近几十年来，以约瑟夫·克尔曼(Joseph Kerman, 1924-)为代表的欧美音乐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实证主义进行批评，但克尔曼真正抨击的是“为实证而实证”的僵化研究方法，而不是要彻底抛弃实证。他所倡导的以审美批评和价值判断为取向的音乐学研究，也是不能脱离实证性历史研究的基础的。 最后我要谈一下音乐学专业学生与外界交流的情况。学术旅行考察只是一种短期的交流方式，更主要的交流还包括与国外院校交换学习和聆听各国专家讲座。欧洲很多大学的音乐学研究所都有交换学生的合作项目，学生在本科或研究生期间，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毕业选题，自主选择一所国内外合作院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苏黎世大学音乐学研究所加入了名为“伊斯拉莫协议”(Erasmus-Vertrǎgen)的大学合作项目，目前正与柏林洪堡大学、维尔茨堡、维也纳、帕维亚、乌得勒支、巴塞罗那等大学合作。如果学生出于课题研究需要，想赴合作项目外的某所大学学习，也可提前递交申请，学校会尽力帮助促成这一合作。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学生想做有关意大利牧歌的毕业选题，可以申请到罗马或佛罗伦萨或威尼斯的某所大学，一边提高意大利语水平，一边查找、阅读第一手文献，同时还可直接咨询意大利教授有关的专业问题——这样便利的学习条件是我国西方音乐专业学生所梦寐以求的。目前国内许多院校也出现了所谓2+2、2+1+2、3+1等国外合作项目，但大多数艺术类学生都会在高额的学费和极少的名额面前却步。因此，国内若想实现正常的国内外交流合作，还需很多方面的努力。 通过对欧洲德语区音乐学教学情况的调查，反观我国音乐学教育现状，不得不承认其在各个层面存在的差距。尽管国内有学者认为这是“差异”，不是“差距”，似乎承认差距只能导致无益的自卑心理。我并不自卑，只是有些忧虑。目前国内音乐学专业在硬件设施、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是比较先进和完备的。但是由于当前社会充斥着的急功近利的风气，使得浮躁的学习气氛、腐败的学术现象也在部分音乐院校中蔓延，并影响着音乐学的健康发展。写这篇调查报告时，我的手边一直放着杨燕迪老师26岁时发表的文章《实证主义及其衰落——英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音乐学发展略述》，此文不仅在具体内容上提供给我很多参照，其简短而坚定的结语更是表达了我此刻的心声，我想直接引用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地坐下来，认认真真地搞学问。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立志深下功夫，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我们不要总是陷于自卑沮丧或浮躁自大的两个极端中。学术需要一种执着而又虚心的辩证精神。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为学术献身的精神，我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1] 注释： ①除九年制普通中学外，还有五年制的国民中学和八年制的实科中学，后两者都是不能报考大学的。实科中学毕业的学生可以报考音乐学院，更确切的名称是“音乐高等专科学校”。 ②德语国家大学本科的正常学制是9个学期，即4年半时间。但有相当多的学生难以在此期限内完成双专业的学习，因此延期毕业的现象是很常见的。有些大学会限定最长学习期限为13个学期。宽进严出始终是欧美大学遵循的教育原则，没有职权部门会用“应届生毕业率”、“就业率”等统计数据，来评判某所大学的办学水平。 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年轻学生人数原本就很少，苏黎世大学音乐学研究所平均每年招收15名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校学生约60名左右，含12名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杨燕迪.实证主义及其衰落——英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音乐学发展略述[J].中国音乐学，1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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