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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与荒凉和冷落对话

http://www.newdu.com 2018-03-01 《文艺报》(京)2005年1013期 董学文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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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理论不受青睐和重视,文艺基本理论建设停滞不前,文艺思想和观念迷茫混乱,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说我国的文艺理论目前处在一种冷寂、萧条、贫瘠和被边缘化之中,恐怕不算言过其实。虚假的问题,无效的积累,低水平重复,陈陈相因,思想疲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多,如“商化”和“西化”的冲击,但我认为文艺理论队伍自身的素质也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众所周知,“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7-58页)今日中国的文艺实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文艺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前所未有,诸种西方文艺学说的覆盖和弥散制造了复杂局面。这个时候,本来是文艺理论发展的肥壤沃土和天赐良机,可我们的不少理论研究却远离本土实践经验的启示,在“西潮”的波翻浪涌中,于躲进书斋的“趋史避论”里,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自主创新的能力。近二十年来文艺学的四次所谓“转向”,相当清楚地表明,它基本上是在西方人的理论轨道上行进的,“概念的疲劳”、“方法的疲劳”,已让人难以消受。这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文艺理论与现实的悬空、脱节与隔膜。而在这一过程中,似是而非的东西、西方文艺理论教条在学科领域的影响急剧上升,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指导地位被明显削弱和冷落。譬如,人的本性是什么,这本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解决了的问题,可是,现在有的作者非要用人本主义取代唯物史观,在创作和理论中祭起陈腐的“抽象人性论”,非要在“人性恶”、“肉欲”和“性描写”中大显身手,一点不相信生活中真善美的存在,迷恋以主观粗鄙的好恶来对待客观世界。这样的文艺观,除了说它屈服于书商的“钱袋”和某些人的“眼球”,背离正确的历史观念和美学原则,还能作别的什么解释呢?
    毫不夸张地讲,在我国当下的教学和科研中,各种西方文艺理论已经铺张成为主体,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们看成是我国文艺学的主流。在不少高校里,文艺理论教育和教学的方针、目标已不明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课程已很鲜见;在创作界,生吞活剥当代西方“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意识以及腐朽低俗的文艺观念流行泛滥着,渗透并左右着一些作家的行动;在批评界,价值立场缺席,评判功能萎缩,“批评”变成无原则的“鼓吹”、“捧场”和编发“表扬稿”,严肃而科学的声音十分稀少、微弱,有些甚至在故意“把错误的东西炒热”;在文艺管理层,文艺理论研究的投入甚少,对深层问题不感兴趣,理论的“乡愿”作风和市侩习气盛行,不愿论是非,不想谈优劣,好像只要是理论和作品有了“市场”效应,有了“娱乐”功能,就完事大吉,谢天谢地,阿弥陀佛。所有这一切,带来文艺上诸多不景气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又都与轻视文艺理论的研究、学习和普及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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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文艺理论的建设和指导,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一个传统和特征。注重文艺理论的联系实际和开拓创新,是文艺事业健康前进的重要保证。经验表明,搞好文艺理论建设,对广大文艺家、批评家和文艺管理者提高思想修养和工作能力,懂得按艺术规律办事,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文艺是社会主义文艺,我们的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艺理论。我国的文论建设,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那就会因为没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我们不能总是拿别人的“本本”来削足适履地框套我们的文艺实践,而应是用我们自己的实践去修正、改造和超越别人的“本本”。文艺理论的发展,可以允许对文艺“本质”、“价值”和“功能”等问题有多样化的理解,可以在已有古典和外来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可以对不断变化的文学和艺术世界保持“对话性”关系,可以推动作家艺术家与现实生活之间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但是,这不是无主调的众声喧哗,不是无方向的随意漂泊。文艺理论最终还是要对我们的文艺经验和文艺现象做出规律性的阐释。如果我们的文艺理论不能深深地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不能从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切实需要出发,不去推进和建树有自己特色的文艺学说体系;如果我们的文艺理论丧失理性的批判和反思能力,轻率地膨胀某些话语,盲目地崇拜“舶来品”,不去深入研究,深化学理探讨,而是闻味跟风、亦步亦趋,那是很容易丧失精神气魄、变成人家的理论附庸的。
    科学的本质是创新,理论的本质也是创新。我们的文艺理论只有走创新之路,才会给理论进步提供真正的动力,才会为超越别国的理论提供切实的手段。我们要努力创造勇于探索创新的活跃氛围,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理论学派的切磋和争鸣,提倡平等民主诚恳的批评和反批评。没有理论上的顽强攀登,没有理论上的相互论争和相互砥砺,文艺理论的进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文艺理论搞不上去,就会影响士气,涣散人心,颓唐精神,搅乱创作,引发畸形与谬见。这些年,文艺上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忧的倾向,应该说已经对此做了有力的印证。例如,打着将文艺与日常生活审美结合起来的旗号,淡化文艺与非文艺的界线,制造一些所谓“今天,真正算得上作品的作品是那些不再是作品的作品”(阿多诺:《现代音乐哲学》,见《西方美学通史》第7卷,第30页)的论调,显然就是带瓦解性的主张。
    所以,要解决好文艺家的艺术观问题,除了实践的作用以外,提高文艺理论素养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它是引导作家从思想上正确武装和不断升华的一个保障。那种认为学习文艺理论有碍创作、两者相互对立的观点,那种主张“远离理论”才能“直达心灵”的时髦见解,其实是幼稚、肤浅、哗众取宠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诫我们:“树立正确的创作思想,是出好作品的关键。”(江泽民:《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1996年1月24日)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学好用好文艺理论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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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从文艺事业兴旺发达和繁荣振兴的高度,从文艺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文艺理论建设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文艺理论在文艺事业中负有特殊的使命。一个国家的文艺,如果没有自身的理论支撑,没有以深刻理论为根基的文艺指导原则的相对稳定,没有浓厚的理论研究和传播氛围,那就会失去它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管理要想健康发展,没有理论的帮助是不可想像的。如果我们动摇了科学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仅仅在具体文艺政策层面做些不疼不痒的规定,把文艺理论研究当作可有可无的工作,势必导致文艺思想的芜杂和苍白,导致文艺气度的萎靡和滑坡。文艺理论建设,关乎文艺事业的前途和命运。蔑视文艺理论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
    历史和现实还表明,创作家也好,批评家也好,领导者也好,只有重视理论学习,大力提高文艺理论水平,才能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在撩人欲望的诱惑中,在乱花迷眼的局势中,看清本质,驾驭全局,掌握主动;才能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避免犯这样那样政策性或艺术观上的错误;才能不断地总结和提升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从而做出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理论概括。
    我相信,科学的文艺理论能够引领我们深刻地认识文艺活动的规律和法则,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抵御文艺历史河流中的漩涡和逆动,能够开阔和提升我们前瞻、预测文艺走向的眼界和胸襟。这个道理许多人是承认的。当我们面对时下文艺既贵族化又低俗化、既商品化又精英化、既时尚化又物欲化的潮流的时候,科学的文艺理论是有能力找到问题的症结和开出合适的药方的。因为文艺理论不是空的,它需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进程中加以落实并得到检验,它需要确立以文艺实践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西方不少文艺理论在我们这里之所以面临热闹非凡而不解决问题的隔靴搔痒式尴尬,就是因为“水土不服”。倘若我们硬将各种外来文艺理论都当成包治百病的“莫里逊氏丸”,那肯定是吃错了药。
    我们的文艺理论不能总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我们要认真研究在当前形势下我国文艺发生的变化及其未来趋势,努力提出有问题意识的、符合实际的、有说服力的、贴近大众美学立场的理论观点和学说。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话:“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文艺理论搞好了,搞深入了,就能使科学的文艺观念和正确的文艺思想在文艺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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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想再谈谈文艺基础理论的研究。这更是一个“门可罗雀”的角落。从事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已是屈指可数,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可谓寥若晨星,文艺基本问题的讨论几乎接近于无。这对于文艺事业和文艺学科来说,都是极不正常的。
    基础理论研究是科学之本,学术之源。它的发展水平,是一个民族理论智慧和思维能力的基本标志。对于文艺学来说,同样如此。文艺基础理论是文艺理论进步和创新的先导和依托,它可以为文艺的健康发展铺就坚实之路。
    当然,相比较而言,文艺基础理论研究是艰难的。它需要有更多的投入和投资,需要付出更多的心智和心血,见效周期也比较长。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页)。因此,在这里,缺乏积淀,因袭守成,夸夸其谈,投机取巧,“忽悠”卖弄,都是无济于事的。
    但是,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又是人所共知的。自然科学的例子自不必说,就说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吧,哪一次重大的进展和突破不是先由基础理论研究的发现带来的?基础理论研究迈出的一小步,往往就变成批评和创作前进的一大步。然而,我们似乎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是从事没啥用的基础理论研究呢,还是把资金和精力集中投到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上去呢?从辩证的观点看,这后一种说法显然是短视的。记得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曾说:如果一个社会将自己局限于技术转化,那么,在基础研究不能发现新的技术和现象时,也就没有什么可转化的了。技术的发展是生根于基础研究之中的。(《中国青年报》2005年9月15日报道)文艺基础理论与文艺批评、文艺创作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目前有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主张文学理论“批评化”。不是说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不可以有良性的互动,两者的相互“转化”本是正常的机制。但是,倘若片面主张文学理论走向“批评化”,其结果,就难免使得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性减弱,科学性品格降低。有学者说得好,当文学研究者只是热衷于对一些新潮现象和热点问题做出及时描述和阐释时,这些表面性的现象和事实是很容易遮蔽那些真正值得关注的深刻的普遍性的学理问题的。而作为研究主体为了争得对现实问题的发言权和话语权,也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搁置乃至放弃对这些深刻的普遍学理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这就势必造成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搁浅,使整个学科的创新和发展止步不前。(赖大仁:《文学理论批评化:趋势与问题》)
    不错,如果文艺理论家都成了时评家,抵达问题实质的学理化论析都不见了,如果为文学批评和创作提供某种必要价值立场、理论态度和思维方式的生产都“停工停产”了,如果本该有的理论学派论争变成了鸡毛蒜皮的无聊的“圈子战”和“口水仗”,那么,文学理论的研究能不走上浮躁化、泡沫化、低俗化和游戏化的歧途吗?
    现实发展,形势逼人。我们没有理由亦没有权利让文艺理论的园地冷寂、荒凉、萧条下去。我们要奋发努力,加大投入,潜下心来,积极创造,让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焕发勃勃生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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