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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宋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向后期过渡的时期。与汉唐社会的极盛相比，发生了很多新变化。国势衰弱，文化发达；生活贫困，思想自由；艺术市场活跃，造假成风。统观整个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各方面造假，已成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但像宋代那样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全面造假，而且造得有声有色，堪称历代之最。 【关 键 词】政治造假/文化造假/度牒/作弊/防伪/宋代/书画作伪 【作者简介】李福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北京 100048） 中图分类号：J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104（2009）02－0049－07 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书画大发展的时代，书画收藏全盛的时代，也是书画作伪进入全新的时代，与此相适应，也是书画辨伪、鉴定取得新成就的时代。宋代又是自上而下造假成风的时代。其根源在于帝王带头造假，我们查遍中国古代史，像宋代这样从政治到文化、从帝王到民间造假，恐怕是最多样的。 一、政治造假 我们首先从赵匡胤黄袍加身说起。作为后周世宗柴荣“殿前都点检”（国防部长）的赵匡胤，既无显赫家世，又无赫赫战功，仅凭他所在的位置和与柴荣的特殊关系，恰逢柴荣英年早逝，幼主时年仅七岁。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可好砸在他的头上，在其弟赵匡义、军师赵普、铁哥们李处耘、高怀德、石守信、王审琦等的秘密策划下，黄袍加身，拥戴他做了皇帝。把柴家的孤儿寡母赶下台，待幼主长到二十岁时，被赵家害死。 皇帝当得不光彩，上上下下自然会有微词，如何平息舆论？编造神话罢，于是在建隆初（960）有周至县民张守节出来说自己游终南山时，听到空中有神人招呼他云，我乃高天大圣玉帝辅臣，授命卫时，乘龙降世。这无异于昭示天下，赵匡胤做皇帝，是受到玉皇大帝恩准并派天神加以保护的。（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二《黑煞号》）三年后即建隆四年九月甲寅，赵匡胤以接受尊号的形式，默许了这则神话。他假惺惺地说，臣下再三“猥加徽号”，我实在推脱不掉，只得勉强接受，“尊我以‘应天广运’之号，加我以‘仁圣文武’之名，复兼‘至德’之称。”① 那位农民张守节，因为说谎有功，几年后成为大宋的进士。与此同时，佛门也不甘寂寞，由一位疯和尚出面说太祖赵匡胤是“定光佛”转世，据朱弁《曲洧旧闻》卷一《定光佛出世得太平》云：“五代割据，干戈相寻，不胜其苦。有一僧虽佯狂，而言多奇中。尝谓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须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为定光佛后身者，盖用此僧之语也。”② 太宗从哥哥手中篡夺皇位后，为了进一步固定这一神话，便派张守节和王龟从就终南山下筑宫，以供奉辅佐赵宋江山的“翊圣将军”。③ 真宗朝，为了进一步扩大这则神话的影响，还命王钦若等编造了《翊圣保德真君传》，正式列入道藏《云笈七签》卷一百三，真宗为之作序。 宋真宗是编造政治谎言的能手。景德元年（1004），在寇准等主战大臣的坚持下，反对迁都，挟真宗御驾亲征，在重创辽兵的情况下，与辽签订了“澶渊之盟”，引起了诸多武将和一些文臣的不满。为了平息众怒，真宗先是罢免寇准④，在罢免寇准之后，又拿出政治造假的本领。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初三，真宗在崇正殿对辅臣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方就寝，忽光明满室，敬视之，次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朕曰：‘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朕悚然起对，忽已不见。”皇城司官员心领神会，不久奏报，“左承天门南角有黄帛曳（音页，牵引或穿着）于鸱尾之上。即遣中使视之，回奏云：帛长二尺许，缄一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道，封处隐隐有字。启封，帛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宋真宗名赵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缄书甚密，纸坚润不与常类，抉以利刃，久而方启。其书黄字三幅，词类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帝能以孝道治世，次谕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⑤ 四月一日，天书再降于大内，“王旦等凡五上表请封禅泰山。真宗早有此意，五月真宗又在崇政殿促召辅臣说，朕五月十七日夜，忽梦前所睹神人言，来月上旬当赐天书于泰山，宜斋戒祗受。”⑥ 六月，天书降泰山于甘泉亭，王钦若所奏也。“冬十月，上如泰山行封禅礼。祀上帝，封玉牒，禅社首，祭地祇。先是，殿中侍御史赵湘请封禅，上拱揖不答。王旦等曰：‘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事承平，岂能振举？’初，王钦若既以城下之盟毁寇准，上自是常怏怏。他日，问钦若曰：‘今将奈何？’钦若度上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此耻也。’上令思其次，钦若因请封禅，以镇服四海，夸示夷狄。又言：‘封禅当得天瑞。’又言：‘天瑞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耶？圣人以神道设教耳。’上曰：‘王旦得无不可？’钦若遂以上意谕旦，旦勉而从。上寻问杜镐以河图洛书事，镐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耳！’上意遂决，召旦饮于内中，欢甚，赐以尊酒。”封禅泰山，终于成行。归途中，真宗慰劳王旦等曰：‘卿等久蔬食（吃素）不易。’旦等皆再拜。马知节独进言：‘蔬食惟陛下一人耳！臣等在道，无不窃食肉者。’上问旦，旦谢曰：‘诚如知节之言。’”君臣欺骗舆论，群臣又欺骗皇帝，真是骗局套着骗局。⑦ 骗子大聚会了。 政治造假最甚者，恐怕要数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了。他的老祖宗太祖、太宗、真宗还仅仅是“以神道设教耳”，未敢直接称神，他则称自己是“长生大帝君”转世，自封“教主道君皇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徽宗崇道闹剧。政和七年（1117）正月癸丑（二十四，阳历2月27日）秘书省下达赵佶的圣旨，“将所降道教五宗再行条具立为永式。第一，天尊之教以道德为宗，太上老君为宗师；第二，真人之教以清净为宗，太上玉晨天尊君为宗师；第三，神仙之教以变化为宗，太上老君为宗师；第四，正一之教以诚感为宗，三天法师静应真君为宗师；第五，道家之教以性命为宗，南华真人为宗师。至于上清通真、达灵神化之道，感降仙圣，不系教法之内，为高上之道，教主道君皇帝为师。”⑧ 这就是说，在道教五宗之上，另有一位更高的教主道君皇帝，那就是他自己。二月甲子（六日，阳历3月10日），赵佶下诏通真先生林灵素于道箓宫宣谕青华帝降临事，进一步神化自己，谎称“二天人蹑空乘云，冉冉而下。其一绛服玉冠，天颜和豫，盖教主道君皇帝也。”四月庚申（二日，阳历5月5日），他亲自出马表明身份，“御笔：朕每澄神默朝上帝，亲受宸命，订正讹俗。朕乃昊天上帝元子，为太霄帝君，视中华被金狄之教盛行，焚指炼臂，舍身以求正觉，朕甚悯焉。遂哀恳上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帝允其请，令弟青华帝君权朕太霄之府。朕夙夜惊惧，尚虑我教所订未周，卿等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只可教门章疏用，不可令天下混用。”⑨ 无力与外敌对抗，便幻想通过政治造假，吓唬敌人，在精神上求得胜利。可事与愿违，十年后，他自己连同大宋江山都被金人的铁骑踏破。 二、文化造假 宋代文化作伪更为普遍，可以说渗透到各个领域。如考试作伪，僧道度牒作伪，官方文书作伪，货币作伪，官印作伪，书画作伪等等。官方为了打假，想尽各种办法限制作伪。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始终不能根除。下面仅就科举考试、僧道度牒、官方文书作伪的情况作简单叙述。 科举考试关乎文人一生的前途，所以都会全力以赴，成绩不佳者，为图侥幸，便会作弊，或收买主考官，或私自挟带文字入场，或雇枪手代考等等，无所不用其极。中国自隋代开始科举制以来，国家为了选拔真正的人才，为举子们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采取过不少防止作弊的措施，如从武则天开始的“糊名取仕”法，在宋代被严格地执行着，后又增加“誊录”制度（即将考生试卷，由誊录官重新抄一遍，免得主考官认出自己熟悉的考生的笔迹而打偏分）。但考试挟带的事屡禁不止。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35）正月知贡举时，上过一道《条约举人怀挟文字札子》：“伏见国家自兴建学校以来，天下学者日盛。务通经术，多作古文，其辞艺可称履行修饬者，不可胜数。然累次科场，人数多于往岁。事既太盛，弊亦随生。窃闻近年举人，公然怀挟文字，皆是小纸细书，抄节甚备。每写一本，笔工钱三二十千，亦有十数人共敛钱一二百千。雇倩一人，虚作举人名目，依例下家状，入科场，只令怀挟文字，入至试院，其程试，则他人代作。事不败，则赖其怀挟，共相传授；事败，则不过扶出一人，既本非应举之人；虽败，别无刑责，而坐获厚利。”⑩ 千年前考试作弊手段与今日作弊手段何其相似乃尔！ 数十年后，同样的问题照样出现。陈襄（1017－1080）《理会考校进士卷子状》，再次提出考试作弊问题：“臣伏见今岁科场，开封府就试进士三千二百七十余人，合解发三百人为额；国子监一千六百余人，合解百人为额。皆是十分之中未取一人。英俊既多，而剽辞挟书，真伪淆杂，若不精加考校，去留之际，不无差误，孤寒得失，所系不轻。”(11) 伪造官印及官方文书，是危害更大的作弊行为，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所以引起皇家高度重视，采取各种措施与之作斗争。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身为“少府监篆文官”的王文盛，于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上奏一道《论官印奏》章，提出防止伪造官印的措施：“在京粮料院印，多伪效之以摹券历者。谓宜铸三面印，圆其制，而面阔二寸五分，于外围周匝篆纪年及粮料院名，凡十二年；以围篆十二辰，凡十二字；中央篆正字，上连印钮，可令转旋，以机穴定之。用时，月分对，手中互建十二月，自寅至丑，终始循环。每改元，即更铸之。若此，使奸人无复错其巧矣。旧制，秦王、中书印各二寸一分，枢密、宣徽、三司、尚书省、开封府（印）方二寸，节度使寸九分，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寸八分半，防御团练使、州县印寸八分。凡印各上下七分，皆阔寸六分。虽各有差降，而无令式以纪其数。”(12) 粮料院印被仿造，说不定国库粮料会被人冒领，那损失将无法估量；更重要的是，它会破坏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 考试作弊和伪造官印文书，其涉及面相对较小，主要在官场上层，与广大农民利益关系较远。而度牒的涉及面要宽得多，它既关系国家利益，又关系农民利益，还关系到地方官、僧道门、作伪者、伢人等各方的利益，因此处理起来要比前两项复杂得多。它贯穿唐宋政权的始终。 所谓“度牒”是指僧道身份证明书。据说南北朝时已有类似物，《僧史略》曰：“度牒，自南北朝有之，见《高僧传》：‘名籍限局，必有凭由’，凭由，即今祠部牒也。《唐会要》卷四九曰：‘天宝六年九月制：所度僧尼，令祠部给牒。’则僧尼给牒，自唐明皇始也。”(13) 起初，度牒仅发给僧道个人，秘不示人。随着佛道人数进一步扩大，度牒需求量增加，国家为了保障农业生产规模，固定农村劳动力，便限制度牒发放数量，即控制僧道人数。度牒遂成为抢手货，原来一文不值的僧道“文凭”，可以卖个好价钱了。随之而来的是造假、打假、防伪等一系列社会活动。 以国家名义出卖僧道度牒，始于唐肃宗李亨。据《佛祖统纪》载：“肃宗至德元载（756）正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五月玄宗、太子、百官发长安，将幸至马嵬。百姓数千人请太子留东破贼室。金城沙门道平，力劝议兵灵武，以图收复。”“七月，太子即位于灵武（今宁夏银川），尊玄宗为太上皇。帝（肃宗）在灵武，以军需不足，宰相裴冕请鬻僧度牒，谓之香水钱。（卖度牒始此）。”(14) 唐肃宗鬻卖僧道度牒，还仅仅是为了缓解军需困难的权宜之计，似乎并未形成制度。但朝廷开此先例后，地方官见有利可图，便争相仿效，“元和以来（806），累敕天下，不得私度僧尼。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货无厌，以敬宗诞月，请于泗州置僧坛，度人资福，以邀私利。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德裕奏论曰：‘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以南，所在悬膀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807）后，不敢私度。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无算。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勘问唯十四人是旧日沙弥，余是苏、常百姓，亦无本州文凭，寻已勒还本贯。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系于朝廷法度。’状奏，即日诏除罢之。”(15) 唐百姓不堪徭役重负，纷纷加入僧道门，但入僧道需要纳钱买度牒，地方官就有利可图了。李德裕查访泗州私度僧尼的严重情况，故奏报朝廷立即严加禁止。唐僧道度牒质地以纸？以绢？因未见实物，不敢确指。我们从今存日本的唐贞元二十一年，台州刺史发给入唐求法的日僧最澄等人的度牒来看，应以纸质为主。可巧的是，元和年间的“度牒银”被发现了，它出现在北京诚轩春季拍卖会上。北京青年宫年报2008年4月11日刊发了消息并配发了照片。上刻文字“度牒银永州课银五十两刺史崔沆进。”此银铤呈船形，长179毫米，宽88毫米，重1860.3克。一道度牒价值50两白银，如果卖出数十万份，将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但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卖度牒获得白银的同时，伴有大批男丁归入佛道门，国家将丧失劳动力和纳税人。总体来说得不偿失。 如果说唐代对度牒的处理还不甚规范的话，那么到宋代，就相当规范了。度牒在宋代成为国家重要财政来源之一，国家专设“度牒所”（隶属于祠部），负责管理度牒事宜。《宋会要·职官》一三之一六《祠部》云：“祠部掌祠祭画日休假令，受诸州僧尼道士女冠童行之籍，给剃度受戒文牒。以朝官一员主判。太平兴国八年（983）八月诏曰：先是祠部给僧尼牒并传送诸州张力亲给。不准变相收费或转卖外郡，违犯者重致其罪。淳化四年（993）八月诏：先前的僧尼中有没有领到度牒者，经过考试再加本院寺僧二人担保无虚假者，由祠部发给度牒。巡礼僧翻换度牒者，也由祠部办理。 真宗登基后特别是景德元年（1004）冬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后，为了平息舆论压力，大搞迷信活动，僧道人数迅速膨胀。不得不进一步加强管理措施，将考试合格的僧尼记入帐册，落榜者便拿不到度牒。发放度牒也作出限制，如“大中祥符四年（1011）四月诏，祠部手分八人，遇文牒倂多，日限给三十道，稍稀二十道。后又规定，僧尼死亡者，其紫衣、师号、敕牒并令知州通判批书还俗及身死年月，纳祠部备案。天禧年（1017）后，佛道门出现混乱，很多出家人多年拿不定度牒，而诸路上报的僧道死亡人数伪滥不少。度牒造假开始泛滥。到仁宗朝，官府参与造假，据韩维《富文忠公墓志铭》披露，宝元年间（1039）“时有用伪祠部牒为僧者，事觉，牒乃堂吏所为。”开封府在追查此事时，有意包庇堂吏，富弼要深究，被执政挡了驾。(16) 为了遏制日益膨胀的度牒需求，英宗治平四年（1067）冬，开始卖度牒（《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企图以经济手段平衡度牒需求，但无济于事。到神宗时期，不得不限制发行总量，“元丰二年（1079）十月二十六日，祠部言，元丰元年出僧度牒九千三百六十，今年出七千九百四十二。上欲知二年之数，诏祠部以闻故也。”(17) 五年六月十一日诏，自今紫衣、师名止令尚书祠部给牒，用绫纸。被受紫衣、师名者，纳绫纸钱六百。(18) 僧道门要花钱买文凭了。此后每年发放度牒一万道，仍供不应求。按照元丰七年的价格计，每道度牒百三十千，一年的收入相当可观。“元丰七年二月七日门下省言，度僧牒已著令，每道为钱百三十千。检会敕夔州路转运司，每道三百千，以次减为一百几十千。”看来地方转手时是加了价的。 到徽宗时期，买卖度牒现象更加严重，皇家不得不再采取措施。“建中靖国元年（1101）八月二十三日，诏曰：近诸处颁降空名度牒甚多，其价不一，盖是自来未曾专置收卖专防去处，仰自今后应在京官私出卖空名度牒、紫衣，并赴提举京城所申卖，私下不得交易。”(19) 由国家控制度牒买卖权，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国家又不可能直接派人到各地方去卖，还得通过地方官之手。结果是地方官勾结权豪之家，公然冒法，低价买入，高价售出，获取暴利。针对此现象，皇家规定除已指令的限额，加印不得过常数之半，“不如价交易，其钱没官，已度为僧道者皆还俗。”“大观四年（1110）五月四日，臣僚上言，伏见天下僧尼比之旧额，约增十倍，不啻数十万人。尝究其源，乃缘尚书祠部岁出度牒几三万道。以其岁给数多，民间止直九十以下缗。遂致游手慵堕之辈，或奸恶不逞之徒，皆得投迹于其间。故冒法以干有司者，曾无虚实，故乞应天下宫观寺院每岁拨放试经与夫尚书所出度牒，并权住三年。自大观五年始，候年满日并依旧。诏依奏并权住三年。”以为中断发放，就可以杜绝倒卖了。没想到，诏令一出民间握有度牒者怕毁在自己手里，赶紧贱价出卖，豪右之家就机会大量收购，囤积集奇，然后高价抛售。宣和二年（1120）六月七日，三省枢密院言：奉圣旨仰礼部遵守下项，如违令，御史台弹奏以违御笔论，尚书省互察。应天下每岁间年拨放试经特旨等，度牒、紫衣、师号并住五年给降（不以名额并令住印空准此）印板毁弃，候五年取旨。虽奉御笔取索，亦称无印造。应臣僚陈乞及特旨等并不许赐名宫观名额（系德士寺院额，塔院黄箓准此）。应官司库务见管空名度牒、紫衣并礼部毁抹。”(20) 宣和二年的诏令似乎更加严厉，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逼迫政府再变招数，“宣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书省送到宣议郎权发福建路转运官公事柯旸奏，臣窃睹乃者朝廷患度牒之弊，而诏止五年，在京官司祠部尽行毁抹，可谓长滤以救一时之弊矣。臣巡历至福州，体访得民间有指挥，深恐例皆毁抹，遂贱价出卖，止于二十余贯。继闻止毁，在京官司祠部州县依旧书填，其价顿增，今已不下百千，往往珍藏以邀厚利。增而不已，必有倍之。纵而不问，则利下为甚，于国家未闻有补。”(21) 故他建议：“乞于书填日，补纳官钱一百贯，盖民间元买止于五六十贯。官中轻用所得，亦不过此。今官中毁板住给，遂使民间所收贱价，祠部得以倍增其直。又况所有者皆兼并豪右之家，方且待价，必厌其所欲，然后售。若不于书填日令补纳官钱一百贯，则是官司元给民间，祠部每道亏一百贯。诸路州军尚存在民间者，不知其几万；在官司者，不知其几万。民间度牒当令州县拘收呈验，籍贯定数目。并从州别给公据，以俟书填日照对勾销，杜绝奸弊。今价既高，尤资伪冒，安能尽获？可不虑乎！官司度牒亦随处籍贯、见其数，不得减价。被给公据于书填日，免纳官钱。庶几民间有以准平，公私咸利害灼然。臣愚伏望陛下断而行下，岁入无虑百万。岁终起发赴阙，实有补于国，亦非损于民财。”(22) 如照柯旸的意见办，既可遏制度牒泛滥，又可增加国库收入，其用心可谓良苦矣。为了防止假冒，柯旸又进一步提出防伪措施：“乞朝廷相度于后苑作，织造异样绫帛，在民间所无者印造。量其价以补其费。兼加以字号如举人试卷然。令州军如遇书填，并誊录字号一本，月终类聚申部照对勾销。如有伪冒，即行根究。庶几久远可以杜绝伪造之弊。奉御笔，度牒价值比闻增贵，奸人趋利，伪造必多。如邵武军所勘，可以概见。宣令礼部详度，将已降度牒在州县未在民间、未书填者，随处籍见在数量，增价值，别给公据，以俟书填对照，杜绝奸弊。疾速立法，取旨施行。内伪造度牒板，以违制论。官司不检查，徒二年。尚书省看详伪造度牒，除官印外，伪度牒自合依伪印罪赏条法。至于降样造纸，监视印给，各设关防。其伪造度牒印板、印伪度牒及书填，官司不检查者，理当专立严禁令，拟修下条：诸伪造度牒印板，徒二年，已印者加一等。（谓印成牒身而无印者）并许人告。诸伪造度牒而书填，官司不检查者，徒一年。” 由此可见，北宋政权曾想尽办法与伪造度牒进行斗争，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终期亡国，也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原因是官府与之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公私利益掺杂其中。 南宋高宗面对度牒造假，采取恩威并举的策略，惩罚的同时，重奖打假官员和举报者，造假者也可以采取花钱赎罪的方式了断。这实际是被迫承认造假合法，国家和造假者各得其所，只是买假者多花钱而已。“建炎三年（1129）八月十三日，户部侍郎叶份提领新法度牒，就用见今提茶盐印行使，依伪造茶盐法施行。诏榷货务见卖度牒等，于即今价值上添入绫纸工钱出卖（先是提领所言，度牒每道见卖一百一十贯，今添一十贯。紫衣见卖四十贯、师号每道见卖三十五贯，以上各添五贯文省，故有是诏）。十六日诏，伪造度牒、紫衣、师号，其知情货卖牙引及资给之家，并勘验、书填、官司知而取受者，并罪加一等。若勘验卤莽、致有透漏，减三等；脏重者自从重。其知情货卖牙引及资给之家，如能告首，即与免罪，赏外仍依今来指挥给赏。同日诏新法度牒改用绢，令户部应副。”(23) 二十五日诏“新法度牒号不付逐路提刑转运司、逐处公吏，敢有邀阻取受，许人告，从徒二年科罪，若官吏辨验到伪造度牒等每一火（伙），各转一资。同日诏，民间未书填度牒等，计会州军行用钱物，妄作日前书填者，许人捕，依伪造度牒罪赏施行。十月十三日诏，今后令诸路转运提刑司，遇有合书填度牒等，专委近上职级即时书填给付，如敢非理阻节，乞取去处，并许越诉者。官当窜逐岭南，人吏并配海岛。”“建炎四年二月十八日，户部侍郎兼提领度牒叶份言，台州通判潘因权州日，书填过假伪度牒近二千道，许先赴坛受戒，每道贴钱四十贯，紫衣、师号减半。今相度，如应僧道等赍到已书填黄白纸度牒，赴礼部纳换，若验得系是伪造，与免根究，追改依前件指挥，许令纳贴钱书填。”(24)“绍兴十九年（1149）七月三日，上曰官不给卖度牒已十余年。访闻多有无度牒辄披剃者，可令礼部措置禁止，稍重其罪，仍许人告。”此前绍兴四年（1130）因“江上用兵，尝措置出卖，以相资助。”后官家停卖十余年，二十四年不得不恢复。至“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诏复卖度牒，每道五百贯，绫纸钱一十贯。两浙东西路，就行在左右藏库纳钱给钞，缴赴礼部书填。其淮东、淮西、江东、湖北、京西路总领所、福建、二广、湖南、江西路，各委本路提刑司出卖。如愿以金银依市价折算者听。其纳到钱物，除三总领所各就本处令樁管外，其余每及一万贯，差人管押赴左藏库送纳樁管，不得侵移借兑。如违，依擅支封樁钱法加等断罪。” 孝宗登基后，不仅卖度牒，同时卖官告，而且采取挨户摊派的办法，强行出卖。“孝宗隆兴二年（1164）三月十六日，臣僚言，户部将未卖元降空名迪功郎、永信郎告、进武校尉绫纸，令逐路运司拘收缴纳。今照上件官告，绫纸亦有出卖数目至多，当来州县有力人户劝谕承买，其间有顽猾人户多方拖延，以图幸免。今既拘收，以度牒两万道均下诸路，若于已承买官告之家，一例均敷，则顽猾人户委是侥幸，欲乞下户部契勘（核实）。当来未曾承买之人，即将今来度牒比其他合敷等第，以十分为率增添立分。其已承买官告绫纸之家，其余等第一例均敷，庶得均平，从之。”(25)“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九日，诏行在及诸路给卖度牒，权行住卖。别听指挥。六年正月十三日，诏行在及诸路，日下依旧给卖度牒，每道作四百贯，以见钱会子（纸币）中半请买。十四日，户部尚书曾怀等言，自放行度牒，卖过一十二万余道。今稽考免丁钱，比来降度牒年分止增三万五贯，显是州县坐标，公然侵隐。欲望行下诸路提刑司委官监察拘收，尽数入总制帐。”(26) 在举国上下造假成风的南宋社会，佛门也不甘寂寞，高僧直接参与造假。“乾道八年（1172）六月十二日，权礼部侍郎李彦颖言，庐州僧惠宝道隆，将紫衣洗改作度牒；处州僧惠京，将为亡僧度牒改作新度牒，并行货卖，其可见者三十道。今来皆已逃窜。即前后所卖不知几何。以两州观之，四方万里如此类者，又不知其几。乞令有司将见行条法申严行下，仍戒饬州县，如有奉行不虔，将元失拘收去处令佐当职官重行责罚，典押人吏等一例断勒。如人吏有卖受过钱物，入已计脏论，乃立板榜寺观庵院约束施行。从之。同日，中书门下省言，僧道身亡，不缴纳度牒等冒犯之弊，已约束申严外，诏诸路提刑分差官管下州县，限一月根括尽绝缴纳礼部，仍具已括纳数目，申尚书省。”(27)“淳熙四年（1177）十月二日，诏应给降度牒每道作四百五十贯文，钱会半之（既而臣僚言，旧法每道价钱五百贯，乾道六年正月十三日指挥或作四百贯。缘此，富豪之家曾先请买，增价出售，有至五百贯者。以上者乞稍复旧价，故有是命）。十二月二日，诏礼部改道紫衣师号式样，紫衣并二字四字师号绫纸面上改织造栀子花各十二朵，内紫衣绫纸面上织造‘文思院制敕紫衣绫’八字。其二字四字师号绫纸面上织造‘文思院制敕紫衣绫’八字，仍织字在绫上。应官司支使不尽见樁管师号，并将来缴到日下委长贰监视焚毁（先是，四川制置使范成大言，蜀中一度牒卖钱引七百一十道，一紫衣止卖钱引六七十道，少者三四十道，小人贪十倍之利，又不费织作，止是揩改数字以冒法为之。当令省部措置，止将上件四川逐司见在绫纸放纸背批凿给散，年月及用印记并置合同号簿勘同等以为关防。既而成大为礼部尚书，复申前请，故有是命）。五年六月十四日，诏四川总领所出卖度牒，每道减作川钱引八百道（以四川总领所言，本所度牒昨承指挥每道增作铜钱四百贯，细折川钱引九百道。缘此无人承买，乞免增添，故减之）。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知温州胡与可获到刘端等伪造度牒九道，乞赐施行。上曰：可令胡与可速疾根勘具案闻奏。令江浙福建诸路州军，多出文榜晓谕，如僧道有收买到刘端等伪造度牒，自指挥到限两月，经所在官司陈首，与免科罪，缴到度牒，令礼部长贰焚毁。” 宁宗登基后（1195），度牒造假几乎达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嘉定二年（1209）五月八日，臣僚言，国家所以纾用度者僧牒，与鬻爵耳，鬻爵之滥，臣未暇深考。窃见仪曹案牍有光州宁国府申童行张宗德等，买到度牒并系假伪，本部已勘验，假伪分明，节次行下，逐处根就，今逾半年未见申到朝廷，近日严伪会之禁，而未知奸民伪造度牒，利害尤大，幸而事发复悠悠，若此，奸民何所惮而不成哉！欲令礼部牒各州立限追捕具案，申朝廷严与施行。其伪造文思院绫、伪雕尚书省印、伪为官吏书押者，皆当坐以重辟。官吏士庶能捕获全火（伙）者，白身则补官，选人则与改秩，京官则比附酬赏。凡官吏僧道能审验举觉者，重赏酬之。其有容隐不举觉而发于他处者，亦重置之罚。仍令吏部与敕令所参定条法行下诸路州郡，书之粉壁。庶几奸人知无所遁，不敢轻犯典宪，从之。”造假居然发展到伪造官方文书的地步，且造假者成帮结伙，足见当时社会混乱到何种程度。难怪文人们不把书画造假当作一回事呢！ 有识之士面对混乱的社会，忧心忡忡，不得不呼吁整顿社会风气，恢复诚信。宋朝不讲诚信的根源在最高统治者，赵匡胤靠兵变上台，为防止手下篡权，他在官僚层制造矛盾，互不信任，利用矛盾控制各级官员，使权力归于皇帝一人之手。太宗派兵与契丹幽州之战，之所以大败而归，就是因为三路大军互相掣肘，意见不统一，其中一路军队不为在前线作战，只为监视友军，防止哗变。(28) 宋朝家法是建立在互相猜疑的基础之上的。庞籍（988－1063）《上仁宗答诏论时政》（天圣七年四月）曾云：“今日似怀疑而待下矣，群臣似皆存形迹以避嫌矣。陛下疑群臣之私也，臣下必有挟私徇情以致陛下之疑者也。”一语道破君臣关系。所以有的大臣就给皇帝上奏章，请求从皇帝做起，带头讲诚信。陈襄（1017－1080）《进诚明说札子》：“臣窃以帝王之德，莫大于务学，学莫大于根诚明之性，而蹈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动之谓诚，知而有为之谓明，正而不邪之谓中。故诚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毕矣。圣人者，先得乎诚者也，因诚而后明，必资乎学。”(29) 稍后，另一位大臣陈舜俞（1026－1076）《说信》，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上不贵信，而下风不竞。天下营营，相与而为伪也久矣。甚者，诰命一下，其系利害、动民耳目，亦至著矣，百人是之，一人非之，则改而止。及其复下，民相与指，谓不久亦改，已而果然。是朝廷之命不详于谋始，而慢于固守，自取轻于天下也。”(30) 皇帝金口玉言朝令夕改，如何取信于民？ 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变化，蔡襄在给英宗上奏《国论要目十二事疏》（治平元年）之“废贪赃”中感慨地说：“臣自少入世，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犹知耻也。今乃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楙迁往来，日取富足。”(31) 靠特权中饱私囊已司空见惯。而刚刚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者，则公开论财娶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丁骘在元祐间上《请禁绝登科进士论财娶妻》奏章愤怒地指出：“臣闻近年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义。衣冠之家随所厚薄，则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弃而之它。市井驵侩（音组块，交易场中的经纪人）出捐千金，则买贸而来，安以就之。名挂仕版，身披命服，不顾廉耻，自为得计，玷辱恩命，亏损名节，莫甚于此。”将非常严肃的婚姻大事，当作了买卖。真是世风日下，民心不古。“此等天资卑陋，标置不高，筮仕之初，已为污行，推而从政，贪墨可知。”因此应“以典法从事。”(32) 书画作伪比起度牒作伪更加严重，度牒作伪尚有国家管制，而书画作伪国家不闻不问，任其自由泛滥。因为书画作伪与国家经济收入关系不大。宋书画作伪，手法更为多样，水平更高，数量巨大。仅以米芾《画史》提供的信息而言，即已可见一斑。如云，李成真迹见两本，伪见三百本。“今世贵侯家所收（李成）大图，犹如颜柳书药铺牌，形貌似尔，无甚自然，皆凡俗。林木怒张，松干枯瘦多节，小木如柴无生意。成身为光禄丞第进士，子祐为谏议大夫，孙宥为光禄待制，赠成金紫光禄大夫。使其是凡工，衣食所仰，亦部如是之多，皆俗手假名，余欲为无李论。”吴道子真迹一二见，而伪见三百本。某日一贩卖假书画的士大夫，在米芾家看顾恺之《维摩》，根本不去分析艺术手法，便云：“若如此近世画甚易得。”米芾哭笑不得。那人看米不相信，“顾侍史曰：‘明日教胡常卖寻两本。’”后数日果然弄来了顾恺之《维摩》和陆探微《维摩》，当然是劣质假货。但说明当时造假的盛况。当时的作伪手法与今日无甚差别。主要有以下： 一、添名款。米芾《画史》云：“今人以无名命为有名，不可胜数。谚云‘牛即戴嵩，马即韩幹，鹤即杜荀，象即章得’也。”“李冠卿少卿，收双幅大折枝：一千叶桃，一海棠，一梨花。一大枝上，一枝向背、五百花皆背；一枝向面、五百花皆面，命为徐熙。余细阅于一花头下金书：臣崇嗣上进。公叹曰：平生所好，终被弟看破，破除平生念矣。今归李莘老野家。”米芾指出：“大抵画，今时人眼生者（即不熟悉），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 二、作旧。作旧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蒙人，骗钱。“有吴中一士大夫好画，而装褙以旧为辨，仍以名画记差古人名。尝得一《七元》，题曰梁元帝画也。又得一《伏羲画卦像》，题云史皇画也。问所自，答云：‘得于其孙。’了不知轩辕孙、史皇孙也；若是史皇孙，必于戾园得之。”（按，戾园系指汉武帝太子刘据之陵园，刘据因巫蛊之祸，遭人陷害致死，武帝不明真相，赐谥号为戾。戾者暴虐也、罪孽也，故称刘据的陵园为戾园，意为凶阴宅。米芾的意思说画得之于不吉利的地方。） 三、模仿。模仿是为乱真，乱真是为冒充名家，抬高身价。高手模仿不易区分，甚至可以骗过名家的眼睛。米芾说：“朝议大夫王之才妻南昌县君，尚书李公择之妹，能临松竹木石画，见本即为之，难卒辨。”她从张潜处借得文同画纡竹，从苏轼处借得文同画丈余着色偃竹，各临一幅。后数年公择妹在真州会见了米芾，求米在画上题诗，米芾居然看不出是临摹品，经对方说明才如梦方醒。说明画家功力之深。 四、改款。所谓改款，是指将原画上的题款挖去，添上名气更大的书画家姓名。米芾披露说：“余昔购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帧，细秀而润，上危峰，下桥陟，中瀑布，松有三十余株，小字题松身曰蜀人李昇。以易刘泾古帖。刘刮去字，题曰李思训。易与赵叔盎。今人好伪不好真，使人叹息。” 五、割裂分装。即将原画分割为数段，分装成数件独立作品。米芾《画史》云：“马佳本所见高公绘字君素二马，一吃草，一嘶；王诜家二马相咬，是一本，后人分开卖。苏激字志东家三匹，王元规家一匹，宗室令穰家五匹，刘泾字巨济家三匹，皆笔法相似，并唐人妙笔也。刘所收白子母牛，王仲修字敏甫家黑牛，令穰家黑牛，皆命为戴（嵩），甚相似。贵侯家多不同，皆命为戴，不可胜数。” 米芾本人就是造假能手，时常借朋友书画，回家临摹，归还摹品而留其真迹，以此留下恶名。当然，当时的文人对此并不太在意，文人间戏耍而已，比起造官方文书和度牒，充其量是小巫见大巫了。书画造假，说明书画市场繁荣，假货有市场有销路。如今日堂堂大拍卖公司也不时拍假字画，明眼人心知肚明，只是不肯说破而已。宋代书画作伪，手法多样，规模空前。少数行家彼此心照不宣，任凭有钱的“好事家”上当，以维持艺术市场的繁荣；文人们从中找到乐趣，有钱人得以消费。各得其所，何乐而不为呢？ 注释： ① 《全宋文》第一册，第45页。 ② 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5页。 ③ 《事物纪原》卷二《黑煞号》。 ④ 王钦若对真宗说：“城下之盟，春秋小国犹耻之，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其有功，何也？”主愁然不能答。《皇朝编年纲目被要》卷七，第144页。 ⑤ 《宋会要辑稿·瑞异》一之二九、三十（第三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79页。 ⑥ 《宋会要辑稿·瑞异》一之二九、三十（第三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79页。 ⑦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七，第147页。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六（第三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38页。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六（第三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42页。 ⑩ 《欧阳修全集》卷十五（下册），中国书店，第872页。 (11) 《全宋文》第二十五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377页。 (12) 《全宋文》二十五册，第217页。 (13) 《事物纪原》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唐会要》卷四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7页。 (14) 《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页。 (15) 《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十四册，第4514页。 (16) 《全宋文》第二十五册，第217页。 (1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 (18)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二一。 (19)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二二。 (20)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二四。 (21)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二五。 (22)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二五。 (23)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二八。 (24)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三十。 (25)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三五。 (26)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三五。 (27)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一之三六。 (28) 参见蔡襄《请改军法疏》，《全宋文》二三册，第732页。 (29) 《全宋文》第二五册，第363页。 (30) 《全宋文》第三六册，第48页。 (31) 《全宋文》二三册，第712页。 (32) 《全宋文》三六册，第67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