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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和平，浙江师范大学音乐研究中心主任、音乐学院教授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评论发轫于上个世纪初的学堂乐歌至30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前音乐评论学科一直处于不断的建构中。虽然，在音乐评论学科的不断建构中，产生了许多具有理论价值的成果，涌现出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音乐评论家。但是，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变革，一方面，致使中国音乐评论学科带有浮光掠影、多元杂烩特征，对诸多与音乐评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犹如蜻蜓点水、隔靴搔痒一般，未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究，也没有产生成熟完整的、深刻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使中国音乐评论，紧随时代的脉搏、急迫的音乐实践问题迅速变化，给这一时期的音乐评论烙上了深深的实用功利主义的印迹。集60年的中国音乐评论的经验，我们深知，音乐评论这门必须建立在人类音乐审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学科，不是急功近利所能成就的。而“建设一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学科，更是一个需要好几代人奋发努力才能成就的事业。”(王宁一《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文献卷》1900-1949年，现代出版社2000年1月第2页)我想对新中国音乐评论学科建设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和描述也应该如此！ 一、历史的回溯——音乐评论的发展轨迹 “以史为鉴，可鉴往知来”，从历史中去找答案，也许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新中国成立之前产生了一些音乐评论，如：(一)学堂乐歌时期，康有为的《请开学校折》、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有关对乐歌的诸多评论文字、匪石的《中国音乐改良说》、曾志忞的《音乐教育论》、李叔同的《国学唱歌集·绪言》、沈心工的《小学唱歌教授法》等，体现出他们整体的改良社会政治的愿望和启迪民智的文化理念，在社会政治与音乐启蒙两个领域互动，并且实现了中国音乐评论形态的古今转换。(二)五四运动时期，蔡元培的《音乐杂志·发刊词》、萧友梅的《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的原因》、郑瑾文的《雅乐新编初集·绪言》，童斐的《音乐教材之商榷》、赵元任的《新诗歌集·序》、缪天瑞的《中国古代音乐的流弊和现代音乐趋向》、黄自的《西洋音乐进化史的鸟瞰》、青主的《乐话》、章枚的《音乐真是该于一切？——评青主〈乐话〉》、浩如的《音乐是否属于特殊阶级的？》等，他们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和西方美育，从中汲取艺术营养，并将生活和艺术实践结合起来，赋予美育思想以独特的理论品格。(三)抗战时期，贺绿汀的《中国音乐界现状及我们对于音乐艺术所应有的认识》、赵沨的《释新音乐——答陆华柏君》、吕骥的《论歌咏运动的消沉》、李凌的《需要批评需要正确的批评》、聂耳的《歌舞短论》、冼星海的《现阶段中国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麦新的《音乐的本质是为战争或反战争》、热冰的《关于音乐批评》、洪音的《音乐批评》、张成谟的《作曲者眼里的批评家》等，将新音乐的实践由象牙之塔、专业圈子导向中国普通大众。新中国成立前代表音乐评论家有：梁启超、匪石、李叔同、曾志忞、蔡元培、萧友梅、青主、聂耳、冼星海、吕骥、贺绿汀、李凌、赵沨等。上列这些研究成果和代表评论家，业已成为新中国音乐评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基础。 二、多变的语境——音乐评论的坎坷之路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中国音乐评论受到当时特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致使这个时期的音乐评论具有浓郁的政治倾向性和工具性特征。从解放区或前线成长起来的音乐干部，陆续走上了我国各级政府文艺部门的领导岗位，他们延续着抗战以来的音乐批评模式，开创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初步繁荣的局面，同时也渗透着他们对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的理解，形成了“一元独尊”的局面。 这个时期翻译介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音乐评论文献的举措，有效地促进了国外音乐评论研究成果在国内的传播。如万斯洛夫著、廖辅叔译的《论现实在音乐中的反映》，《音乐译文》编的《论音乐形象》，卓菲娅·丽莎著、廖尚国、廖乃雄、史大正译的《音乐美学问题》；赫联尼柯夫著、冰夷译的《反对音乐批评和音乐学中的世界主义和形式主义》，赫联尼柯夫著、朱世民译的《音乐批评的今日和它的任务》；哈拉普著、朱光潜译的《音乐与意识形态》，莫伊孙可著、丰子恺译的《社会主义哲学对音乐的影响》等。国外音乐评论文献的译介，对音乐评论家了解世界音乐评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吕骥发表《新情况，新问题》，李焕之发表《从广播音乐谈到介绍西洋音乐问题》、《我对音乐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等，家俊发表《音乐形象的特征问题——对〈我对音乐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一文的两点商榷》；俞抒发表《对〈音乐民族化的理论与实践〉的几点意见》、贺绿汀发表《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旗帜鲜明地表达了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具体问题，指出了音乐创作和批评领域里的时弊，但是，由此却引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1956年5月2日毛泽东提出著名的“双百方针”。同年8月24日全国音乐周闭幕。毛泽东邀请部分音乐家，就中西关系、音乐的民族形式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孟文涛发表《“中西并存”一解》、陆华柏的《音乐艺术“中西并存”的问题》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双百方针的激励下，马思聪提出了“对于聂耳、冼星海作品的评价是不够实事求是”的看法。之后，汪立三、刘施任、蒋祖馨发表了《论对冼星海同志一些交响乐作品的评价问题》，这是一篇敢于向权威挑战的中国音乐批评史上的典范之作。 在学习、借鉴国外音乐批评原理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开始了运用音乐美学原理，对某一类具体音乐创作问题进行研究取得可喜的成就。如茅原执笔的《关于戏曲音乐刻画形象的几个美学问题》、曹凯的《也谈戏曲音乐刻画人物形象的问题》、周大风的《关于戏曲音乐刻画人物形象问题的意见》、吴一立的《论戏曲音乐的基本美学问题——兼评〈戏曲音乐刻画形象的几个美学问题〉》、苏宁的《论戏曲音乐形象等问题》、郭乃安的《试论民间曲调的可塑性》、吴毓清的《对“试论民间曲调的可塑性”一文的商榷》等。虽然他们之间的观点有分歧，但大都能站在音乐评论的高度去分析问题。可以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音乐评论学科的建立，由此开始。但受当时特定政治氛围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左”的思潮干扰，致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音乐评论领域兴起的繁荣局面，受到了严重摧残。 “文革”时期，由文痞姚文元导演的批判法国作曲家“德彪西事件”，是当代中国音乐评论史上的一桩丑事。姚文元发表的《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对此，贺绿汀发表针对姚文元《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认为：“批评家最好要有广博的知识”。由此拉开了“德彪西讨论”的帷幕。沙叶新的《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贺绿汀“在德彪西问题讨论期间的谈话”、郑蓉的《革新家的悲剧——试论法国音乐家德彪西的理论与实践》、王云阶的《从克罗士先生看德彪西的美学观》、于润洋的《审美的鼻子究竟如何伸向德彪西？——与沙叶新同志商榷》、人民音乐编辑部的《关于德彪西的讨论》等文章，都是立场鲜明的音乐评论佳作。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拨乱反正，中国音乐评论的发展可概括为如下几个特点：其一，以译介的形式；传播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音乐批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迅速地在音乐界产生影响，客观上推动了音乐评论在中国的发展进程。其二，通过学习借鉴、消化这些音乐评论成果，许多音乐学者开始运用音乐评论原理，对当时音乐实践中的问题进行评论。其三，代表音乐评论家有：贺绿汀、吕骥、李焕之、李凌、赵沨、于润洋、汪立三、郭乃安、王云阶、沙叶新等。他们以其独创的探索精神，开拓着中国音乐评论的大视野，奠基着中国音乐评论的学科体系。 三、反思中建构——音乐评论的多维视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左”的思潮的冷却和政治氛围的逐步宽松，音乐评论学科也加快了自己的学术进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一)主要的成就 1.音乐评论元理论建设 在音乐评论元理论方面，代表著作有：居其宏《当代音乐的批评话语》、《超越与重构》，明言的《音乐批评学》、《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冯效刚的《音乐批评导论》，冯长春的《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冯光钰、崔林的《中国当代音乐评论》；人民音乐出版社汇集出版的《〈乐记〉论辩》等等。文集有：《吕骥文集》、李焕之《音乐文论集》、吴祖强的《七老八十集》、《赵沨文集》、于润洋《西方音乐与美学问题的文化阐释》、《贺绿汀全集》、《赵宋光文集》，韩锺恩的《守望并诗意作业》、《临响乐品》，杨燕迪的《音乐的人文诠释》，戴嘉枋的《面临挑战的反思》，魏廷格的《音乐文选》，郭乃安的《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王安国音乐文集》，梁茂春的《中国音乐论辩》，金湘的《一个作曲家的思考》，金兆钧的《亲历中国流行音乐》，杜亚雄的《探索的脚步》等等。 与音乐评论元理论相关的论文有：罗艺峰的《论音乐批评》，明言的《音乐批评》，杨和平的《论音乐批评的美学原理》，王少华的《略论音乐评论》，乔邦利的《音乐批评学学科存在的可能性》，管建华的《音乐批评的阐释》，曾遂今的《论音乐批评的科学性》，刘新之的《音乐批评本体问题探微》，廖家骅的《音乐批评的多层次性》，萧冷的《也谈音乐评论》，居其宏的《论音乐批评的自觉意识》，屠艳的《试论音乐批评的不确定性》，梁茂春的《呼唤新的音乐评论》，汪毓和的《对音乐评论工作的认识与建议》，陈志音的《关于音乐评论个性化与类型化的思考》，张弦的《音乐批评应有一个大发展》，李诗原的《文化转型与音乐批评的重建》等都是该方面的代表作。 2.音乐批评学与音乐评论史建设 这方面成果有：罗艺峰的《批评是表达一种理想——音乐批评学断想之一》，周勤如的《音乐批评学我见》，明言的《“音乐批评学”探索》(1—8)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音乐批评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居其宏的《我国音乐批评的新时期状态》，明言的《中国音乐批评史纲》、《觉音、悟乐、喻理——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历史鸟瞰》、《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学科的理论及历史问题》，冯光钰的《音乐评论的历史回顾与面临的问题》，吕金藻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评论中的若干问题》，廖家骅的《音乐批评的历史反思》，卞祖善的《向谭盾及其鼓吹者挑战——音乐观念与音乐评论的争论》，乔邦利的《在批判中建构——新时期音乐批评理论的求索过程》等，也都在各自的论域里展现独特的研究个性。 3.翻译介绍国外音乐评论文献 在翻译介绍国外音乐评论文献方面有：爱德华·科恩、双仁译的《音乐评论的权威性》，阿伦·华克尔著、许涑译的《音乐评论概述》，弗朗兹·李斯特著、孙曦译的《汉斯里克音乐评论二则》，尤·弗·克尔德什著、陈本谦译的《关于音乐评论》，渡边著、刘宏、杨和平译的《关于音乐评论》，尤·弗·凯尔蒂什著、李春阳译的《音乐批评》，远山一行著、王北成译的《音乐批评》等。这些国外音乐评论文献的译介，对扩大音乐评论家的视野，借鉴国外音乐评论的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4.音乐评论队伍的建设 中国音协音乐评论学会会员遍布全国一些主要省市和院校。老一代音乐评论家仍然发挥着作用，领导着课题研究，指导着博士、硕士研究生，推动着音乐评论学科的发展。北京、上海、南京作为音乐评论研究的重镇，研究力量最为雄厚。他们主要集中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音乐评论队伍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梯队。老一辈音乐评论家有：吕骥、贺绿汀、李焕之、赵沨、李凌、吴祖强、于润洋、叶纯之、郭乃安、汪毓和、赵宋光、戴鹏海、刘诗嵘等；中壮年音乐评论家有：居其宏、王安国、梁茂春、王次炤、金湘、卞祖善、李西安、戴嘉枋、魏廷格、乔建中、石惟正、杜亚雄、周勤如、罗艺峰、张弦、于庆新、蒋一民等；中青年音乐评论家有：杨燕迪、韩锺恩、周海宏、明言、金兆钧、邢维凯、宋瑾、谢嘉幸、冯长春、杨和平、郭克俭等。他们为中国音乐评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5.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 中国音协音乐评论学会成立以来，召开了三届全国性的音乐评论学术研讨会，每每都有新的成果产生。连续举办的两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对推动学科建设、发现和培养人才、展示新的成果，起到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推动作用。首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共收到海内外参赛论文100篇，其中获奖论文有：一等奖(空缺)；二等奖(2名)：杨善武(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敦煌乐谱研究的新突破——〈敦煌乐谱解译〉对同名曲〈倾杯乐〉旋律重合问题的解决》，桑德诺瓦(中央音乐学院)的《质疑“原生态音乐”》；于庆新(《人民音乐》编辑部)《歌坛又见“语录歌”——“八荣八耻”歌曲浪潮的反思》，杨民康(中央音乐学院)《建立音乐学术规范的关键在于综合治理相关学术环境》，范晓峰(南京艺术学院)《音乐价值判断的“经度”与“纬度”——评“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审美问题的讨论》和优秀奖(6名，略)；第二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收到参赛论文62篇，其中获奖论文有：一等奖(2名)：班丽霞(南京艺术学院)《一位拥抱世界的行者——旅美作曲家梁雷创作与观念评析》、徐荣坤(天津音乐学院)《一本舛误甚多的谱例集》；二等奖(2名)：周海宏(中央音乐学院)《宏大的悲歌——关于秦文琛作品的断想》、邵奇青(自由乐评人)《当黄土天籁与西洋交响碰撞时》；三等奖(3名)：柯扬(中央音乐学院)《论音乐作品的质量及其评价》、桑德诺瓦(中央音乐学院)《“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理念与实践方法》、李岩(中国艺术研究院)《纪念何安东的历史意义》和优秀奖(6名，略)。另外，连续举办三届的“人音社杯”高校学生音乐书评奖也对中国音乐评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6.音乐评论观念更新的贡献 在中国音乐评论学科的构建中，意识形态的话语逐渐淡化，代之以客观的学理分析和学术评价。中国古代音乐评论遗产的收集、整理、校释与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此时期的一个亮点，不仅出版了许多有影响、有价值的校释著作，而且还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 (二)论争的焦点 1.“新潮音乐”论争 就整体来说，新潮作曲家们求新图变的强烈文化心理和音乐审美意识，是挣脱现存的、本能的、异化的活动方式，超拔于短暂的充足的时空阈限，为人类未来的前景做出预见性的宣言。表现在新潮作曲家音乐作品中的先锋理念，和几乎是新技法的展览，现代作曲技法被借鉴、模仿、创造了……其作品音响之怪异、节奏之复杂、章法之越轨……都是中国音乐创作史上从未见过的。因此，新潮音乐一经产生，便引起音乐评论家们的高度关注，并且在各种不同意见之间产生激烈的论争。对谭盾、叶小纲、瞿小松、郭文景为代表的新潮作曲家及作品的艺术价值、成就的评价上，展开了多种意见。一种是“肯定”新潮音乐探索的意义和价值；另一种是“否定”新潮音乐艺术价值和意义。居其宏的《面对新潮的反思》、《“新潮”音乐的美学来源与流向》，吕骥的《“新潮音乐”并不是创新》，汪立三的《新潮与老根》，赵沨的《对一封公开信的复信》，韩锺恩的《新潮音乐的来路与出路》，魏廷格的《武汉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综述》，王安国的《新潮音乐——一段特定的历史文化过程》、《我国音乐创作“新潮”纵观》，戴嘉枋的《面对挑战的反思——从音乐新潮论我国现代音乐的异化与反异化》，修海林的《新潮音乐评论中的几个问题》，罗艺峰的《新时期音乐思潮一瞥——试论崛起的一群》，蔡仲德的《“新潮”？“新潮”之后？“后新潮”断想？》，卞祖善的《向谭盾及其鼓吹者挑战——音乐观念与音乐评论的争论》等等。有关新潮音乐的论争，持续了20多年，音乐评论家们对此现象评价趋于理性，评价更为客观公允。 2.“流行音乐”论争 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存在，一种社会音乐现象，一种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音乐品种，古今中外皆有。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邓丽君演唱”被认为是“黄祸”；流行歌曲和气声唱法，被冠以“嗲声嗲气、低级庸俗”的罪名。一时间音乐界各派论争甚为激烈。如，李凌的《谈“模仿”》，王霭林的《也谈“模仿”——给李凌同志的信》，居其宏的《突破与超越——通俗音乐面临的紧迫问题》，李焕之的《论“八十年代”的歌曲音乐美学》，梁茂春的《对我国流行音乐历史的思考》，赵沨、居其宏、汪毓和、梁茂春《谈流行音乐》等等。流行音乐的实践证明，不管你怎样对它评头论足、说三道四，它都以其独有的、坚韧的性格，以其经风霜、任锤炼的品格，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成为我国社会音乐生活中的组成部分。 3.“音心对映论”之争 80年代以来蔡仲德、牛龙菲、李曙明、修海林等学者，绕着“音心对映”问题持续多年的争鸣产生了许多成果。如，李曙明的《音心对映论》、牛龙菲的《“音心对映论”评析》、蔡仲德的《“音心对映论”质疑》、修海林的《“音心对映论”之争概述》、王宁一的《评论、争鸣及其他》、邢万里的《对“音心对映论”问题的思考》等等，表明音乐学者们“试图从音乐实践全过程的诸方面，以及它在特定时空的系统运动中，对音乐的本质进行宏观总体的有机把握，因而把问题的研讨推向了更高的哲学境界”。在这里对“音心对映”学术争鸣的评价，是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音乐美学遗产的收集、整理、校释与研究实际的。 4.“内容与形式”的论争 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关系，一直是音乐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命题。如，钱仁康的《音乐的内容和形式》，伍雍谊的《关于音乐的内容》，王宁一的《简论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兼对某些成说的质疑》、《就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问题答费邓宏同志》，费邓宏的《音乐的第二种内容成分——音乐美有待揭示的一个秘密》、《关于音乐的内容和形式是一个东西的质疑——与王宁一同志商榷》，茅原的《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周海宏的《“内容”与“形式”问题的梳理——兼再谈音乐美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孙川的《就“简论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一文向王宁一同志请教》，王次炤的《论音乐性内容》，于润洋的《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等对这一问题有较为精辟的论述。 5.“音乐形象问题”的论争 改革开放后关于音乐形象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就是过去研究的继续。这个时段主要有：蒋一民的《论音乐形象的特殊性》，管扬勇的《音乐形象问题探讨》，杨琦的《论音乐形象》，魏廷格的《对一个音乐美学概念的质疑——关于“反面音乐形象”》，吴毓清的《论音乐的描写——音乐形象》，田青的《三种不同的音乐形象》，廖家骅的《音乐形象感知》，蔡仲德的《形象、意象、动象——关于音乐形象问题的思考》，修金棠的《音乐形象说》，廖乃雄的《关于形象思维在音乐中的地位》，赵宋光的《论音乐的形象性》，王宁一的《从词曲关系看歌曲中的音乐形象》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人们深化和理解音乐形象问题，有一定启迪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焦点问题。如：“音乐阶级性问题”、“中西关系”、“雅俗关系”、“古今关系”、“音政关系”(居其宏语)、“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问题”、“重写音乐史问题”、“第五代作曲家”的争论、“新世纪中华乐派”的论争等等，这些问题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评论里的一道色彩斑斓的风景线。 四、发展中检讨——音乐评论的自我批判 虽然新中国音乐评论取得较好的成就，但是，这不能说就没有问题了。我认为，新中国音乐评论学科建设，至少存在着下列几个问题： (一)从整体上说，中国音乐评论的社会影响力不够，音乐评论滞后于社会音乐实践。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学科建设缓慢。表现为国内只有个别院校开设了音乐评论课程；缺少适合本科、硕士研究生层面的教材。其二，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音乐评论家本质上带有畏难情绪，敢于说真话、做真人、干真事的音乐评论家欠缺；其三，当下中国音乐评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专业音乐，而对网络音乐、“超女”现象、影视媒体等，音乐评论家则显得束手无策。再者音乐评论家大都是单兵作战，未能形成良好的群体，故社会影响力不够。 (二)面对强势文化，音乐评论显得较为脆弱，究其原因也有三：其一，当下中国的强势文化，就是弘扬主旋律，就是紧跟时代的脉搏；强势文化的表现以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和各类报纸杂志为最强大；而音乐评论家面对这三大媒体，却显得束手无策，似乎音乐评论游离于强势媒体之外，以至于患上“失语之症”；其二，音乐评论受到国家文艺方针、意识形态的强烈制约，还经常受到权利的干扰，以至于患上“失准之症”；其三，中国音乐评论家在超越自我价值实现和彰显个性以及自身特色方面，也显得较为暧昧和无奈，以至于患上“失范之症”。 (三)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冲击与渐弱的音乐评论，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强大的新媒体，利用最新光学、声学、影像学、造像等先进技术，将音乐与空间进行包装、整合、制作，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并达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的意境中，音乐评论家如果不能够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不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就定会犯“失准”、“失语”之症；其二，音乐评论对于影视音乐、广告音乐以及片头音乐的批评，也表现得略欠。 结语 新中国音乐评论学科的构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它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一个和谐、健康、民主、宽松的政治氛围和正确的国家文艺方针，离不开一支具有独立人格和高度的音乐审美创造力、音乐审美判断力、音乐审美鉴赏力的音乐评论队伍。这是新中国音乐评论的实践所证明的。因为音乐评论研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揭示音乐存在的本质，成为人的音乐审美对象和实现人性与人格的完善。所以，音乐审美实践从开始便是音乐评论研究的最基本课题。 【参考文献】 [1]王宁一、杨和平主编《中国音乐美学文献卷》(1-4卷)，现代出版社2000年版。 [2]人民音乐编辑部《音乐争鸣文选》，人民音乐编辑部1982年版。 [3]居其宏《超越于重构》，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4]王宁一《概念的漩涡》，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版。 [5]赵宋光《赵宋光文集》，花城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6]明言《音乐批评学》，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7]明言《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 [8]冯效刚《音乐批评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9]居其宏《当代音乐的批评话语》，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 [10]居其宏《我国音乐批评的新时期状态》，《音乐研究》2008年第3期。 [11]明言《纪录百年批评驱动世纪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2]明言《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学科的理论及历史问题》，《音乐探索》2002年第4期。 [13]杨和平《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近代部分研究》，《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3期。 [14]杨和平《20世纪音乐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