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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汗都春平调声腔传入锡伯社会的历史作了梳理。依据有限的史料和深入的田野调查所得，对平调早期传入及其在各个牛录的发展情形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关 键 词】平调/传入/发展 【作者简介】肖学俊（1962－ ），男，云南富源人，博士，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援疆干部，任新疆艺术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9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577（2011）02－0001－08 根据前文的分析论述，锡伯族平调的来源应该是比较明晰了，它是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部分锡伯族西迁新疆伊犁后，吸收汉族、回族传统音乐的结果。 一、历史背景 从历史上看，汉代以前就有不少内地的汉族居民来到新疆，被当地人称作“秦人”。特别是西汉统治西域并于公元前59年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以后，大批戍边官吏、屯田士卒、商人及刑徒等不断来到这里。随着汉朝统一西域后东西往来的畅通，加之汉朝中央政府对戍边人员的优惠和鼓励政策的实施，至汉朝末年，来西域的汉族“已经形成遍布新疆各地的大分散和各屯田点小集中的分布格局”。[1]此后，内地汉族迁居新疆的举动就没有停止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楼兰、高昌，唐朝的伊、西、庭三州及四镇之地都聚居着大量的汉族居民。“唐朝时期有大量的汉人通过从军、屯垦、经商、任官、移民等多种渠道进入西域。”[1]在唐亡以后，汉人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民族之中。[1] 元、明时期又是新疆（西域）历史上一个民族迁徙、融合的重要阶段，成批的汉民族被由漠北或内地分遣到天山南北各处。然而，内地汉族大规模进入新疆定居，从事生产及其他各项活动，是在清朝统治新疆以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重新统治新疆，遂从内地调驻八旗、绿营军队数万人。其中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兵人数就达2万以上，大部分从事屯田（时称“兵屯”）。同时，清政府又从甘肃等地招集大批汉族、回族农民迁移到天山以北种地（时称“民户”）。此间又有众多的内地商人及其他各类人员到新疆经商谋生，有的人长住不归，在新疆落户为民（时称“商户”）。清朝还把内地大批犯人发遣新疆服役，一些人刑满后在新疆落户（时称“遣户”），种地生产。另外，清政府还把内地一些因事革职的官员（时称“废员”）发遣新疆“效力赎罪”。上述几类人员中汉人居多。[2]除汉族外，回族也是移居新疆的主要民族之一。如上提及的乾隆年间清政府招集来的屯田民户。再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宁、青地区的哲合林耶（新教）穆斯林发动的反清起义被清朝政府镇压后，大批的起义回民及家属被发配到新疆伊犁地区。 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在惠远设伊犁将军管辖天山南北。由于朝廷鼓励贸易，陕、甘等内地商贾来往频繁，使得社会经济兴旺，商贸发达，城镇繁荣。 内地汉、回民族不断地迁居新疆，除了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作用外，其文化对新疆带来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这方面见诸正史、官文的记载很少，但仍可通过一些考古发现和历代文人的诗赋、游记等窥见一斑。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乡1972年发现了唐代高昌国张雄夫妇墓。张雄为高昌王曲文泰时的左卫大将军，死于唐贞观三年（633年）。墓中发现有一批舞乐戏弄俑，其中一些较完整的绢衣戏俑头部为木雕，面部有彩绘，衣着真实，情态各异。与戏俑同时出土的还有木型建筑的残片，有的考古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傀儡戏表演场景。[3] 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72岁的丘处机应成吉思汗召请西行西域，历时三年。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载，当丘处机一行“西即鳖思马（即别失八里，唐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城北）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数百，具威仪远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泊于城西葡萄园之上阁。时回纥王部族供葡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且列侏儒伎乐，皆中州人”。[4]可知当时西域就有中原汉族音乐流传了。 有据可考的新疆最早的戏楼有位于巴里坤汉城北关的关圣帝君庙戏楼。建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民国二十年（1931年）毁于兵患。过去每年的五月十三日为庙会日，戏楼都要唱戏酬神。还有位于该县汉城南关的仙姑庙戏楼，建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过去每年的五月二十五日为庙会日，戏楼都要唱戏三天酬神。[3]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重新统治新疆以后，汉族文化在新疆的活动及影响就更为频繁和显著。“随着屯田和戍边军队的进驻，及贩夫遣户的涌进，中原戏曲日益西渐，哈密、乌鲁木齐、奇台、昌吉、伊犁以及南疆的莎车等地都有了戏班，艺人们利用庙宇、会馆和祠堂唱戏营生”。[3]乾隆年间的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被谪居乌鲁木齐两载，“赐环”途中作诗160首。① 诗及注解中多处提到乌鲁木齐地区汉族的传统节令和习俗的情况。如元宵节，纪昀就有如下描述：“元宵灯谜，亦同内地之风。”“元夕各屯十岁内外小童扮竹马灯，演昭君琵琶杂剧，亦颇可观。”皇帝的圣诞日“万寿宫在城东南隅，遇圣节朝贺，张乐坐班，一如内地。其军民商贾，亦往往在宫前演剧谢恩”。另如“儿童新解中州戏，也趁东风放纸鸢”、“灯船之戏，亦与内地仿佛”里的“放纸鸢”和“灯船”都是汉族习俗。 纪昀笔下所描述的当时乌鲁木齐城中所见的歌楼酒肆、唱曲说书、演剧扮戏等繁华情景，无不是汉族传统市井文化的典型体现。譬如：“到处歌楼到处花，塞垣此地擅繁华”；“山城是处有弦歌，锦帙牙签市上多”；“夜深灯火人归后，几处琵琶月下闻”；“玉笛银筝夜不休，城南城北酒家楼。春明门外梨园部，风景依稀忆旧游”（纪昀作注道：“酒楼数处，日日演剧，数钱买座，略似京师”）。纪昀甚至还有对诸多艺人名伶的具体描写。如“梨园数部遣户中能昆曲者，又自集为一部，以杭州程四为冠”；“樊楼月满四弦高，小部交弹凤尾槽。白草黄沙行万里，红颜未损郑樱桃”（注云：“歌童数部，初以佩玉佩金一部为冠，近昌吉遣户子弟新教一部，亦与相亚”）；“半面真能各笑啼，四筵绝倒碎玻璃。摇头优孟谁描写，拟付龙门作品题”（注云：“简大头以丑擅场，虽京师名部，不能出其上也”）；“逢场作戏又何妨，红粉青蛾闹扫妆。仿佛徐娘风韵在，庐陵莫笑老刘郎”（注云：“刘木匠以旦擅场，年逾三旬，姿致尚在”）；“遣户何奇能以楚声为艳曲，其红绫裤一阕，尤妖曼动魄”；“遣户孙七能演说诸稗官，掀髯抵掌，声音笑貌，一一点缀如生”等等，可谓惟妙惟肖，令人如临其境。 清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被贬谪新疆的黄浚（号台州壶道人）所著的散文体游记《红山碎叶》中也多处描述了当时的乌鲁木齐的汉地民俗艺术表演活动。如汉城、满城的元宵节的灯火、烟花、舞龙等“类如内地乡村之制，无甚可观，惟秧歌最鬼怪”；每年六月六日的红山嘴子火神庙里“戏剧钲鼓喧阗”；智珠山有文昌庙，在每年的四、五、六月间“演戏于山下砂碛上，士女云集，亦是胜观”；书中还提到了当时有名的戏班如“大班”、“江东班”、“大风班”、“小凤班”等。② 以上说的是乾隆和道光年间乌鲁木齐汉族民俗和艺术的状况，而此间锡伯族迁居的伊犁地区的情形又如何呢？只可惜作为文人雅士的纪昀未曾前往伊犁，后人无缘从他的诗句中领略一二。而其他一些在伊犁生活过的官员或文人又很少这方面的记述。幸运的是笔者还是寻找到了嘉庆年间谪居伊犁的洪亮吉所作诗文的一处描写，他在其“伊犁纪事诗四十二首”中有一首这样写道：“达板③ 偷从宵半过，筝琵丝竹响偏多。不知百丈冰山底，谁制齐梁子夜歌。”洪亮吉同时注云：“夜过冰山者，每闻下有丝竹之声，又闻有唱子夜歌者，莫测其奇也。”[5] 另外，据《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记载，嘉庆十三年（1808年）四月丁卯皇帝给军机大臣之《驱逐伊犁戏班谕》称：“据另片所称，伊犁现在有戏两班，恐年复一年，人数增加，引诱农家子弟入班学戏，且将来驻防子弟渐习下流……”谕文中还提到自乾隆四十年，先帝已下旨不得有“开设酒肆唱戏等事”，而历任伊犁将军等“奉行不力，致现在聚有戏班”。为使农家子弟和驻防官兵不受“引诱”，遂令松筠（时任伊犁将军）“该处戏班立行驱逐，速令自归内地”。[5]该记载可看出乾隆年间，汉地戏曲已流传到了伊犁，并引起了朝廷的关注和担忧。 数千锡伯军民西迁伊犁后，他们对周边的汉民族及其传统文化报以主动接受的态度。这源于锡伯族早在东北时就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康熙年间迁居盛京（沈阳）后，又开始接受汉语。至于锡伯人对伊犁地区先他们而来的汉、回民族的小曲子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还与锡伯民族传统音乐中原本没有戏曲形式，学演小曲子恰好能弥补这一缺失，满足锡伯人戏曲审美的需求。 如前面我们通过比较而找出的与锡伯族平调具有血缘关系的陕西曲子、甘肃小曲子、兰州鼓子、宁夏曲子戏等曲艺或戏曲形式，它们至晚是清代陕、甘、宁、青地区迁居伊犁的汉、回百姓带来的。就它们与锡伯平调的关联而言，除了前面所展示的核心因素——音调上的传承关系外，还有在表演形式及名称上的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有着由“坐唱”到“走唱”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而又同时并行的演唱方式。而且像陕西曲子、甘肃小曲子、宁夏曲子戏的名称中就有“曲子”二字。再有，“新疆小曲子”这一剧种的形成历史也是与锡伯族汗都春（平调）同源的，即都是来自于陕、甘、宁地区迁居新疆的汉、回百姓的曲艺或戏曲，其发展阶段也都是由平调而越调的（详见后文）。但是，汗都春与新疆汉、回小曲子的平调这一称呼是如何产生的，难道是因为现在人们常说的“新疆小曲子”的源头有青海平弦（含“平”字）的缘故？但经笔者仔细比对，汗都春和小曲子与青海平弦的音乐几乎找不到共同之处。故平调这一名称的来源还有待深入探析。 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政府在惠远设伊犁将军府统辖全疆事务以后，惠远自然成了全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惠远城与伊犁河南岸的锡伯人隔河相望，来往便利。同治末年以后，似乎政府对于演戏唱曲也不像乾隆、嘉庆时期那样视其为“洪水猛兽”了。据载，同治、光绪之交（约1874年～1876年），新疆著名曲子艺人冯寡妇（一说为疯寡妇，约生于1859年）率女弟子大凤、二凤、三凤曾到伊犁将军府唱过小曲子。[6]说明那个时候在伊犁观演小曲子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且很受欢迎的民俗活动了。长期的交流使得锡伯民众喜爱上了这里汉、回艺人的小曲子表演并学来为我所用，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另据《中国曲艺志·新疆卷》记载，[7]民国十一年（1922年），由王魁（王皮匠，生卒年不详）领头在绥定（今霍城县）成立了一个小曲子班社，主要演唱小曲子传统曲目如《小放牛》、《李彦贵卖水》、《张琏卖布》、《瞎子观灯》等，该班还在当地收徒传艺。“三区革命”④ 爆发后戏班解散。 二、早期传入及发展情况 锡伯族汗都春与“新疆小曲子”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⑤ 从二者的源头来看，他们都是承袭了由明、清时期西北汉、回移民带来的小调、曲艺和戏曲，并在新疆本土经过长期的汇聚和交融而形成的。 那么，锡伯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和学习周边汉、回艺人的平调艺术的？由于缺少记载，我们只能从一些有限的材料中获得点滴信息。 根据前文提及的，作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五月的《署锡伯营领队大臣喀尔莽阿祭图公文及颂辞》以及民间抄本《滴水集·伊犁变乱纪》（讲述1865年事件）所载，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的锡伯族民间有了平调表演形式的时间不会晚于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锡伯族西迁伊犁100年左右。 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见到过两把旧三弦（三弦是小曲子亦即汗都春表演的主要乐器）。堆齐牛录乡著名艺人“要命花”（1917年～1999年）生前保存着一把三弦，现由其大儿子石头珍藏。据石头说，父亲讲过这把三弦有130年历史，是本乡金阿达（约生活于19世纪末期）用过的，后流到巩留，被父亲通过巩留的朋友获得。还有就是扎库齐牛录乡的老艺人关孝清，他也珍藏着他的爷爷郑保使用过的一把“一百多年”的三弦。郑保擅长平调，“弹得一手好三弦”。根据关孝清的父亲是1900年生人推算，他的爷爷郑保应该是130多年前出生的。通过两把旧三弦，也说明19世纪末期锡伯族已有演唱平调的习惯了。 20世纪后有关锡伯人学、演平调的历史，根据笔者多次田野工作所获材料，其脉络清晰可见。从察布查尔全县来讲，锡伯族聚居的各个牛录⑥ 对于平调的接受及传播情况不尽相同。 （一）依拉齐牛录 现为爱新舍里镇依拉齐牛录村，俗称三乡，是距惠远城较近的锡伯村落，历史上文化传统比较深厚，出了不少名人，人称“锡伯文化的摇篮”。与其他牛录相比较，接受平调也是最早的，而且形成了早期平调表演的中心。《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中提到，在清末民初时候，来自青海、甘肃、陕西的民间艺人在伊宁、惠远等地成立了曲子班社。据锡伯学者赵春生早年调查，依拉齐牛录的老人们还记得伊塔尔珲老人，大约于19世纪50年代出生，佟佳氏人。他从小酷爱演奏东布尔等乐器，后来他到惠远城拜师，学习平调，尤其三弦和四胡学得最好，常在惠远与汉、回艺人同台演出。清光绪八年（1882年），清政府驱走沙俄收回伊犁后，他带着自己的乐器回到家乡，组织了业余平调表演队。由于他出色的演奏，吸引了众多爱好者。他培养了西特合尔、贵林、佟春林、秦奇善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表演平调的好手。 著名老艺人嘎尔图⑦ 告诉笔者，他刚记事时，就常听到二爷爷西特合尔用汉语唱小曲子，是平调，父亲弹三弦伴奏。那已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那时候秧歌儿⑧ 表演8个牛录中只有依拉齐牛录有，是“第一个”。他的家族在牛录里表演小曲子最有名，他的爷爷有弟兄7个，除了大爷爷、小爷爷不唱以外，二爷爷西特合尔、三爷爷柯达勒康、四爷爷柯兴图、五爷爷恰拉、六爷爷白凤阿（“总扮演王婆”）都是好手，还有去过“大地方”惠远的叔叔寿谦。乐器有父亲秦奇善弹三弦，刘吉善拉四胡。嘎尔图的二爷爷西特合尔（1864年～1934年）从少年时代便迷上了表演平调，在伊塔尔珲等前辈的教授下，开始学唱平调曲目。由于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其演唱和表演日臻娴熟。他的嗓音明亮、音域宽广，长于扮演女角。他经常表演的平调曲目有《喜新年》、《赤壁》、《玩花灯》、《送情人》等。此外，他还能弹三弦、拉四胡为他人伴奏。比西特合尔那一辈稍晚的有克西春、提亚哈、白凤阿、噶瓦里（四胡、扬琴）、宝谦、红保等平调唱得好，嘎尔图小时候常去庙里看他们表演，尤其对保谦（1894年～1938年）表演的《钉缸》、《编席》印象最深。那一辈之后以寿谦为代表，还有巴彦太、秦奇善、刘吉善（拉四胡），那时伴奏平调的乐器有三弦、夹板、丁山（碰铃），后来又有了扬琴。 嘎尔图的父亲秦奇善（1904年～1948年，姓安佳氏）是当时依拉齐牛录的小曲子能手。他从小自学弹奏东布尔，后来在伊塔尔珲和西特合儿的指导下，学会了三弦弹奏，并经常为牛录里的平调演唱伴奏，其演奏技巧日趋成熟，很快成为乐队骨干。他的伴奏发挥了三弦衬托唱腔、烘云托月的作用，被公认为三弦演奏的高手，他还从不保守地辅导他人，有时还客串一下旦角表演。嘎尔图的叔叔寿谦（1898年～1972年，哈斯胡里氏）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艺人，他自幼酷爱小曲子，到过惠远“伍佰学堂”学习，汉语很熟练。他与当时新疆曲子戏中的很多名角交往甚深，向他们学艺。20世纪30年代以前就已成为名气很大的平调表演者，因此，常与惠远一带的专业曲子戏班同台演出。他嗓音洪亮、擅长表演，刻画人物细腻、生动。他还在牛录里担任平调演唱组的“师父”，培养了很多弟子。 嘎尔图说，小时候父亲总带着他听大人演小曲子。他五六岁时从惠远（一说为伊宁）来了一位唱小曲子的回族名旦“东北红”（男性，真名胡敬庵）。“东北红”扮女角，寿谦扮男角在乡里俱乐部搭台演唱，当时是正月十六庙会，嘎尔图也跟去看了，他们唱平调（也唱越调），还踩高跷、划旱船，热闹得很。嘎尔图长大些后也开始学演小曲子，擅长扮演女角，“那时候女性是不能参加表演的”。他还记得当年经常表演的平调曲目如《尼姑下山》、《赤壁》、《八洞神仙》、《送情人》、《对席》、《赶山东》和《十八摸》（比较艳俗的“粉曲”）等。嘎尔图还说，那时候都不太懂汉语，学唱平调都用锡伯语来标注汉语的发音，因此很多唱词的意思并不知道。 老艺人桂枝儿⑨ 从小就到了依拉齐牛录，在养父克西春家生活。克西春（1895年～1967年，又名克达尔堪，关佳氏）是当地有名的铁匠、木匠和银匠，家境富裕。他的父亲伊扎达是位猎人，非常喜欢演唱平调，克西春从小受其影响，学演平调，成年后热衷于组织平调表演，操办着牛录里的业余平调剧组，并将妻子、大弟媳、二弟媳、大儿子、大儿媳和养女（桂枝儿）都发动起来学演平调。据桂枝儿回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每逢春节、西迁节、中秋节，养父克西春都在自家院里搭台，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天天宰牛、杀羊、杀猪，备上火锅十余只，邀来本牛录业余秧歌剧组的人与家人同台表演平调，并且请来全牛录甚至旁边的乌珠牛录的乡亲观看。戏台紧靠着窗户，窗内就是热炕，当作后台使用。男的女的组成一对一对的表演平调。乡亲们挤满了院子，大门、草垛上都是人。养父本人也表演，他嗓音洪亮、表演豪放，最喜欢演唱的曲目有《送情人》、《赤壁》、《玩花灯》、《喜新年》等。桂枝儿说，她十几岁就上台表演了，打破了过去女人不能登台表演的传统习惯。“那时候，养父克西春白天干完活以后，晚上就组织爱好者到家里切磋秧歌（平调）。如提亚哈爷爷、希克尔爷爷、全胜舅舅、白凤阿舅舅、佟博思（“博思”是牛录中的官衔名）爷爷等。提亚哈（1885年～1955年，又名嘎布西贤）常常扮演女角，是平调剧组的骨干，他演唱的《喜新年》等最受大伙欢迎。还记得旁边乌珠牛录的全唐爷爷，都70多岁了还每天晚上都来我家唱平调，他的《一对红》、《八洞神仙》唱得最好。他们算作第一代。第二代如桂林（三弦）、春林、福尔、关林保、英连、木腾太等，他们大我20多岁，第一代大他们20多岁。我是第三代。第三代还有善宝、佟承保、嘎尔图、丰吉善、克林宝等。”对于克西春家里当年表演秧歌的盛况，嘎尔图说起来也津津乐道：“噢！那么多的人！他家的秧歌队是最大的，牛羊猪都宰了，看戏的乡亲人山人海。” （二）乌珠牛录 俗称一乡，现为爱新舍里镇乌珠牛录村，紧邻依拉齐牛录，也是距惠远城较近的地方，因此也较早地接受了平调。 老人们说，在他们的记忆里，乌珠牛录最早的平调表演者是全唐。全唐（1890年～1944年）的职业是木匠，人称“全木匠”。他小时从老一辈民间艺人那里学会了许多平调曲目，如《喜新年》、《尼姑下山》、《八洞神仙》、《闹元宵》等。虽然他从来未登台演唱，但常常被邀请到民间聚会，或嫁娶儿女的百姓家里演唱，很受欢迎，他演唱平调时高音最有魅力。前面提到，依拉齐牛录的克西春经常邀请他去切磋技艺，辅导年轻人。 据老艺人吴景石、恩特很讲，乌珠牛录表演平调比较兴盛的时期是在全唐之后，最有影响的艺人有兴里山、丰昌、常明（1919年～1989年）、根登加、达鲁白等。 兴里山（1917年～1988年，额尔克勒氏）是铁山的姐夫，铁山就是从小受其影响才接触到汗都春的。兴里山从小受家庭的艺术熏陶和牛录艺人们的影响，擅长平调的演唱，曾到过惠远城跟一个汉族艺人学过。铁山告诉笔者，辛立善以嗓音洪亮、感情深沉而著称，不擅长表演，他经常演唱的平调曲目有《太阳归宫》、《十二离情》、《一见多情》、《照花台》等。兴里山的汉语不太好，唱词都是用锡伯语标注，所以发音往往有误。另据桂枝儿老人讲，辛立善虽然名气很大，但他从未去过克西春的家，跟当年的平调表演核心圈子没有交流过。也许正如铁山所说，辛立善因为不擅表演的缘故，一直固守着平调演唱的传统，在后来越调传入并逐步取代平调的年代仍然以其优美的“老曲子”为群众歌唱。笔者所收集到的早年间用汉语演唱的平调录音中他的演唱音响最多。 丰昌（1914年～1980年）从小就在平调表演上崭露头角，并到惠远求得名师指导，成为一名远近闻名、非常活跃的平调艺人，以扮演女角而出名，常在惠远、绥定等地与汉、回曲子演员同台演出。恩特很谈起他的演唱时啧啧称道，说他“平调、越调、秦腔没有不会的，《采花》、《兰桥担水》唱得漂亮得很！”。20世纪30年代末以后，丰昌转向了越调表演，同样名震一方。 （三）堆齐牛录 即现在的堆齐牛录乡，俗称四乡。根据我们对老艺人的调查，所知的堆齐牛录最早的平调艺人有郑琴太、海棠花、苏林、哈卡（本人是蒙古族，从小生活在郑琴太家）等，乐器方面有金福（三弦）、龚金宝（四胡）、苏瓦尔（三弦）等。堆齐牛录这一代平调艺人以郑琴太（1917年～1996年）为代表。郑琴太从小酷爱表演平调，掌握不少平调曲目，常演唱的如《卖香烟》、《绣荷包》、《找花台》、《十二里情》、《送情人》等，在乡里小有名气。海棠花（也有叫“凯棠花”的，真名郑平才）演唱平调也很有才华，后来到南疆当兵就再没回来。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他们这一辈都随风转向了越调表演。 （四）孙扎齐牛录 即现在的孙扎齐牛录乡，俗称五乡。从小在孙扎齐牛录长大的钱香（1920年～ ）老人告诉笔者，他小的时候跟大人们一起演过汉语的平调，如《下四川》。同龄的还有胡广寿（擅长扮女角）、能登阿、和保、金订、辛善、沙特拜（四胡）、陈寿（三弦）、来西（夹板）、吴库尔太（四胡）等，都已过世了。钱香老人还记得当年牛录里有一位19世纪80年代生人的嘎尔塔爷爷，生前每天都在家里唱平调。退休的原县文化局长尔登保老人跟我讲，当年（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五乡有一家人都爱唱秧歌（平调）的，父亲郑喜弹三弦，二儿子胡广寿男扮女装，媳妇也唱，还常约上乡里同好，“天天演秧歌”。那时候到五乡只要一提起秧歌，无人不知道他家，“都能说出一套来”。 （五）宁古齐牛录 察布查尔镇，俗称六乡。宁古齐牛录早年曾是锡伯营的中心，现在为县城所在地，距惠远城较远，但离伊宁则不到20公里。据锡伯作曲家赵柏青先生说，他早些时候做过调查，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伊宁的汉人街有一位人称“大头”的名角经常到六乡来传授汉语小曲子（平调）。福寿、富连、郑录等就是他的学生，他们常被“大头”带去伊宁跟那里的戏班同台表演。老艺人关常林（1937年～ ）年少时开始跟随福寿、富连、郑录等学演秧歌，现在是镇秧歌队的组织者、导演。他也讲到，他曾听老人说，过去六乡还从伊宁城请来艺名叫“三娃子”的汉族名伶来乡里教富连、郑路等小曲子，平调、越调都教，平调曲目如《八洞神仙》、《尼姑下山》、《放牛》、《赤壁》、《倒卷莲》等。因“三娃子”抽大烟，后来乡里“供不起”了才回伊宁城去的。赵柏青将他1986年采访郑录老人的日记给笔者看了，上面说到，当时的喀安班（“安班”为锡伯营总管一职）组织牛录人员，邀请伊犁“三娃子”来教授小曲子。三娃子大概是陕甘一代的汉人，当时已有60多岁，他教授了《双放牛》、《小钉缸》、《花亭相会》、《兰桥担水》等汉语平调剧（曲）目。福寿、富连、郑录之后的第二代如德林、阿林、音登堡、其穆图（擅长女角）、春光等，也会汉语的平调表演。老艺人银枝儿（女，1938年～ ）说，富连老汉是19世纪末生人，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比较有影响，50年代末去世。富连和福寿、郑录、塔其苏（擅长扮女装）、加尔、佟保等算是宁古齐牛录表演秧歌儿的第一代。 （六）纳达齐牛录 即现在的纳达齐牛录乡，俗称七乡。本乡最有影响的老艺人是久彦⑩ 老人，他16岁就开始表演秧歌儿，是目前健在的老艺人当中能演唱汗都春曲牌（包括平调、越调）最多的一位。据他讲，他从小就听老人们唱秧歌儿，那时候都是汉语的平调，如《小放牛》、《下四川》、《磨豆腐》等。久彦说道，七乡表演秧歌儿的黄金时期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依拉齐牛录的寿谦老人因娶了本乡的媳妇搬到这里以后，形成了一个表演秧歌儿的中心，很多其他牛录的人都到这来学。寿谦时代该牛录出了一批人，包括多尔吉、根进、林清、林正、托克同阿等，还有一位女的叫明丽的拉四胡，女人拉四胡“比较少见”。那个时期他们平调、越调都演。都是用的汉语，直到“三区革命”开始。 （七）扎库齐牛录 即现在的扎库齐牛录乡扎库齐牛录村，俗称八乡。笔者拜访了该村有名的乐器手关孝清(11) 老人，他一家三代都演秧歌儿。他的爷爷叫郑保，弹得一手好三弦，平调、越调都会唱，父亲萨景阿（1900年～1978年）除了唱以外还擅长三弦、二胡、四胡、冬不拉等乐器。姑奶奶的儿子叫英秀的唱得也很好，是秧歌队的组织者，在八乡很有名。说起往事，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告诉笔者，他小时候常听老人们用汉语唱平调（包括越调）。父亲辈的还有几位唱得好的，如英合，后来迁居六乡了，伊善太20世纪50年代去世了。还有一位比关孝清长16岁的叫六十一（过去有的锡伯族给出生的婴儿取名字时很多是根据孩子爷爷的年龄来定的，笔者加）的，四胡、扬琴都擅长，关孝清常随其一起为秧歌儿伴奏，六十一去世也有23年了。关孝清现在平调、越调都还能弹奏，他珍藏着一把爷爷郑保用过的有“一百多年了”的旧三弦，看去确很古老，琴杆中空，内有响片，摇来“叮叮”作响。 八乡有名的艺人富秀昌(12) 对笔者说，旧时，他的爸爸红石是乡里的秧歌儿队长，经常组织萨景阿、伊善太、宋谦、赵康、佟成、金丰（男，擅扮女角）等在一起表演，三区革命前都用汉语唱秧歌儿。 （八）寨牛录 现在为扎库齐牛录乡寨牛录村，俗称二乡。该村民族成分多样，周边有米粮泉回民乡，察布查尔县大多数的回民都居住在那里，是早年间从苏联回来的东干人。还有海宁古、托红旗和素来3个维吾尔族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有20来户俄罗斯人迁居寨牛录。村里退休的小学校长王西林向笔者介绍道，回民乡的人过去都唱平调、越调，现在还会唱。寨牛录的锡伯人过去通过这个渠道可能学会一些。因为多民族杂居导致了文化生活的多样性。早年间乡里的锡伯族群众可以用多种语言来唱维族、回族歌曲，还跳交谊舞，但秧歌儿表演未形成气候。在笔者的请求下，热心的年轻村长关志辉带着走访了“可能了解这方面事情”的莲德儿老奶奶。莲德儿（1925年～ ）老人从小生活在这里，她对笔者讲，解放前没有听过寨牛录有人唱秧歌儿。那是刚解放不久，在老人二十六七岁的时候，乡里学校来了一位四乡人叫韩老师的，教她们演过秧歌儿《放牛》、《天仙配》，是用锡伯语演唱的。跟莲德儿同期学习表演的还有阿吉妈妈、金吉花（已故）、伯吉丽（1926年～ ）、付秀贞（已故）等，她们唱了两三年就停下来了，之后也没人唱了。 平调表演（汉语）作为锡伯族早期汗都春形式受到锡伯百姓的喜爱和传承，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越调传入察布查尔后，才逐渐衰微下来。根据笔者调查，自“三区革命”以后，还能比较熟练、完整地用汉语演唱平调的恐怕只有兴里山老人了，1988年兴里山去世以后就很难听到汉语演唱的平调了。眼下还能演唱一、二的仅有桂枝儿、久彦、根登扎布等几位老人。 另外，笔者还到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民族乡和巩留县的塔什托拜乡、东买里乡等几个锡伯人较为集中的地方作了调查，都没有发现秧歌儿的传统遗存。只有霍城伊车嘎善乡的韩吉妮（女，锡伯族，1934年～ ）说起，她的祖辈是从察县扎库奇牛录迁居过来的，她的爷爷是“玩秧歌儿牡丹的人”，她16岁时爷爷去世，据此判断韩吉妮的爷爷应该是在扎库奇牛录学会秧歌儿的，到了霍城以后由于这里缺乏秧歌儿的民俗基础，因此没有能够得以传承下来，就连孙女韩吉妮这位在当地有名的民歌手也不记得了。两县只有少数老人说小时候曾经有察布查尔县的人来演过秧歌儿。如伊车嘎善乡老年协会会长孔玉崇记得1954年察县来演过一次秧歌剧。至于100多年前从察布查尔迁居塔城喀拉巴哈克乡的锡伯人，由于长期受到哈萨克文化的影响，已完全没有了秧歌儿的传承和记忆。 *《锡伯族“汗都春”源考——锡伯族“汗都春”的历史与现状系列论文之一》转载于本刊2011年第2（下）期。 注释： ① 见吴蔼宸选辑《历代西域诗抄》，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6～101页。 ② 清代黄浚（号台州壶道人）《红山碎叶》，道光（1821年～1850年）年间成书，同治甲子年刊印，第8至10页。 ③ 此处“达板”的位置据吴鸣筝《南北达坂路，条条通伊犁》（载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化》总第38期第127～130页）一文所述，应是指清代伊犁西南部的冰达坂。 ④ 指1944年秋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爆发的反抗军阀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详见后文。 ⑤ 锡伯族汗都春与“新疆小曲子”的关系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所载拙文《汗都春与曲子剧比较研究》。 ⑥ “牛录”是清代八旗体制下的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乡。由于锡伯族汗都春艺术过去都是以牛录为表演和传承单位，故本文仍按过去的8个牛录进行叙述。 ⑦ 嘎尔图，又名安德荣，安佳氏人。1925年出生于依拉齐牛录，上小学两年。家境贫寒，13岁当长工。从小爱弹爱唱，年轻时到克西春爷爷家学到了不少平调、越调曲牌，擅长扮女装上台表演，深受群众欢迎。多年来弹奏曼陀林自编自弹自唱，活跃于民间，是一位群众喜爱的著名民间艺人。此外，他还自编自吟了不少长诗如《育婴吟》、《戒酒歌》、《孝敬父母》等。 ⑧ 嘎尔图在讲述往事时，小曲子、平调和秧歌儿3种称呼往往混着使用。 ⑨ 姓关佳氏，汉名关桂珍，人称桂枝儿。1929出生于乌珠牛录，两岁时父亲去世，被依拉齐牛录克西春收养。她聪明好学，记忆过人，从小受到小曲子的熏陶，掌握了平调曲目的唱腔，为此深受养父的疼爱并着意培养。在她七八岁时就出演过《小放牛》，崭露头角。1948年正月，在县8个牛录秧歌比赛中，她担任主角的《吾欣保》一举夺魁，她本人获得表演头奖。该剧后参加伊犁州文艺比赛，又获得第二名。她的嗓音明亮、唱腔甜美，表演细腻、娴熟。退休后仍致力于秧歌的表演与整理工作。 ⑩ 久彦，男，阿雅拉氏，1931年出生在纳达齐牛录。他从小酷爱秧歌表演，后得寿谦传艺。他聪明好学、记忆力极强，在《小放牛》、《钉缸》、《铡美案》、《李彦贵卖水》、《张琏卖布》等传统剧目中担任主角。他的表演情感真挚、感染力强，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在上世纪40～50年代中表演汗都春多次获奖，1956年他主演的秧歌剧《小放牛》获县里的表演一等奖。1992年主演的《娘娘庙里的风波》又一举夺魁。1994年获县贝伦舞表演一等奖。现在担任乡秧歌队的导演。 (11) 关孝清，男，瓜尔佳氏，1936年3月出生在扎库齐牛录，少年时学习乐器演奏，1954年到伊犁“五军”文工团演奏二胡、小提琴、手风琴，1956年文工团解散后回乡种地，在乡下主要弹三弦为秧歌儿伴奏。2009年6月，在全县举办的汗都春大赛中，扎库齐牛录乡表演的秧歌剧《改变陋习奔小康》荣获一等奖，即是以他为首的乐队伴奏的。 (12) 富秀昌（1938年～，男，富查氏，扎库齐牛录人），自治县著名的民间艺人，14岁开始上台表演，是首批自治区级锡伯族“贝伦舞”传承人之一。秧歌表演师从于善保、丰吉善等前辈。他表演秧歌生动幽默、情趣盎然，2009年在全县举办的汗都春比赛中，他主演的秧歌剧《改变陋习奔小康》荣获第一名。 【参考文献】 [1]马大正等．新疆史鉴[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144, 160, 190. [2]薛宗正主编．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517, 651. [3]《中国戏曲志·新疆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新疆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5: 534, 493, 13. [4]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A].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156, 202. [5]吴蔼宸选辑．历代西域诗抄[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132, 594. [6]《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编委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3: 14. [7]《中国曲艺志·新疆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新疆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9: 4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