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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今日本雅乐的构成有三大内容：一为源于日本本土文化的国风歌舞，即神乐、东游、久米舞；二为公元5到8世纪之间从东亚各国传入日本的外来乐舞，即唐乐和高丽乐；三为平安时代出现的新型歌曲样式，即催马乐与朗咏。关于外来的唐乐和源于本土的国风歌舞，在日本，随着时代变迁被给予不同评价，赋予不同功能。本文聚焦现代日本之发端的明治时代(1868-1912年)，主要围绕唐乐的地位与前代——江户时代的重大变化问题展开讨论。 【关 键 词】日本雅乐/江户时代/明治时代/唐乐地位 【作者简介】（日）塚原康子(1957-)，女，音乐学博士，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教授 中图分类号：J609.31 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9923(2011)02-0089-03 引言 当今传承的日本雅乐，根据其来源的不同与样式的差异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是起源于日本本土文化的国风歌舞，即神乐、东游、久米舞等形式。第二种为公元5到8世纪之间从东亚各国传入日本的外来乐舞，即唐乐和高丽乐。第三种是日本平安时代出现的新型歌曲样式，即催马乐与朗咏。有着悠久传承历史的日本雅乐，自平安时代以来，历经各个时代的发展变革，因而也产生出反映不同时代音乐实态的乐器、乐谱与乐书。 日本雅乐中的唐乐，其主体是公元7世纪到8世纪之间传入日本的唐代宫廷宴飨音乐，及部分融入的林邑乐的成分，后经平安时代的改革，成为日本雅乐传承的基础，在日本雅乐中处于中心地位。在中国，唐代音乐已经消逝于漫漫时间长河。而在日本，唐乐却以宫廷和寺院神社为主要奏乐场所一直绵延流传。变化总是难免的，但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的中断。这与国风歌舞恰成鲜明对照。在公元15世纪，除了神乐以外的其它国风歌舞样式无一例外中断了传承，经过200多年一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东游、久米舞等国风歌舞样式才以古乐谱为据得以重新兴起。 关于外来的唐乐和源于本土的国风歌舞，在日本，随着时代的变迁被给予不同的评价，赋予不同的功能作用。本文将聚焦现代日本之发端的明治时代(1868-1912年)，围绕唐乐的地位与前代——江户时代的重大变化问题展开讨论。 一、江户时代的国际关系、学问潮流与唐乐 由于讨论的是明治时代雅乐的变化，首先有必要对江户时代唐乐的状况做一概览。 江户时代，出身武士门第的德川被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德川氏在江户(今东京)设立幕府，相继平定各藩镇，进入对全国各诸侯国进行有效统治的时代。江户幕府在1603年开府之初保持了兴盛的海外交流，但随着禁止基督教政策的逐渐强化，特别是1637年的岛原之乱以后，幕府实施了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至1639年，举国进入闭关锁国的体制。在此期间，德川将军仅与朝鲜和琉球王国保持互换使节的关系，而朝鲜与琉球王国这一阶段都是中国册封体制的成员(不过，1609年以后琉球实际上被萨摩藩所支配)。此外，荷兰和中国则以长崎为窗口仅仅维持着通商关系。就是在江户时代这样的特定国际关系的背景下，明乐、琴乐、黄檗声明(梵呗)、请乐等新乐钟也从中国大陆传到了日本①。 在江户时代，儒学作为支撑幕藩体制的学术思想勃兴，针对武士世家子弟的儒学基础教育盛行。为此，幕府与各地藩镇都举行祭祀孔子的仪式活动，所谓“释奠”。祭祀活动中使用的音乐，就是古代传入日本的唐乐。“释奠”原本是江户初期的幕府文官林氏的私家活动，但随着崇尚学问的五代将军德川纲吉1691年建起专门祭祀孔子的汤岛圣堂(孔庙)，春秋两季的“释奠”，便成为幕府的公共仪式活动。唐乐自从1664年被最初用于释奠，除了因孔庙火灾一度中断外，一直伴随着幕府的释奠仪式得以传承延用。此后，从18世纪末开始，由于各地藩镇争相效仿幕府的释奠活动并对仪式进行整理完备，不仅出现了在藩镇创设的藩校的教学科目中加入唐乐的现象，还出现了为祭祀祖先和释奠仪式而养有乐班的藩(诸侯)。 不仅是释奠仪式，18世纪中叶以后，诸侯中间还出现了喜好雅乐，特别是喜好唐代遗声之唐乐的人，他们与自己的家臣一起拜师职业乐人(从平安时代一直世袭传承的职业雅乐演奏家)学习演奏技巧，并且还热衷于乐器及乐书的收集与研究。这方面的知名者首推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次子田安宗武以及在其幕府担任老中(江户幕府时直接隶属将军的最高级别的官吏——译者注)职务的松平定信(1758-1829年)为首，还有德川治宝、井伊直亮、崛田正睦等人的活动也有影响，他们使用过的许多乐器、乐书选集一直传存至今。成为当今雅乐史研究的珍贵资料。不过，鉴于传入日本的唐乐实为唐代的宫廷宴飨音乐的事实，松平定信因而将唐乐定性为“俗乐”，他在成书于18世纪末的著作《俗乐问答》中曾这样描述，在日本真正的“雅乐”应当是神乐、东游等种类的国风歌舞，所以雅乐是天皇的专属品而绝非常人可以教授传承之物②。 1799年，林氏家族当家人的林蘅(字述斋，1768-1841年)，出版了日本国内传存的《乐书要录》卷5、卷6、卷7，编号为《佚存丛书》第1帙第9册。《乐书要录》总共10卷，公元735年赴唐留学的吉备真备将其与铜律管一起从唐朝带回日本。此书在中国很快散佚，仅在日本得以保存传承了这3卷。众所周知，《佚存丛书》(《乐书要录》)当时又逆向传回了中国(清代)，此后，为了提供研究资料，中国不仅以这个版本为基础刊行了多种校订版的《乐书要录》，甚至还直接刊印了这个版本的影印本。 另一方面，对于天皇统治下的京都宫廷而言，江户时代正好成为复兴因15世纪的战乱而遭废弃的宫廷礼仪和雅乐的时代。很多宫廷仪式在幕府的支持下得以复兴，而为了演奏音乐，遂召聚京都、奈良、大阪三地居住的乐人建立起“三方乐所”。配合宫廷礼仪的复兴，各种仪式不可缺少的催马乐、东游、久米舞等废弃已久的雅乐种类，也以古乐谱为据得以再现。在京都的朝廷，除了乐人在宫廷仪式中担任演奏之外，天皇、高级朝臣也亲自或执琵琶，或持筝等弦乐器合奏《御乐始》、《月次御乐》等宫廷仪式音乐，这样的形式正是平安时代以来的习俗的复活。江户时代最后的孝明天皇(1831-1866年、在位1846-1866年)的时候，欧美各国要求开国的压力日甚，尊皇攘夷运动蔓延开来，1863年当是危机最为深刻的年头，从这一年起，在举行作为神道仪式的神乐活动中，和琴被屡屡弹奏，以此祈祷国泰民安。 另外，由于幕府施行严厉禁止基督教的宗教政策，江户时代成为佛教受优遇被保护的时期。此时没有更多种类的佛教法会复原再兴，人们更加勤勉地投入日常修行，于是唐乐的运用也更加广泛兴盛。除了宫廷仪式活动中组合融入了许多佛教法会，天皇的家族、德川将军家族的祭祖仪式也多袭用佛教样式，唐乐导入其间成为佛教仪式的重要点缀。 然而，唐乐在江户时代的种种状况随着明治新政府的诞生发生了极大改变。回归君主政体，对本土起源的神道理念的重视并据此建设新型国家一时成为主流意识。 二、近代日本的转换与明治时代的唐乐 通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新政府，在此之前一直保持的神佛一体化(日语称神佛习合)很快进入神佛分离的状态，更有甚者，排斥外来宗教佛教的所谓“废佛毁释”的运动也急速蔓延开来。到1872年为止，明治政府掌管宗教政策的神祇官(从1871年起降格为隶属神祇省，1872年被废止。)一直贯彻施行以神道为中心的宗教政策，创设出新的祭祀形式，雅乐被积极地运用其间。因为祭祀仪式的需要，明治政府在1870年设立了雅乐局，成为专事掌管雅乐活动的部局。原居住在京都、奈良、大阪三地的乐人，一部分被迁移到东京，担负关东关西的祭祀活动与宫廷仪式中的奏乐。这就是此后“式部寮”及“宫内省式部职乐部”的前身，“宫内省式部职乐部”即现在的“宫内厅式部职乐部”。 雅乐局设立之初，对于雅乐中起源于本土的神乐等种类的国风歌舞最为重视，而以往在上演节目中长期处于中心位置的唐乐，却与同样外来的高丽乐一起，遭遇被减少演出曲目数量的措施，1870年编订的正式演出节目单就反映了这一情形。在举行由神祇官创立的天皇家族神道式的祖先祭祀仪典(新仪祭典)时，用神乐歌代替了以往神馔奏乐使用的唐乐，其目的在于从仪式空间结构上抹去佛教祭礼的印迹，强化以神道为基础的本土固有的特色。 但是，明治维新之后通过神祇官实施的极端政策并未能长期坚持。伴随着新仪祭典被编入宫廷仪式，皇居(皇宫)内新设的宫中三殿执掌仪礼，神祇官(神祇省)的功能作用划上了句号，于是包括新仪祭典在内的宫廷仪式统统归属到式部寮，雅乐局也移交由式部寮管辖。1874年，神馔奏乐再度回复唐乐的形式，明治维新完成之初期出现的极端化动向渐渐冷静下来，人们开始重新拾回以往的认识，即：与更加具有异质性的西洋文化相比，不管是佛教还是“外来乐”都可以看做“自文化”。 针对欧美国家发出“日本音乐”的信息，当是唐乐地位转换的另一重要原因。具体而言，1878年当收到出席第三届(巴黎)世界博览会的邀请函之时，式部寮制作并送达巴黎的关于外来乐与国风歌舞的资料中，就包含雅乐的乐器、乐谱、解说词、图表等内容。在《日本雅乐概览》解说词的“乐因部”里，关于唐乐、高丽乐，使用了如下文字加以说明。 唐乐和高丽乐登陆我国，最早可以追溯到允恭天皇时期。当时新罗国王曾派遣80位音乐家前来，演奏歌舞音乐。推古天皇的时代，吴人伎乐师味摩之进入日本，传授伎乐舞。其后，历经文武天皇、元明天皇、圣武天皇、孝谦天皇之各朝代，都与唐朝交往密切，唐乐频频传入。外邦音乐流行于我国尤以天武天皇前后最盛。既模仿制造新作，也加工改编原作，所有乐器亦都由我国自行制造。所以，传入我国后未发生变化的外来音乐并不存在。醍醐天皇以后，外来音乐的传入日渐稀少。今天，唐乐、高丽乐仍使用中古以来的习惯称谓，可实际上都已经是我国的音乐。(后略) 于是，虽然仍根据中古以来的习惯称作唐乐、高丽乐，但那大都是(日本)国内制作的“新乐”以及外国传入日本的音乐之改编作品，不存在登陆日本后未经改变原样传承的音乐，乐器也都是在日本制造的。言之凿凿，理由充分，从原来拘泥于本土起源而重视国风歌舞的时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认定“外来乐”的唐乐也好，高丽乐也好，“如今都是我国的音乐”。实际上，回顾日本雅乐的历史，毫无疑问，正是外国传来的音乐作为中核，同时受到国风歌舞的影响，形成支撑雅乐传承的两大支柱。不过，与此同时，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适应各个时代的变革，将鲜活生动的雅乐传统保存至今，这样的行为堪称地地道道的“日本人的营生”。自那以后直至今日，这样的见解已经成为日本雅乐的标准说明，不管是(日本)国内还是在(日本)国外，日本雅乐是日本音乐代表性的存在已经成为共识。 注释： ①明乐最初由17世纪下半叶以长崎为据点从事贸易活动后入籍日本的魏之琰传来，18世纪下半叶，其曾孙魏皓将明乐在京都普及开来。琴乐早在奈良时代、室町时代都曾传入日本，不过全都未能传承下来，后来经由东皋心越禅师得以再传。心越禅师携来的琴乐谱由其弟子编纂成《东皋琴谱》，但没有正式出版。心越传来的琴乐流行于武士、僧侣之间，贯穿整个江户时代，流光所及，直至明治时代。黄檗声明(梵呗)由京都万福寺的开山祖师隐元禅师传来，经18世纪中叶为止的历代中国高僧住持得以代代相传。在日本佛教各宗派众多的声明中，黄檗声明传入日本的时代最晚，也最具特色。清乐由19世纪上半叶到访长崎的金琴江、林德健等人传来，为江户时代的文人所珍视。此后，从明治时期的1870年代起到中日甲午战争为止，从东京、大阪、长崎逐渐流行到全国，刊行的乐谱约有80种。 ②在松平定信的《俗乐问答》里这样描述：“……‘再见了，我国没有雅乐，雅乐应当放弃。’持这种想法者大有人在。神乐、东游才是我国的雅乐。所以，这些音乐为天子所专用，并不教授传承给普通人”。(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