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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巫”在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司马迁曾有一段很好的说明，《史记·龟册列传》中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矣。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盆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盆，断以曹龟，不易之道也。” 正如童恩正得出的结论那样，“在原始社会里，巫是氏族的精神支柱，是智慧的化身，是灵魂世界和现实世界一切撅难的解答者。很多后世分化出来的独立的科学，如天文、历算、医学、法律、农技、哲学、历史，以及文学和艺术的各种形式，包括诗词、歌咏、音乐、舞蹈、绘画、神话传说等等，当时都是由巫所掌握。”[4]列维·斯特劳斯也曾提到过在原始部落中，画家、雕塑家等艺术家具有类似于巫师的崇高地位。[6] 刘泽华先生《先秦士人与社会》里就统计有“巧士”、“伎士”、“技艺之士”等，都是能于技艺之人。现代考古中发现的各地文化遗址出土的绘有人像、猪、鸟、虎、鱼等小型石雕刻品，以及文化建筑遗址等都说明是巫的时代由巫图画出来的图案，融入了他们的思想，也反映了他们的审美。 从材料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画者多是朝廷、官府人员。《周礼》载：“冬宫设色之工，画绩钟筐。”“春宫司常掌九旗之物。”“冬宫梓人掌五彩之侯。” 《周礼·考工记》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还说，“知者创物，巧者述而守之，世谓百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注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属。……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车服器械间百工者。”从这里可以看出，首先，百工是属于司空属下之职位，这说明早期画家身份并不尽如当前流行的观点认为的那样是低贱的；其次，“知者创物”、圣人“作”而百工“述而守之”，也就是说，将思想情感等观念以形象呈现出来的工作非圣人、知者而不能为，而这恰恰就是艺术的创造性所在，足以看出“圣人”、“知者”一直是与艺术创作相伴的。 另外，《庄子·田子方》载：“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盘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史”为古史官，也是“巫”的一种。中国古代有左图右史之说，中国传统文化首重史学，“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中国文化甚至被径称为“史官文化”，所以，画家被称为“画史”，可见在先秦时期其地位之尊重。 2.绘画是神圣的事情 在历代画论中，绘画一直被很普遍地认为是神圣的事情。南朝宋之王微，赞同颜光禄的观点认为：“以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陆机也有“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的看法。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说：“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在张彦远看来，绘画“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是“国之鸿宝，理乱之纲纪”，是一种神圣而又须“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必须要学养方能成就的一门艺术。 据刘泽华先生的研究，“岩穴之士”是“隐士”的一种，另外有“高士”、“闲居之士”，“居士”“处士”等，“这些人并非绝对远离尘世，不问世态炎凉，其中有些人还颇为关心社会、时政”，是典型的志于道的士大夫。[7] 不同的历史时期，“士”始终在参与着绘画，只是时代的限制下，在绘画自身成熟的过程中，使目前能看到的东汉前的画作以其特有的载体和形式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的确是出现在东汉中叶以后，士大夫更多地从事文学艺术确实与东汉中期以后的风气有关系，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东汉前画者就是工匠，或从东汉开始才有士夫文人参与到绘画中来。从上文所引材料来说，本文不认为东汉以前“士”没有参加到绘画中来，恰恰相反，蕴含思想、表达理念的绘画图案一直都是“士”的分内之事，无论是原始艺术中各类图案，或是三代时候钟鼎彝尊上各种饕餮、螭文、雷文、云文等等，从中我们看到的是高度理性的思考，周密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秩序，是体道至深的思想的呈现。若非有智慧有思想、能见文而明道者，决不能有这些图案的产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