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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学科的音乐人类学 现在我们不妨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来观察，将音乐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来推行又会面临一些什么难题。 1.学科梯队问题 任一学科通常都有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的培养人才的完整梯队系列⑧，并有一以贯通的从低到高的知识技能的系统传授和学术成果来支撑。然而，目前音乐人类学人才培养机制只有博士生或博士后这个最高层次，而基础性的本科和培养专才的硕士阶梯基本上是空白。这意味着此学科的专门人才是直接从博士阶段开始培养，而进入这个阶段的人才来源可能是非本专业甚至是非音乐专业的学生⑨。换言之，这些人才在进入博士阶段前尚未经过音乐人类学专业的系统训练。这样的培养序列是否合理？学生们能否胜任博士阶段的研究任务？另一相关的致命问题是，是否存在只有塔尖而无塔身塔基的学科专业？都值得深思。 2.研究重心问题 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重心多强调文化。谈文化为高，轻视音乐或淡化音乐。不少相关论著多以“XX音乐与XX文化”、“音声背后的XX文化”等等为标题，看来音乐是关键词，但是行文中关于音乐的描述分析多一晃而过，更多谈的却是文化或其它学科的内容。这类论著中很少看到音乐本体的专业研究，也很少看到文化与音乐的有机联系。这类研究现象引起不少学者的忧虑，有学者批评之为“音乐形态，本体消解”，认为其夸大了考察对象的“文化”构成而简单化、片面化理解音乐中“文化”构成的现象，轻视音乐本体分析技能和“音乐事象”特征甚至还持藐视态度，从而逐渐形成一种重“文化”轻“音乐”的貌似高深的奇怪思维方式和表面化的研究操作模式，这就有意无意地误导了本学科的部分学习者，以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主体仅仅是“文化”而非“音乐”。在迄今所见的大部分民族音乐学研究论文和成果中，已经有数量不小以“文化分析”代替音乐分析或脱离音乐事象分析的“非音乐化”论文出现⑩。 研究重心偏移到文化后，直接牵涉到专业教学内容的布局。作为音乐学的专业，实际教学内容却更多是非音乐知识，最终可能丧失音乐专业性。如此引导学生往往不愿意在音乐专业上狠下工夫，醉心于涉猎其它大文化学科的知识，然而其“文化学”的底子最终又难为其它学科所认可。长此以往，音乐学术研究的可持续性和学生的就业也会成为问题。 实际上音乐人类学也好，民族音乐学也罢，其教研内容到底都还没跳出人类学、民族学的范畴，但人类学、民族学提供给的只能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不是重新组合成一门新学科。 从实践经验来看，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至今并未取得有效的学科验证范例。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一位资深专家曾耗费漫长的时间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云南基诺族音乐，试图以此证明学科方法的先进性，然而最后出版的成果在音乐界却几乎无人知晓。这个结果已很能说明问题了。 3.研究学风问题 不具备学科基本条件而又将其作为领潮的学科来推行，就容易促成一些不良的学风产生。 如尚空谈之风。一些学者乐于译介国外的“时尚理念”而甚少将其与中国音乐实践结合，甚至这些“时尚理念”在国外究竟有无成功实践亦不作深究、无可奉告。坐而论道，玄奥高深却无处落实。理论成了无矢之箭或装潢门面之物。这种空谈玄谈理论而不联系实际的学风已招致一些批评，有学者认为这种学风“着实在一般青年学习者中造成了学风方面的不良影响”。该学者并援引作曲家鲍元恺先生的感叹：“‘某民族音乐学教师从不接触实际的音乐现象，他告诉我说，他是研究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没有必要和研究对象打交道。’这种没有具体音乐对象的音乐学理论与方法学来何用？也不知它是否已经忽悠了相当数量的民族音乐学学习者和懵懂青年。”(11) 其实，忽悠的岂止是懵懂青年，一些资深学者也为之困惑不已(12)。就因为其后缀了一个“学”，又产生自欧美，不少音乐学者以为它是一个高档的世界性的学科，乐于将与之有颇大差异的、自成一体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归入其旗下。由此在理论界造成不小的认识混乱和误区。不少学者试图理清这些学科名称的含义而始终不得要领。说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是两个东西吧，其相同的地方又太多。说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音乐人类学是一个东西吧，其相异之处又太多(13)。特别一些年青学子往往为之绞尽脑汁地无尽折腾，浪费了不少的脑力和宝贵时间。那些以玩概念游戏为乐者恐怕也是导因之一。福兮祸兮？似应引起反省了。 由此，玄谈之风盛行。一些学者喜欢在概念上做文章，或生造概念，将简单事相说得玄虚“深邃”、捉摸不定。如近年有学者提出“音声”的概念，其定义“指的是一切仪式行为中听得到或听不到的音声，其中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音乐’。由于理论方法上的局限所至，民族音乐学对信仰体系中“音声”的研究范围，暂时只能主要顾及听得到的器声和人声两大类音声。”(14)这个概念的“新意”是在通常已知的音乐和吟诵调哭诵调概念基础上增加了“听不到的音声”。然而旋即又说明这种“听不到的音声”并不纳入研究范围。那么，一个新学术概念中唯一新的内容却并不准备去研究它，这样的“新概念”创造拿来何用呢？值得深思的是，正是这类玄虚的无法研究的新概念，却为一些学者不加思考地引用，偏离了独立思考的学术原则。似乎说得越玄，越让人看不懂就越高，这样的学风岂不贻害。 再如求大求洋之文风也渐涌起。一些论著多热衷宏大主题叙事，诸如人类音乐、地球村、前现代、后现代、后殖民等话语，要么是欧美各种最新哲学观念概念，或是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的最新理论概念。似乎涉及的学科越多、语气越大、名词越新、水平就越高。这些抽象理论不是不可以学习借鉴，但问题是从中却很少见到对具体音乐事象的描述研究，也少见具体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更不见这些宏大叙事与音乐实践的关联性。这种求大意识，与胡适早年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务实研究取向相去甚远。 一些论著几乎以译介国外新理论占据了主要篇幅，从音乐人类学到哲学到人类学到民族学到文化学，但却很少见到批判的话语和独立的见解，似乎只要是洋的就必然是好的，只要是别的学科就必然是先进的。借鉴国外其它学科理论本无可厚非，也是应该做的。但问题是我们往往很难见到这些理论与中国音乐实践的结合点。似乎只要把洋理论搬过来加以注释就马到功成了。我颇怀疑，如果这类论著老实将别人的理论或描述一一注明出来，还能剩下多少自己的原创内容？难怪近年来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新理论搬运工”。“近些年来，美国音乐学界的种种成果和不同思潮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我国来，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很好地向美国同行学习，对这些成果进行分析之后，再加以借鉴、运用、采纳，而不能盲目地追随几个侨居海外的、以学术规范的执行人自居的‘新理论’‘搬运工’，不加分析地模仿和附和。”(15) 以上学风的形成原因复杂多样，在我看来，将音乐人类学视为学科推行是一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