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电视剧艺术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不仅产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电视剧，而且引发出一连串的文化热点和谈论话题。国产电视剧业已成为当代中国人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起了中国当代影视文化的一个重要景观，它包蕴着中国人对社会文化现实的感悟及思考，并有着境外影视无法替代的意义，即其所具有的文化亲和力。 【关 键 词】影视美学/日常经验/集体记忆/接受快感 【作者简介】陈阳(1964-)，男，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影视与多媒体艺术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影视理论与批评、影视文化研究，北京100872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12x(2010)07-0001-05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产电视剧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十年发展，而至近一、二年真正进入到了“好戏连台”的时代。《潜伏》、《王贵与安娜》、《北风那个吹》、《蜗居》、《老大的幸福》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电视剧引发出一连串的文化热点，为家庭、网络、社区以及办公室提供了诸多谈论话题。毋庸置疑的是，国产电视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建构起中国当代影视文化的一个重要景观。国产电视剧所包蕴着的中国人对社会文化现实的感悟以及思考，有着境外电影、电视剧所无法替代的意义，应该说，这些即是国产电视剧所具有的文化亲和力发挥作用的结果。 一、文化现实的戏剧性张力 电视剧的文化亲和力，是由生活在特定文化现实中的人们面对共同的生活产生的共同情感和认知经验，当某些电视剧将这些通感经验以声像语言的方式传递出来时，观众便会因此而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宽泛地说，这种文化亲和力蕴含于作品的题材、主题和人物性格之中，同样也存在于情节冲突中，即带有普遍性的文化现实纠葛所形成的戏剧性情节中。任何社会文化都避免不了自身的矛盾现实，能够形成特有的戏剧性张力，并进而转换成为富于吸引力的叙述形式，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此的体验和感受就显得尤为重要。美国学者罗伯特·考克尔认为：“文化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的总和。文化是我们的主观自我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和经济阶层、我们的娱乐、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的形式与内容。文化是我们的观念的表现方式。观念支配我们如何去看待自己、去行动、去创造我们的生活。”[1]6-7在考克尔的定义中，文化表现为：其一是日常生活和行为的总和，其二是一个社会群体的观念，其三是在观念支配下的意识和行动。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从文化到叙事形式的过程亦即文化产品的生成过程。因此，可以补充说，这里提到的人在行动、创造时会无可避免地遇到多重阻碍，亦即可能形成显性或隐性的矛盾对立、冲突，如果将其转换成为叙事形式，也就相应地能演化出艺术作品跌宕起伏的剧情。作为当代文化一部分的国产电视剧，自然包含着上述文化的三个重要方面，带有强烈的文化内部特征色彩。比如，在国产电视剧里，人的一般日常生活和行为，可能是张大民式的、王贵与安娜式的或者海萍和海藻式的，也可能表现为许三多式的，但不论怎样，这些电视剧人物的生活都可以在现实中国人的生活中寻找到各自的影子，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与电视剧中的生活有着某种呼应或可以转换的关系。对于叙事艺术而言，仅有生活显然只是具备了受众经验介入的基本前提，如果人物的行动与遭遇到的阻碍以及所具有的戏剧性张力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揭示，受众依照经验介入之后持久关注的愿望就会被弱化，直接影响到收视效果。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以观众熟悉的日常生活为创作对象，却也有诸多观众反应一般的电视剧现象。 将1998年刘恒编剧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2009年六六编剧的《蜗居》进行一番对比，可以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两部剧虽则生产年代和主人公身份有着很大不同：张大民代表着久居都市的普通市民，而海萍和海藻则属于中国城市现代化不断扩张时代新涌入的群体，但他们生活的焦点却都是围绕着房子问题展开的。张大民人生的几个重要关头都与房子问题相关，也正因为此而使剧情充满了动力和波折。为了有个结婚的地方，大民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去做兄弟姊妹的工作，可是刚刚结婚没有几天，又赶上弟弟大军新婚，无奈之下两兄弟只好同居一间新房，其中的酸涩在电视剧里被一段略带戏谑的场景表现出来：大民被大军闹得无法入睡，想出请吃饭的办法奚落自己的兄弟，并在小饭店要了一道爆炒腰花的菜，当大军连连称“臊”的时候，看到这里观众自然报以会心的笑声。这种无处安身的紧张感作为叙事动力，接下去又推演出张大民和邻居古三一家的戏剧冲突，平素一向乐天随和的大民为了在院子里搭上一间耳房，竟然“大动干戈”地用板砖敲破了自己的脑袋，上演了自己人生的一次“壮举”，并且成了这一段情节的高潮部分。有心的观众应该还记得，这部剧的大团圆结尾是大民一家终于能欢天喜地地搬进一套新居，大民的人生悲喜剧也恰到好处地告一段落。 电视剧《蜗居》的故事起因也同样缘于房子问题，海萍为了能够买上自己的房子苦苦奋斗，海藻为了能帮助姐姐付上购房首付款而向宋思明借了一笔“巨款”，海藻的故事也便因此而真正展开了。除了日常生活的居住困境引发情节之外，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样，《蜗居》也触及到了当下中国人文化观念的问题，后者更是将物质压迫下文化观念的悄然变化在剧情中给予了生动的展示。可以说“隐忍”既是张大民所秉持的观念，在海萍和海藻这一代人身上也依旧保持着某种延续的特征。不过，在基本的生存条件难以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海萍和海藻的文化价值观念却明显地动摇了。她们无法像张大民那样隐忍并快乐的生活着，而是在物欲的胁迫下急切寻找改变命运的各种办法。海萍开始时以为凭借自己名牌大学毕业的身份，一定会经过努力而实现购房的夙愿，然而实际情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却不断对这样的观念报以冷漠的嘲讽。她也在无形中渐渐改变了自己，不再有“名牌”身份的清高，并且和她先前不屑一顾的“小市民”一样为一点点蝇头小利而争执不休。我们发现，人们所希冀并认为是美德的“自强不息”的文化观念与生活现实的冲突构成了该剧的戏剧性基调，依照这样的文化观念生活的个体在电视剧中遭遇的挫折，和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挫折有着惊人的相似。文化观念驱动着我们去行动、去生活，但是一旦人们发现自己所秉持的文化观念难以支撑自己的生活时，所谓的行动也就难以为继，而别一样的观念也会被人所接受，这样，海藻的依赖宋思明的权利而解决“蜗居”问题的方式就被赋予了合理性，无论我们怎样反对也都难免显露出无力的一面。海藻的行动一方面是一个不断去除我们所公认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过程，另一方面又颇具反讽意味地迅速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从电视剧的剧作结构设置来看，海萍和海藻的命运确实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却又深刻地蕴含在文化观念和现实的矛盾纠结之中。虽然，人们可以从网上寻找到所谓的“经典台词”并且依此找出该剧受观众喜爱的证据，但是《蜗居》的真正魅力却体现在从凡俗琐事中揭示文化观念与现实的冲突上，这一深层的揭示赋予了诸多台词以灵魂。 文化现实与文化观念的差异所带来的戏剧性力量，在广受欢迎的国产电视剧中均有异常丰富的表现。比如，许多国产电视剧围绕着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建构情节，其原因在于这些关系蕴含着文化观念与现实的冲突，因而具有了基础性的戏剧张力。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非常明确的示范性定位的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却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并产生了严重的失衡问题。这一问题在《牵手》、《中国式离婚》、《青衣》、《北风那个吹》、《双面胶》等一系列受观众喜爱的电视剧中均有表现。传统文化中男权地位乃至“长幼有序”的关系被打破，似乎在明示社会文化的进步，但在实际中却演绎出不尽一致的恼人纠葛。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国产电视剧的魅力也恰恰是基于此点才得以确立起来。它不再是普通观众日常生活经验难以企及的宫廷秘闻与争斗，而真正是可以凭经验参与其间并体验着无穷乐趣的大众化叙事。 二、经验和记忆的融入 观众凭借经验和记忆判断故事事件的合理性，并据此产生信任感而进入电视剧剧情。美国电影学者考克尔曾举过一个他的课堂上遇到的例子：当他对学生们说，法斯宾德至少讲出了客观世界真实性的时候，班级内的一个女生却不以为然，反倒认为电影《广播新闻》的三角恋爱故事比法斯宾德的电影更接近自己的生活。考科尔经过分析发现，这“是因为她的感情生活正在回应浪漫的电影”。这个案例触及了观众的接受取向与专家认定系统常常并不一致的问题，即专家系统所认定的具有理论高度的问题，对于一般观众而言常常是失效的，相反，观众日常生活里的身边事却更容易激发他们的情感。早在1990年，电视剧《渴望》的成功即因为其融入了诸多百姓的日常生活经验，符合了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比如刘慧芳的命运和王家的关系，实则是普通市民阶层与知识阶层的意识差异所致，刘慧芳所遭遇的挫折多由王家人造成，而这恰好构成了情节发展的主线。该剧所揭示的问题，如秉持人性善良的主人公需忍受无尽的磨难，而极具功利心计的小人却能在现实中平步青云等等，与现实中人们的普遍困惑相互吻合，经由日常生活的体验而通向观众意识的深处，并在观看过程中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认同感。如果从这部电视剧所蕴含意义的深度层面来看，应该远远超出当时评论界对其大众化、平民化特征指认的。 电视剧要想获得观众的普遍欢迎，必然需要观众对剧中事件和人物行动具有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与观众的经验和记忆有着直接的关系，带有普遍性的经验和集体记忆是受众群体普遍认同的基础。2009年上半年热播的《潜伏》和前面提及的《蜗居》，正好为我们诠释着国产电视剧在国内受众的个人经验和文化集体记忆这两个维度的生命力。电视剧《潜伏》虽然在当下被时尚化命名为“谍战片”，但是在40岁左右的中年人记忆中却是和17年中的电影《英雄虎胆》、《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反映党的地下工作者“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题材密切相关，当然，更多的人也会立刻回忆起第一部国产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尽管王扶林导演的这部影片在当时饱受非议，但就其善于捕捉国内受众的文化心理方面还是值得特别提及的。国内观众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被古装片折磨得筋疲力尽以至于审美疲劳之时，红色经典改编潮的出现却为生产商和创作者们寻找到了再次赢得观众的新路向。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所谓“红色经典改编”不如以“红色经典记忆”来为此类生产创作命名更为恰当。因为，毕竟此类生产制作的目的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接通与观众集体文化记忆的关系。也许，对《林海雪原》、《沙家浜》、《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一系列红色经典的改编可以被看做是此一方面的努力，但是拘泥于“改编”忠实原作与否的观念纠缠，反倒使这一系列的红色经典作品改编难以成功。事实上，国产电视剧按照“红色记忆”的改编思路却是大获成功的。先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的持续热播，后有《亮剑》等剧的持续跟进，因此显示出这种超越经典文本但又暗合观众记忆的生产创作方式的独特魅力。《潜伏》是这种创作思路和制作方式又一次突破性的成功标志。该剧的剧中人物如余则成、翠平、左蓝对于中国大陆观众来说都可以算作“熟悉的陌生人”，令人萌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与《英雄虎胆》中的地下党人曾泰炯炯有神的目光相比，余则成的小眼睛就显得过于低调甚至缺少几分英气，但孙红雷却又把这一角色内心演绎得波澜起伏：他同样面临着被敌人识破的危险，但最终又可以找到化险为夷的办法；他同样在爱情和“革命任务”之间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为此而忍受着失去爱情的苦痛。如果可以将这些令观众愁肠百转的情节归之于“红色记忆”的母题，那么这其中所蕴含的戏剧性力量，也只有在中国大陆的受众群体中才会真正发生作用。假如是在没有经历过这样文化叙事的社会里，也许观众会对这些令大陆内地观众纠结的情节内容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对生成戏剧性的内在价值观念感到无意义，比如，在红色记忆之外的观众会对为“革命任务”而牺牲爱情产生疑问？但对于有着那段历史记忆的受众来讲，这一切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当然，随着这些年社会文化的变迁，人们也不再满足于那种一味追求完美的倾向，反倒对革命者内心情感的丰富性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这些记忆中的革命者曾经是许多观众文化记忆中的“身边人”，对他们的性格和行为特征记忆犹新。一旦在荧屏上再次出现，他们的故事就需既要保留一定的原型特点，又要符合观众随社会文化变迁而生成的新的认知心理。因此，余则成因为热恋着革命者左蓝而投身革命，这在以往的革命叙事中不可能出现的细节，在今天的观众看来倒是“真实”且富于人情味的。这也说明了集体的文化记忆也会随着社会大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在当下的观看中有所调整。 观众对电视剧的认同体现在对剧中人物的性格以及特有的行动方式上，观众经常觉得搞笑的地方也多因为具体事件符合人物性格特点。《激情燃烧的岁月》被认为是红色经典改编的肇始之作，其中许多石光荣朴实甚至笨拙的行动都令观众忍俊不禁，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这些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而是凭着记忆与经验感受着其中的乐趣。对于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何会那样受中国观众的喜欢的问题，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曾经为此专门制作了一期节目。座谈中，有的年老观众从石光荣身上发现了自己的丈夫的影子，有的从中看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子。那样一种倔强性格的老军人，严格到甚至有些蛮横无理地对待妻子和子女的人，此刻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却具有了某种温情回忆的意味。最让人吃惊的是，在我的一次课堂讨论中，一位韩国留学生竟然说石光荣很像他的老父亲。因为在他自己的童年记忆里，父亲也做了许多严厉而又令他难以接受的事情，他也是在长大以后才渐渐理解了父亲的做法。在讲出这番感受的时候，这位韩国学生也使用了“亲切”这样的字眼儿。事实上，很多观众在观赏电视剧的过程中都体验到了再一次回忆人生的乐趣，因而也就越发对这类电视剧感到亲切。在国内电视剧生产和观众的不断磨合中，生产者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观众的这种需求，满足观众再历往事的作品数量渐渐多了起来，作为“红色记忆”生产的衍生副产品，也出现了大量带有怀旧色彩的剧作，如《血色浪漫》、《幸福像花儿一样》、《北风那个吹》、《王贵与安娜》等剧。这些经过泛化的怀旧电视剧，与观众的生活经验同样联系密切，剧中的那些往事也只有经历过或者间接了解那段生活的人，才更能体验到那种亲切感。 对于个人生活经验与文化记忆为何能够激发出观众的观看热情的问题，加拿大文论家弗莱对文学经验的研究似乎可以从侧面加以说明：“传统的净化理论包含着如下的意思，即人们对艺术的感情反应并不是真实的感情激动，而仅是实际情感的随波逐流，在其他东西影响下时涨时灭。这种‘其他东西’也许可称作兴奋或昂扬：从经验中脱胎出来的对某事物的幻觉，当经验嬗变为模仿、生活变成艺术、日常事务变成戏剧后从读者身上激起的反应。”[2]133-134观剧时的感情激动，正是由于个人生活经验作用的结果。在作家、编导手上，日常生活经验可以转变成艺术，日常事务也同样可以转换成电视剧。应该注意到，这里没有对各类艺术技巧和手段的过分强调，也没有什么以三分钟一个小高潮吸引眼球的策略，国产电视剧能够吸引观众的心理原因在此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说明。应该说，这种经验是作家、编导与观众之间形成的共同交集，它属于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因此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越发能显示出令观众熟悉和亲切的魅力，更为关键的是，普通人能够在这里找到观赏、解读的无穷乐趣。 很多电视剧的创作，最让观众感到亲切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多来自作家、编剧的个人观察和体验，即弗莱所说的“经验嬗变为模仿”。比如刘恒根据自己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本《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与他从小在北京胡同生活的经历有着直接关系；石钟山的小说《父亲进城》被陈坪改编成《激情燃烧的岁月》显得十分得心应手，因为两人年龄相仿且都是部队大院长大的子弟。作家或编剧的个人经验使得他们作品中的人物有着坚实的行动基础，在具体的戏剧化情境中，所做出的选择以及采取的行动都能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并实实在在地转化为剧情发展的因果关系。对于观众来讲，电视剧所表现出的编导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的经验重合。陈坪和石钟山眼中的父亲形象是立体、多面的，正如在电视剧中，女儿石晶眼里的父亲是慈爱生动的，而在大儿子石林的眼中则是严厉甚至冷酷。观众看待石光荣也同样会如此区分出多种观点和视角。当然，也有许多观众在石光荣的身上既看不到父亲也看不到丈夫的影子，但是，在他们的意识中却保持着一段文化时间中对英雄的记忆。在石光荣的身上，看到了英雄在平凡日常生活里的一面，英雄被降格之后反倒更如身边人一样，这也是对被无限拔高过的历史的一次日常化复原，从深层意义上说，和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及中国人思维观念的变化产生对应。 集体“红色文化记忆”中的英雄是高大甚至难以企及的，而在大众文化时代，观众却需要和自己平等又亲切的主人公，要具有普通人性的一面。剧中人物即使是英雄，但他的日常一面又必然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他们不再是什么榜样，没有了高高在上俯视普通人的优越感，也不再是冷冰冰的偶像，而是血肉丰润的正常人。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亮剑》中的李云龙、《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在前者的英雄身上聚集了草根平民的底色，在后者的草根平民身上又蕴含着不平凡的性格。如果与上世纪90年代电视剧相比，当时受到热捧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以致后来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主人公更多表现为纯粹的平民性格。而2000年之后热播的电视剧既体现了延续90年代电视剧的大众文化类型特征，同时也加入了属于中老年群体的红色文化记忆，从而糅合成21世纪第一个十年诸多国产电视剧的亲和力特征。 三、文化焦点 电视剧的亲和性还表现在它可以介入社会文化焦点，成为人们相互交流的重要话题，并因此而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在这个复杂体系中，经常有大量的靠学习获得的特有联想，可供人们交流沟通，因为生活在特定文化氛围中的许多人恰好都熟悉它们。”[2]146-147这种社会文化的焦点包括时下的热点问题，更多的是属于统一文化圈层观念影响下的兴趣热点，比如说婆媳矛盾，虽然当代都市婆媳同一屋檐下的情形越来越少，但人们对婆媳关系的兴趣却丝毫不减。在电视剧《青衣》中是“面瓜”的母亲与儿媳妇筱燕秋的紧张冲突，在电视剧《双面胶》中是上海媳妇胡丽鹃和东北婆婆之间的冲突，后一部剧属于正统的“家庭伦理剧”，而前一部剧的主题表现的是一个执著京剧艺术的女人的悲剧故事，本不能算作“家庭伦理剧”，但也花费了数集的容量来表现婆媳冲突的故事，因此也为观众留下了一个不小的谈论空间。此外，像《王贵与安娜》、《北风那个吹》等剧均同样有激烈表现。从中国文化史上看，著名古诗《孔雀东南飞》等佳作为世人描绘了公婆虐待儿媳的景象，甚至到新文艺作品内容里也多有类似的写作。然而时至今日，婆媳关系却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的确是在儒家文化架构之内值得关注的焦点。 现实和我们的观念之间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和戏剧性，观念赋予观众一个个美妙的期待和幻想，而电视剧的情节却如生活本身一样不断打破或矫正那些期待。无论是这些观念还是细腻的生活化情节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观众因此能够参与故事其中，不断预测情节的下一个发展变化，真正进入到一种参与剧情的状态，体验着“戏如人生”或“人生如戏”的乐趣。比如说，人们都希望夫妻能有着“郎才女貌”的完美，而世事却总难遂人愿。像《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褚琴与石光荣，《王贵与安娜》的安娜和王贵，女主人公都是美丽多情，幻想着自己梦中的白马王子，但是两位女主人公又不约而同地在无可奈何之下嫁给了原本不爱的男人。当然，如果算上《青衣》里的筱燕秋草草将自己嫁给“面瓜”，这众多的无奈让人体验到一种人生命运无常的意味，多少有些令人暗自扼腕叹息。对于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的观众来说，人生可能恰恰是从这些原初的观念出发，在并不如意的生活过程中渐渐悟出人生的道理。所以，在这些电视剧中，我们看不到《泰坦尼克号》中自我牺牲的伟大爱情，也看不到安娜·卡列尼娜的执著与决绝，但却能被中国的普通观众所认同，并为这种具有生活质感的故事所陶醉。这些剧中的人物生活，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或是曾经经历、熟悉的生活。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观众熟悉的人和故事必然会激起观众的强烈的反应，从一个具体细小的事件到人生的际遇变故，观众都急切地参与其中，对剧中人物品头论足。有的观众说，如果不看哪一部热播电视剧，第二天到单位都插不上同事们的谈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产电视剧成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许正如弗莱所言“日常事务变成戏剧”，国产电视剧所表现出的日常事务的戏剧性，成为牵动中国普通观众的根本动力。和节奏高度紧张的美剧相比，国产电视剧的情节节奏发展较缓，而且缺少美剧《越狱》那样一连串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悬念。美剧的紧张节奏虽然刺激，但是除了上述形式效果之外，它的文化生活内涵对于中国观众来讲却是陌生的，难以像国产剧那样激发出观众的丰富联想，所以通常只能停留在悬念、情节紧张等形式所能激发起的感受。在互联网发达的时代，电视剧观众亦在通过网络平台表达自己的观剧感受，这反倒使戏剧变成日常生活更成为一种时尚趋势。比如《潜伏》播出时，许多网友纷纷在网上发帖，将观剧感受与办公室生存策略联系在一起，而且更有人连续不断地推出《潜伏在办公室》这样的畅销书。这似乎表明电视剧与社会热点话题的互文现象在网络化时代逐步趋于成熟，这同时也成为国产电视剧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考克尔.电影的形式与文化[M].郭青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加]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