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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的文化寻根所希冀的人性反省，同时对古代文论研究产生过客观而显著的影响。80年代古代文论研究中清醒的批判意识显示出学者生命体验的真实与自觉，尽管这种表现时常是曲折迂回的。 20世纪80年代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价值，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肩负起文化启蒙的使命与责任——这样一种理论研究的实际导向、衡量水准是其对建构包含了政治哲学在内的社会价值体系的贡献程度以及承载能力。这一普遍的趋势适宜于理性的本能——寻找并塑造本体论化的精神幻象。 美学层面的古代文论研究 80年代古代文论的研究，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把古代文论的问题提升至美学层面来解决，在美学史的话语体系内部统摄具体的文学理论范畴。例如当时的热词“形象思维”。敏泽以形象为个案，以文学史为依托，详尽描述了形象在思想史、观念史、美学史、艺术史中自先秦以来的发展脉络，尤其注重佛教文化的输入及其影响，开形象思维之美学讨论的风气之先。继之，人们开始着意于挖掘古代文论中与形象相关的征象。中国美学的审美意识属意象思维，而非形象思维，而意象思维又是可被形象化的。因此，欲厘定在历史线索中意象思维的形象表达，最佳的时段莫非魏晋南北朝，在这一时段，意象与形象激荡变化，形似与神似错综扭结，“象”的形下化倾向尤为突出。于是，周勋初便提供了大量关于魏晋南北朝注重形象塑造的依据，使得古代文论中同样具有丰富的形象思维这一命题得以佐证，堪称古代文论研究之于形象思维讨论的回应。然而问题在于，美学本身仍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以科学主义之态度、以主客分析的话语介入审美关系的预置，在80年代古代文论的研究中依旧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周鸿善解读 “意境”，便可归于此类型，他说：“‘意境’就是概括客观物境与主观情思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地的审美范畴。”这与黑格尔定义古典型艺术的原则极为接近。如此解释是在其科学理性、辩证思维中完成的，乃西方理性主义思维的响应，非着力于对意境本义的还原。 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中拷问文本、批判文学理论的做法，也是80年代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特点。刘世南指出：“世界上没有脱离政治的纯独立的艺术规律，它总是或明或暗或曲或直地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这一判断在逻辑上容易发生的错位在于，艺术所依赖的政治究竟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还是一个具体的表象。无论如何，刘世南宁愿“拷问”、“批判”王士祯且不乏微词，而颂扬赵执信“瞪大两眼看血淋淋的现实”，怀念杜甫“同情人民，热爱人民”的一生。文学、文学理论是否有可能为政治服务？当然。但以所谓抽象的现实主义道路来判断历史中既成的话语系统，却有着过度诠释、过于直接乃至武断之嫌。 研究者的主体自觉意识 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如果可能成为一个建构性的言说系统，首先需要的是言说的主体，研究者作为主体的自觉、清醒以及批判意识。 60年代在古代文论研究中所隐含的主体性“崛起”，事实上已初露端倪，但这种期待终究是一种寄寓，与80年代树立和标举个人魅力存在巨大差距。学者个人的主体性在其话语表述中或隐或显，本由个性所致，无可厚非，然而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即便是古代文论的研究，学者个人主体性的凸显也变得自然而流畅——这主要表现在学者对古代文论之经典命题进行过 “平等对话”之后的批判上。如是批判具备浓厚的理性色彩，带有清醒的甚至倔强的个性，使人联想到某种“背叛”的精神自述。基于此，90年代以来，人们才敢于以阐释古代文论中的理论范畴为名来树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渲染个人创作的经验色彩，抒发感情。 主体性在新时期文论研究大的范围中，在本质上来源于关于人性的思考。“文学即人学”，文论，无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当代文论，同样是一种人学。顺承这一逻辑，主体性概念也便显得极具时代特色。 80年代当代文学的文化寻根所希冀的人性反省，同时对古代文论研究产生过客观而显著的影响。80年代古代文论研究中清醒的批判意识显示出学者生命体验的真实与自觉，尽管这种表现时常是曲折迂回的。例如言及王国维，无不及其汲自叔本华之悲剧解脱说，但在笔者看来，佛雏于80年代对王国维之喜剧说的分析更为精要、准确、巧妙，因为这种分析不仅考察了王国维对喜剧的认识，以及其喜剧观与悲剧观交错的文本特点，而且能够把这种分析深入于对王国维生生死死的归纳，是极为可贵的探索。佛雏的语言本身丰赡而华美，其意味更绵远而悠长。之所以能够有此境界，恰恰是因为他的判断和描述均来自一种深沉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既真实又自觉，真实在于其切实的思考，自觉在于其自我的锤炼，如是思考和锤炼无疑是80年代思想解放和自我反省所结出的硕果。 古代文论的研究不仅是为“今天” 古代文论的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研究吗？80年代学者的眼光显然已超出了这一固有思路的囿限。80年代末，罗宗强、卢盛江曾撰文《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以1989年为时间点，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古代文论的发展历程，首当其冲，就是要回答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问题。开篇表明，古代文论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今天’，它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不为今天为未来，未来具体指向什么？指向文化反思，指向一种更具有整体性倾向的民族文化的历史研究。这正是一场古代文论研究的解围，古代文论在经历了40年的研究和发展之后，视野必须宏阔，角度必须拓展，理论必须多元。 正是在古代文论的研究领域里，一方面，80年代的文化反思穿透了“先入为主”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80年代的文化反思同样看到了在现实世界里，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研究的僵化。从庸俗社会学的公式出发，人们所能归纳到的只是文学的外部世界的表象。于是，方法论的引介大行其道，方法，背负起它从未承担过的学术重托、社会责任。然而，方法论真的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这不是80年代的知识分子考虑的问题。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恰是方法论本身所留下的80年代人文主义勃兴时文化寻根激情四射的青春的痕迹。 进入90年代以来，人们终于开始在古代文论领域内部对新时期古代文论的理论探讨进行反省，这种反省里包含的并非自我循环，而是自我批判。换句话说，自我批判成为了90年代以来学界的理论自觉。如何批判？并非“建构”，而是“还原”，起码是当事人所认为的一种朴素的历史观。 90年代，一种更带有“未来感”的呼声，可谓之“复活历史”。石家宜、高小康曾撰 《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再议》一文，虽是就古典文学研究而言的，但却渗透着对于古典文学、古代文论乃至古代历史研究的整体构想。这个构想用一个中心词来概括，即 “复活”。这一思路指出，现有的宏观研究有偏颇——流于空疏，带有机械决定论观念，微观研究亦缺少整体功能研究手段，而且宏观与微观易错置，相互瓦解。怎么办？“复活”。怎么“复活”？其中有一个观念是“居古探今”——认为纯粹的理论分析不过是在解剖历史的“尸体”，学术的魅力绝不在于处置“尸体”，而在于发现“灵魂”，发现“灵魂”穿越时间向我们扑面而来的生命感，发现我们真正地理解了历史的意义并与之对话。在这一思路中，历史真相被悬置起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透过时间的“雾霾”，与历史中那些风尘仆仆的面孔相互照面，并描绘那些交汇的“空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批评研究”（12AZD012）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