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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剧场文化唯物主义：转型、资本重组与文化转向 文化唯物主义对剧场研究足具影响力，在马尔文·卡尔松看来，“观众体验、诠释一台戏，绝不仅仅依据舞台上发生的一切。整个剧场，它的观众构成、剧场资本、物理外形，甚至它在城市中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是观众在剧场经验基础上生成意义的重要元素”[1]。具体而言，剧场的地理位置直接影响意义的生产，以纽约为例，不同类型的剧场被区隔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并以命名进行地理标记，如位于主要商业区的百老汇以及外百老汇及外外百老汇等，这样的命名将位于百老汇、时报广场、42街区的剧场作为商业剧场的典范，依此与位于其他地点的剧场进行对比。剧场的地点，地点的名字以及剧场的建筑类型构筑城市景观，所有这些因素承载、传达多样的意识形态意义。剧场资本涉及戏剧生产成本、投资、票房等经济元素。不可否认，在当代西方剧场经济中，消费资本主义已渐趋成为剧场经济学共同遵守的模式。剧场观众涵盖观众结构，不同地理位置的剧场或同一剧场不同位置不同的票价水平将观众阶层化，或将没有支付能力的观众排除在剧场之外。 作为上海近年比较成功的文化治理案例，共舞台、新光影艺苑和1933老场坊足具代表性，三者皆建成于20世纪30年代，是30年代上海早期全球文化、经济的见证者。共舞台是以京剧表演为主体的传统戏曲剧场，影、戏兼具的新光影艺苑对中国传统戏曲、现代话剧与电影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1933老场坊则是工业空间向艺术创意空间发展转向的典型个案。无论是从建筑美学角度，还是从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共舞台、新光影艺苑和1933老场坊皆被认定为城市保护建筑。 (一)共舞台 黄浦区西藏路剧场群的形成有赖于该地段位于城市中心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以及商业发达，客流量密集，餐饮、娱乐等配套设施齐全等优势。共舞台地处于此，欧式仿古风格的建筑由英国设计师设计，属大世界游乐场的一部分，后者是上海久负盛名的标志性文化娱乐中心。1930年足具戏剧意义上的开创性：共舞台开业，成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中国京剧，尤其是海派京剧发展的鼎盛时期。 剧场的早期转型随政权的更替而发生。在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前，共舞台以机关布景和演出长篇连台本戏的海派京剧闻名，新政权在建立后对文化娱乐场所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共舞台成为“人民的学校”“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阵地”，但戏曲依然是共舞台的演出主体[2]。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剧场萧条，共舞台经营举步维艰，这一时期，西藏路大部分老剧场处于“闲置”状态。 2002年，共舞台改制为上海大光明集团下属的国有企业，2006年至2010年9月，剧场进行了修旧如旧的改造，基本完整保留历史建筑的外观和结构。2010年，由三家国有企业联合投资成立的上海时空之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租共舞台，将其用于创排旅游演艺剧目《时空之旅II：镜界》。在此之前，由同一公司投资3000万元制作并运营的原创多媒体舞台杂技《时空之旅》于2005年9月在上海马戏城每天上演至今，创造了上海同一剧场连续演出场次最高纪录，成为中国演出市场的一大亮点。这一旅游演艺成功案例为后续提升版的共舞台《镜界》提供了市场探索的可能。与此同时，经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批准，共舞台被重新命名为“共舞台·时空剧院”，至此，共舞台被打造为“时空之旅”多媒体杂技品牌剧场，从传统戏曲剧场转型为面向全球游客的旅游演艺剧场。 上海作为日益发展的国际大都市，每年数量巨大的境内外游客成为旅游演艺的潜在目标市场，对于以演出为主要盈利模式的剧场来说，游客的流动性、总量大使得项目天天上演成为可能，这必然需要有代表本土文化特色的节目编排，而“全球营销”的商业模式决定了“技术景观”与“族群景观”[3]成为共舞台全球文化的特质：一个成员来自加拿大等国的国际团队被邀请编创《镜界》，以使驻场秀符合全球游客的欣赏趣味；以中国传统杂技为演出主体，非语言的肢体化表演排除不同文化语言认知障碍，辅之以舶来的多媒体高科技手段——从瑞士进口的飞行器装置，导轨、蹦床、弹力墙等特殊演出装置和炫目的LED屏幕，这些似乎承继了20世纪30年代共舞台“机关戏”的传统，以此实现全球游客的最大接受度，而后者构成了共舞台显著的全球“族群景观”。数据显示，从2011年2月3日首演到2011年10月16日，《镜界》在共舞台演出263场，票房收入533万元，中外观众4.8万人次，其中欧美游客占大部分[4]。 (二)新光影艺苑 1930年11月21日，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杨瑞记营造厂施工的新光大戏院(新光影艺苑前身)开幕。由于地处宁波路，与南京东路步行街相邻，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民广场商业区文娱消费资源的不足。 地理位置与共舞台同属西藏路剧场群的新光大戏院不仅是1930年代上海首轮欧美电影新片放映影院，而且也是重要的戏剧演出场所。1931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由著名影星胡蝶主演的《歌女红牡丹》在新光首映，中国有声片时代在此发轫。抗战“孤岛”时期戏剧大师黄佐临在此举办话剧“星期小剧场”演出季活动，在上海左翼文化史上留下一笔。新政权建立后，新光长期以沪剧演出为主，1952年改为地方国营新光剧场，1967年更名为红卫剧场。1974年被划归上海市电影局后直至2009年，新光一直以电影放映为主，1994年改称新光影艺苑。 新光影艺苑产权所有人和经营权人均为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是上海电影发展总公司所属的国有企业。目前的剧场承租方——上海现代人剧社是20世纪90年代初文艺体制改革后经上海文化局审批组建的第一家以制作人为中心的实验性民营剧团。2009年，现代人剧社出资对新光影艺苑剧场进行改造，设座322个，重新恢复话剧演出传统，实现小剧场话剧演出和电影放映的双重功能。当年9月25日，由上影演员剧团、现代人剧社在此推出首个话剧演出季，开幕公演的剧目是“向阿加莎致敬”的悬疑话剧《记忆底牌》，此后，剧场演出以欧美悬疑剧(Mystery－Thriller)为主打，新光影艺苑被运营方明确定位为“中国首家悬疑剧场”。 “与欧美同步的悬疑剧场”成为新光影艺苑全球化生产方式的转型模式。2012年秋季，《夜莺别墅的死神》中文版首演在新光剧场进行，舞台布景精心克隆美国百老汇演出版本，剧作者彼得·考利(Peter Colley)，这位走红欧美舞台的加拿大籍推理剧作家，竟然在剧终谢幕时出现在舞台向上海观众道晚安。与将百老汇剧场克隆引入新光悬疑剧场相对应，现代人剧社在2012年11月阿加莎推理名剧《捕鼠器》全球公演60周年之际，于10月23日至29日在伦敦圣马丁剧院上演中文版《捕鼠器》，这是《捕鼠器》在该剧院上演60年里首次由外国剧团前来演出。这两个例子生动诠释了新光剧场在“全球化生产方式”下的全球流动图景。 新光悬疑剧场的诞生缘于“白领话剧”——“在话剧商业化的趋势下出现的迎合都市白领品位，切合他们心理特点的一种通俗话剧形式”[5]——这一话剧类型在上海剧坛的兴起。新世纪以来，白领话剧的兴起令上海话剧市场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蜂拥的话剧演出与剧场资源的不平衡日趋显著，这是现代人剧社寻找新光影艺苑合作的动因之一，因而可以说，由阿加莎悬疑剧带动的悬疑、推理话剧的市场热销是新光影艺苑剧场转型的根本驱动力。欧美当红悬疑剧在新光悬疑剧场找到土壤，剧场观众以年轻白领阶层为主，平均上座率为70％～80％。 (三)1933老场坊 和共舞台及新光影艺苑的剧场功能相距甚远，1933老场坊前身是“工部局宰牲场”，位于华洋杂处、工业集中的公共租界虹口区，由英国建筑设计师巴尔弗斯设计，并由当时蜚声沪上的余洪记营造厂根据宰牲工艺进行建造，是功能主义的工业建筑。 “工部局宰牲场”自1933年落成就以其规模和先进的生产工艺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宰牲场。20世纪70年代，宰牲场改为制药厂，生产经营30余年后被彻底闲置。2006年，这座建筑艺术与生产工艺完美结合的宰牲遗址在荒置多年后被重新发现，由上海创意投资有限公司承租并打造成上海虹口区地标式创意产业集聚区，于2007年正式开园。 不同于共舞台和新光悬疑剧场的“旧瓶新酒”的文化改造与空间转型，1933老场坊从全球都市创意产业发展的脉络诠释了工业空间向后工业艺术空间的转变历程。 文化创意产业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产业化调整的一种趋势，是全球都市“文化转向”的全球化战略。在工业化完成后，大量工业转移给城市中心带来一批闲置工业厂房或工业遗产，将闲置厂房的利用与新型的创意产业发展相结合，创意产业园区、创意产业集聚区成为全球都市共有的空间景观。在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图景中，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步于21世纪初，1933老场坊是在全球文化战略转向的大背景下发展而成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其建筑产权归上海锦江国际集团所有，由民办非企业性质的上海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后者的组织结构显示了“金融景观”也即资本的全球流动性[3]，由上海汽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创意产业中心和英国创意产业之父约翰一霍金斯机构共同成立。虹口区政府介入投资、管理、参与策划和改善周边环境，显示了政治话语和商业资本的结合，对前者而言，资本注入1933老场坊是老城改造的关键，改造的成功也是政府重要的施政行为和政绩。 在1933老场坊的改造中，具有工业特色与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元素成为创建全球化消费空间与氛围的辅助材料，以追逐国际消费时尚的前卫人士为目标客户，时尚消费元素成为新空间生产的主导力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餐厅、酒吧、咖啡厅、建筑事务所等30余家企业纷纷入驻。和上海新天地再造一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石库门不同，在功能主义和功利主义导向日趋鲜明的创意产业空间实践中，如何与“文化断裂”的“新天地”式的都市消费主义空间形成区隔，“文化植入”成为1933老场坊运营的主要策略。2012年年初，1933老场坊承租商上海众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联手成立上海话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此打造1933微剧场和空中剧院两个风格迥异的演出场地，统称“文化左岸”，意在商业消费区打造一个独特的文化地标。“苏州河北的文化左岸”及上海的“外百老汇”成为剧场对外宣传重点，这个有着独特空间感的工业建筑成为上海又一个戏剧演出聚集地。 从上海的戏剧发展语境来看，近年不断增长的话剧演出与专业剧场的供不应求，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由两个剧场组成的“文化左岸”是仅有不到1000个座位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剧院在上海文化版图上的延伸——从城市中心向位于城市东北、剧场稀缺的虹口区扩展。相对位于有“东方百老汇”之称的西藏路剧场群的共舞台、新光影艺苑等商业剧场，位于虹口区的“文化左岸”在文化地理学意义上更具“外外百老汇”功能：作为一个文化演出孵化器，提供戏剧新兴力量呈现的可能，使它成为青年戏剧人的成长平台。1933微剧场与空中剧院因规模大小承担不同的剧场功能。针对小剧场话剧演出场地匮乏、场租成本过高，从而遏制上海原创实验剧目成长空间的现状，拥有120个座席的微剧场弥补了上海低廉小剧场的空白。而座席容量近600人的空中剧院则展示有一定成熟度和品质的戏剧，通过市场检验，决定是否将其进一步投放市区“百老汇”商业剧场。 对剧场的文化唯物主义分析帮助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各种空间形成的真实含义，及其背后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运作逻辑和社会效果，从而理解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作为解读上海城市文化的典型案例，共舞台、新光影艺苑与1933老场坊不乏共同之处，皆在传统文化市场改造与历史建筑保护相结合的基础上，以“文化”为内涵进行空间转型，开启全球性空间生产的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