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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或许是许多中国人谈及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时最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录。今年，恰逢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也是我国明代杰出的戏剧家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两座高峰，这“四百年”的巧合使得2016年躬逢其盛，“双峰”竞美。 从去年起，我国文化界、学术界就频频推出重头戏。上海戏剧学院的《戏剧艺术》2015年第六期已推出纪念汤显祖诞辰四百六十五年、逝世四百周年的专辑；上海昆剧团正在重排“临川四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汤显祖研究丛刊》（共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汤显祖集全编》（共六册）。 可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是，在广大国人心目中，就莎翁和汤公这两位世界级文化大家的知名度、熟悉度而言，汤目前显然尚不如莎——我们还习惯于说汤显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其代表作《牡丹亭》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而在青春版《牡丹亭》广泛巡演，非常有效地推广了昆曲和《牡丹亭》之后，不少被吸引进了剧场的年轻观众，虽然如林黛玉一样为“原来姹紫嫣红开遍”而心动神摇如醉如痴，但他们对《牡丹亭》作者的了解，也往往仅限于“汤显祖”三个字而已。对此，汤显祖研究专家、上海戏剧学院叶长海教授强调：“汤显祖就是汤显祖，他的文学史地位与艺术成就，不必由莎士比亚来证明。我们过去对中国文化了解不足，有时反而需要借助国外名家的地位名气，才能说明国内作家的地位价值。这种现象应该逐渐改过来。”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段著名的汤氏经典语录无疑是在昭告世人，他追求的并非离奇的情节，而是通过离奇的情节来表现大众对自由幸福的向往和追求。汤显祖坚信，真理是一定能够等到黎明的，只是来早或来迟而已。其《牡丹亭》横空出世，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剧中由主人公杜丽娘和柳梦梅所体现出来的对“情”的坚定执着和不懈追求，尤其是女主人公杜丽娘所代表的要求性灵解放、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思想主题，仿佛是茫茫暗夜中的一盏明灯，为被封建礼教束缚的人们特别是青年妇女指出了一条奔向光明新生的道路。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言道：“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乎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在那个时代，他所通力礼赞的这一个“情”字，激荡着读者的心田。正如沈德符所言：“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潘之恒和沈槎甚至认为《牡丹亭》可比良医，可以疗疾。而《牡丹亭》对于女性读者来说更不啻是在汪洋大海中见到了一叶小舟，强烈的共鸣促使她们情不自禁地握起笔杆，诉说她们的兴奋、她们的狂喜、她们的喜极而泣，以及她们对“情”的定义、对“爱”的感悟，对自身命运的体察、评述，还有就是随之而来的忧伤、苦痛和不甘沉沦的竭力挣扎、自我救赎。这种明清闺秀争相评点《牡丹亭》的盛况，用她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闺阁中多有解人”。 显然，汤显祖的戏剧创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他强调“情至”，主张“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竭力反对按字谋声的形式主义倾向，认为内容不应受声律的束缚。也正因如此，才有了著名的“汤沈之争”——作为明代曲坛上的代表性剧作家，汤显祖和沈璟对戏曲格律与文辞的关系看法相左。汤显祖重内容，要求格律服从文辞，而沈璟重形式，强调文辞要服从格律。他俩的戏剧观反映在各自的创作中，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也决定了其历史地位的高低和对后世影响力的大小。毋庸讳言，沈璟的代表作《义侠记》等成就虽不低，但却显然无法望“临川四梦”尤其是《牡丹亭》之项背。武汉大学邹元江教授认为：“在世界戏剧中，没有比汤显祖的《牡丹亭》更广泛和更美好地探索爱情了。《牡丹亭》55场戏演出时间超过18个小时，称得上是一部史诗。用西方的话语来说，《牡丹亭》融合了荷马《奥德赛》、维吉尔《埃涅伊德》、但丁《神曲》和密尔顿《失乐园》的种种成分。《牡丹亭》的规模宏大，既有心理深度，又有现实意义。《牡丹亭》时而抒情、时而哲理、时而讽刺、时而荒诞、时而逗乐，把情感和幽默交织在一起，是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戏剧传统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如今，汤显祖及其作品正在越来越快地走向世界。“临川四梦”均已全部译成英文，有的还有了德、俄等译文版本，俄罗斯、日本等国还有学者专门研究汤显祖并出版了专著。同时，“临川四梦”都曾有各个剧种的演出，而上演最多的则是昆曲《牡丹亭》。2016年，在中英文化、世界文化交流的良好氛围中，汤显祖的这部文化巨著将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汤公的价值，不仅仅是绝美的文采和一部“情至”的《牡丹亭》，纪念汤公，也不仅仅是为了让国人对他的了解超过莎翁，而是让以“临川四梦”为代表的古典戏曲在当今的红氍毹上焕发青春。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文创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