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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的兴起，以及文学研究领域内的跨学科、跨文化转向，20世纪末以来北美学界对中国古典戏曲文学的研究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我们曾在《英语学界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新动向(2007-2011)》一文中指出，某些海外研究者“已经将以往那种强调文学语言的独特性、文本的独立自主性，崇尚文学研究的客观性，并带有形式主义特点的‘文本细读’，发展为一种具有模式化特点的‘文化细读’。”①事实上，这种“文化细读”模式在北美学界的明清传奇戏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特点尤为鲜明，其优缺得失更亟待中国学者作进一步讨论。 一 从“一剧之本”到“经典重读” 重视剧本是西方戏剧研究的重要学术传统，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诗学》，而就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而言，重视经典戏曲文学文本的细读也曾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学界有关古典戏曲文学创作、戏曲文学理论的研究在数量上呈现出整体下降的趋势，但另一方面，综合考察1998年至2012年的相关研究②，可以发现以主题、文体、修辞、互文等文学论题为研讨对象的成果仍占很大比重，尤其是《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燕子笺》等更一再地被人重新解读。如吕立亭(Tina Lu)的《个人、角色和思想：〈牡丹亭〉和〈桃花扇〉中的身份》(Persons，Roles，and Minds：Identity in “Peony Pavilion” and “Peach Blosso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2001)、史恺悌(Catherine C.Swatek)的《场上〈牡丹亭〉——一部中国戏剧的400年生涯》(Peony Pavilion Onstage：Four Centuries in the Career of a Chinese Drama,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2)、周祖炎(Zhou Zuyan)的《明末清初文学中的双性混同》(Androgyn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Literature,Honolun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蔡九迪(Judith T.Zeitlin)的《虚幻的女主角：17世纪中国文学的鬼魂和性别》(The Phantom Heroine：Ghosts and Gen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袁书菲(Sophie Vollp)的《世俗的舞台：十七世纪中国戏剧》(Worldly Stage：Theatrical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1)，等等，这些研究不但得到海外汉学界的重视，在中文学界也引起一定的回响。 值得思考的是，在“跨学科”已经成为英语学界古典戏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传统“名家名作”渐渐淡出海外学人视野的大背景中，为什么却有学者依然对经典剧本不断地予以重读，甚至隐约依然坚持着“剧本乃一剧之本”的传统理念？ 美国当代戏剧史家布罗凯特(Oscar G.Brockett)的一段话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启示。布氏认为，“从古至今流传下来一成不变的只有戏剧脚本，而剧场中的其他艺术，则只能从第二手的资料——如有关演出的描写及个别场景的图画照片等等得知”③，而且“戏剧脚本是我们的价值观与过去的价值观间的一座桥梁。我们要欣赏与了解另一时代的种种，非得知其中找出至今仍具有意义的意念与态度不可，否则我们不会受到感动的”。④从这个角度看，细读剧本文学往往也是西方学者进入中国古典戏曲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在的最好途径。 就文体性质而言，明清传奇兼具演剧性(theatrical)与文学性(dramatic)，这是因为一方面，戏剧文学的写作者都必须(至少在观念中)预设“观众”的存在，而另一方面，明清传奇的创作者和批评者以“知识阶层”为主体，都有将之作为案头文学来表达或建构自我(self-representation)的趋向。就故事内容而言，《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编演的都并非时人陌生的题材，却跻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列，为人所熟稔的爱情故事题材经过作者的重写之所以能焕发出天才之作的光彩，这与作品独特的艺术审美形式有关。事实上，文学史上但凡经典之作，都能经受一项精准的考验，那就是历久弥新的“重读”。如不尊重作品作为文学本体的自足性，不从作品的艺术审美形式入手进行细读与批评，就无从了解文学经典的艺术审美价值，也无法真正逼近语言形式之下深藏的思想内核。所谓“经典重读”，就是期待着从过去的文本中发掘出新的精神内涵，而这种精神内涵既是使得一部作品得以经典化的重要内因，同时也能引发后世读者的共鸣，使得作品被一再重读。 细究近年来北美的明清传奇研究，其“重读”所发掘的新意，聚焦在“性别(gender)”与“身份(identity)”两大关键词。在性别诗学的强势推动之下，21世纪不少中外学者均特别关注性别差异，尤其是关注权力话语对社会边缘人的性别压抑，关注被压抑者反抗权威、追求自我真实存在的主体诉求。晚明清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末世社会内部的萌芽带来了社会组织内部各个阶层急剧的沉浮、流动，名教理学思想与人文主义的时代精神发生激烈碰撞，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氛围如何造就男女的性别属性及其差异？这种性别差异与性别抗争如何隐含于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尤其是传奇戏曲之中？我们该如何倾听与捕捉藏匿于晚明清初传奇剧本背后作者的不同声音(voices)？这些正是北美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美国学者格林布拉特(Stephen J.Greenblatt)的“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理论为我们理解北美学界的明清传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切入视角。格林布拉特是新历史主义学派(new historicism)的代表人物、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的创立者，他将文学文本视为各种社会能量流通与交汇的场所，认为文学形成于社会历史语境，同时也参与构建社会历史，文学与历史因此是一种互文性存在，作家在文本写作中以虚构的人物、事件来演绎自我与他人的复杂关系，表现社会能量之合力对自我的规约，展示了个体对主流意识形态及各种异己因素进行反抗、颠覆继而完成形塑的过程。⑤正是因为或显或隐地借助了文化诗学的“自我形塑”理论，北美戏曲学人近年来高度关注明清剧作家在特定历史文化时期如何确立身份、形塑自我的问题，着力发掘各种社会能量与作家个体“自我戏剧化”之间的深层次关联。按照“文化诗学”的理论，明清传奇的文本呈现以及阅读阐释其实是一种具有整体综合性的文化行为，是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内部多种社会能量复杂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来自上层统治者的权威话语总在对异己力量进行同化与打压，另一方面，作家则试图通过作品中“反权威”的角色塑造来挑战主流、颠覆权威，与此同时，权力操控与文学颠覆之间又会试图达成妥协与平衡，我们因此看到，传奇剧本既内含有对权威话语权的反抗性，又时常表现出向儒家正典为代表的体制性话语的靠拢。像汤显祖、洪昇、孔尚任这样伟大的剧作家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天才，相反，他们身处明末清初的历史剧变期，善于将流通于各种文学与非文学的文本中的“社会能量”凝聚于传奇戏剧文本的审美客体，反映出彼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各种政治势力、经济利益、精神信仰的复杂关系。这些剧本承载着各种“社会能量”在案头流传、在舞台搬演，作为审美客体供读者与观众消费，其所承载的“社会能量”又通过后者回流到历史的当下。北美学者重读传奇经典剧作，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试图解答晚期中华帝国的文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重重“意义”中确定“身份”、塑造“自我”？在多大程度上颠覆权威，又在多大程度上妥协于主流？ 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学经典(literary canon)的产生除了受到美学因素的支配，还与其文化传统的特殊运作密切相关。一部作品如何能被其所在的文化体系纳入经典范畴，并获得不朽的文学盛名？近二三十年来，“经典论”是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热点，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一书指出，所谓“典范作品”就是众多作家相互竞争之下最终被文学传统本身选出的杰出者。他在《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一书中还认为，所有作者都是在前代作家的影响与压力下对其进行挑战并力图有所创新的。正是受布鲁姆的影响，北美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者非常热衷探讨这样一些问题：晚明清初文人所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充满“影响的焦虑”的文学环境？这一时期的文人如何在唐人传奇、元人杂剧乃至前代传奇剧作家的影响和压力下进行创新、出奇并力图让自己的作品跻身文学经典之列？哪些人是真正的经典作家，能让后起者不断奉为典范，对后世产生长久的影响？什么是影响传奇戏曲创作方向的主导性因素——是美学的因素重要，还是外在的权力运作更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