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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考察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中国电影文化的变迁。认为六十年中国电影文化发生了从模块位移到类型互渗的演变，具体地呈现出四个时段的更替：第一时段为北部电影模块年代(1949至1977)，第二时段为西部电影模块年代(1978至1989)，第三时段为类型片年代(1990至1999)，第四时段为类型互渗年代(2000年至今)。这体现了中国电影文化被纳入全球化语境的命运和主动选择。 【关 键 词】模块位移/北部电影模块/西部电影模块/类型化/类型互渗 【作者简介】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研究中心、文学院、艺术传媒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中图分类号：J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5-0156-0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六十年，对于以国家电影业而非私营电影业为主要支撑业态的中国电影文化来说，不能算作一段短时光。这六十年中国大陆电影的一大半基本上是以国家电影业的方式运行和发展的，到20世纪90年代终于出现了新的业态：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加入到与国有资本共同发展中国电影的进程中。近几年，个人或群体投资拍片也已经成为一股新的电影制作潮流。从国家电影业的一统天下到多元化电影资本体系的形成，中国电影显然已经和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而这场变化是可以从电影文化的维度去透视的。 电影文化，在这里是指电影符号表意系统所建构的特定时代生活的价值系统。考察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中国大陆电影文化的演变，可以有不同的视角，这里仅仅打算选择电影文化范式这一特定视角。范式原是指“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或“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①，在这里则是指特定电影文化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特定电影知识系统或话语系统模型，正是这种电影话语系统模型构成电影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基础。就中国电影文化的发展与演变的特定情形来说，我感觉使用模块概念来表现范式概念的内涵，更能形象地传达其作用力。模块，是指依托特定地缘环境而生成的具有基本模型与形式作用的板块结构，它支配着处于这一地缘共同体中成员的电影话语行为。同时，特定的地缘电影模块总是历史的，是在身处特定地缘环境中的共同体成员的建构中生成和兴盛的，自然也会在他们的消解中发生位移或衰败。 纵观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中国电影文化范式的变迁，可以看到从模块位移到类型互渗的变迁痕迹②。当然，如果更细致地区分，这六十年间大约经历了四个时段的更替：第一时段为北部电影模块年代(1949至1977)，第二时段为西部电影模块年代(1978至1989)，第三时段为类型片年代(1990至1999)，第四时段为类型互渗年代(2000年至今)。当然，每个时段之间存在相互交替和渗透，彼此有着断而连、连而断的复杂关联，这里只是勾勒出较为显豁的特征来描述。 一、通向北部电影模块之路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电影模块即北部电影模块发生前，中国电影的主导模块是东部电影模块。而与北部电影模块同时发生并运行的，则有南部电影模块(其实还应包括以台湾为中心的东南部电影模块，当另行讨论)。尽管东部和南部电影模块及其位移不属于本文探讨范围，但不妨作点必要的回溯和关联性讨论。东部电影模块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的第一大模块，崛起于20世纪初的上海，以20至40年代上海电影业为中心，主要呈现出都市娱乐类型电影景观。这一模块代表了中国电影的初创范式和最初的兴盛期，奠定了后来中国电影文化发展的原初基础。当中国电影文化的这个早期模块于40年代末在上海零散后，其零落的碎片则分别向南北两个方位重新聚合，分别催化出南部电影模块和北部电影模块。 南部电影模块在香港(那里原就有一定基础)逐渐形成，以此为新的中心开始新的发展，这可以视为东部电影模块之一翼向南飘移后重组和发展的结果，逐渐形成了具有香港地缘特色的大众喜剧片与武侠片两类型交相辉映的东方电影奇观，在亚洲和世界形成有影响力与辐射力的东方电影传奇神话。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李小龙、功夫、少林寺等高知名度的文化符号，正集中代表了南部电影模块对中国现代文化在世界上的软实力的一份独特贡献。 二、北部电影模块与国家电影 北部电影模块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大模块的姿态，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孕育和产生，其中心是新中国首都北京。具体地说，北部电影模块以长春(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制片厂等)及上海(上海电影制片厂依托东部电影模块残片而重组)为主要基地，可以看作东部电影模块之一翼往北发生位移后的产物，其主要特色在于，以国家电影业态着力创造被压迫阶级革命的红色电影景观，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意志及其政治整合功能的集中表现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