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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式“大片”渐成当今中国影坛的一道景观，但其作为一种理应涉及人文精神维度的文化与艺术，明显存在五种“贫血症”：不辨善恶的“暴力美学”倾向；消费性的“伪历史”书写；形式主义的唯美影像；人物的抽象化、空洞化；缺失信仰的价值“悬置”和道德迷雾。 【关 键 词】暴力美学/“伪历史”书写/唯美影像/人物空洞化/价值/“悬置” 【作者简介】俞学雷，湖州师范学院 如果以张艺谋的《英雄》为本土“大片时代”的肇始，那么，从《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一直到《投名状》、《集结号》、《赤壁》，短短的六年多时间里，中国影坛上已经蔚然大观地呈现出一派华美绚丽、眼花缭乱的影像奇观，把这些所谓的“大片”进行一下美学特征上的归纳，似乎不难得出一些共同印象：去现实化的题材、宫廷权谋的角力“母题”、恢弘的场面、刀光剑影的厮杀、声光色影构筑的精美影像、古典诗性的东方神韵等，极富本土化的艺术表现题材和艺术表现形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国产电影业在面临国际资本与“好莱坞大片”挤兑下，创造中国电影辉煌的信心。但是，总起来看，这些中国式“大片”除了给观众以一种视听的震撼享受外，作为精神性的艺术产品，并没有给我们留下真正的情感熏陶、思想启迪和心灵滋养。 究其因，恐怕是它们都程度不等地患有文化上的“贫血症”。在我看来，其症状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五条。 其一，不辨善恶的“暴力美学”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早已经揭示过现代人因为“集体害怕于厌倦和麻木，于是唤出一切恶魔，让它们像猎人驱赶野兽一样来驱赶自己。”[1]尼采是焦虑于现代人怕精神枯竭麻木，想要得到一种心态和情绪上的刺激，将艺术作为制造亢奋的手段，而出此言的。不幸的是，被尼采言中了，国产的几部“大片”似乎都非常迷恋于暴力的渲染和美化，似乎也很想给观众以强烈的刺激，免得他们的精神静默在麻木和厌倦中。实际上，中国的导演们忽略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当下的国人不仅没有倦怠、更没有麻木于急剧变化的生活，相反，他们在变动不居的生活状态中，有时真感到一种内心的焦虑和无所适从，需要的是艺术作品能够帮助他们停下太过于匆匆的脚步，来寻思一下生活的真正价值与意义。遗憾的是，“大片”似乎共同而鲜明地表现出一种“去现实化”的取材倾向，而一律热衷于历史的暴力场景的呈现，不管是《英雄》中秦军用机械射发的箭镞云阵和赵国人如草芥一样被射杀的飞血狂舞，《赤壁》中八卦阵、破马阵等一场场毫无节制的杀戮、打斗、让人不寒而栗的人海浩荡、血肉横飞，还是《夜宴》中习武的舞伎惨遭厉帝羽林卫屠戮，经腰斩、穿心、破肚、直至人头落地，《黄金甲》中的天坑追杀、宫廷政变等等，在精美、炫目的影像中，残酷的杀戮、生命的瞬息陨落都被诗化了，这连串的暴力镜头不关乎人性的美丑、善恶，更远离了任何关乎生命、人生的价值、意义的追问。 或许人的基因中存在一种暴力倾向，并由此决定了人有一种视“杀戮”而得以体验快感的心理驱动，历史发展的事实与经验也的确告诉我们，人类每前行一步都曾以无数生命的消失为代价。但是，实然的曾经发生过的东西不能简单地被用来当作书写于影像的理由。因为，作为人类精神和艺术产品之一的电影，它在表现杀戮生命的时候，总得要涉及一个意义及价值的问题。但“大片”就是漠视了作为精神产品实际上是无可回避的这些基本的价值意义认定，就像《集结号》里的谷子地们在战场上浴血搏杀，包括要理直气壮地枪杀俘虏，但影片就是没有交代清楚他们这种“杀人”的勇气，来自于怎样的一种价值信仰和道德伦理。一部影片如果撇开价值与道德的基本操守，仅仅是展开血腥的人与人之间的杀与被杀，那么再漂亮的影像画面，当直面电影作为艺术的人文性追问，定会黯然失色。它们除了徒增一份奢侈而丧失了意义感的视觉刺激外，没有丝毫值得首肯的地方。 其二，消费性的“伪历史”书写 热衷于“历史”的书写，是中国式“大片”又一道看似靓丽、实则虚幻的风景。原本厚重的历史，在“大片”中已经成为一个可以被随心所欲捏弄的“玩物”，譬如《英雄》对“刺秦”历史的解释似乎是呼应了美国“九·一一”事件之后，世界格局以强权独霸为一种历史走向的可能；《夜宴》简直就是《哈姆雷特》的中国版，但又完全抽空了莎剧探讨性格悲剧的深刻内涵，而只剩下一具穿着中国古典盛装的“木乃伊”；《黄金甲》也徒有曹禺经典剧作《雷雨》的躯壳，却丧失了其揭示人性的深度；到了《无极》则更像是一幅斑驳陆离的“神话”拼贴图，里面有小说《魔戒》及其电影版《指环王3·王者归来》的影子，其中生硬插入的无欢无端剿灭雪国人的情节更有抄袭“80后”作家郭敬明《幻城》的嫌疑；《赤壁》也不脱“六经注我”的“戏说”式风格。这种“去历史”的历史书写，诚如杰姆逊在批评美国文化中曾经出现过的戏说历史、消费历史的文化思潮时所说的那样：“这种影片需要的是消费关于过去某一阶段的形象，而不是告诉我们历史是怎样发展的。”[2]正因为它们是消费，不是告诉，所以，观众在这些迷乱的“历史”影像中，轻飘地远离了历史的厚重与启迪，失去了以史为鉴的心灵愉悦，而徒剩眼球的盛宴了。但愈加令人感叹的是曾经担当过深刻的文化思辨，曾经以现代性人文思想为诉求的第五代“大导演”们，在当下消费主义文化的诱惑下，竟然丧失艺术的想象力到互相抄袭的地步，这是不是真的预示着“在一个风格创新不再可能的世界里，唯有去模仿已死的风格，去戴着面具并且用虚构的博物馆里的风格的声音说话”，[3]假如真是这样，那就不是某一个人的悲哀，而是我们整个文化的悲哀。但是，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同一种人文语境里还存在另外一道图景，这道图景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们毕竟直面当下的中国、直面沉默的大多数，它们就是所谓第六代的贾樟柯们及其所拍的《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十七岁的单车》等影片。或许在与这些美学风格迥然不同的影像比照中，“大片”的创作者们应该反思一个问题：是资本投入的多少影响着电影影像的风格创造，还是对电影不同的认知决定了影片的拍什么和如何拍？我们以为，电影不仅仅是一种止于华丽包装的商品，它更应该是一种涉及人类精神与心灵的艺术和文化。 其三，形式主义的唯美影像 影像的精美、奇观化场景的渲染、炫耀，恐怕是这些“大片”吸引观众眼球的一个重要卖点。但是，作为传达影片内容与主旨的表现性符号，这些美仑美奂的影像实在是失之空洞、流于形式。有批评家指责《英雄》的叫座是“视觉凸显性美学的惨胜”，[4]将这种批评移植到许多“大片”的影像上，都是很贴切的。《夜宴》展示的奇观化场景，可谓色泽丰富，有封闭阴沉的宫廷之黑、吴越山水的绿、北国冰雪的白，交相辉映、美不胜收；《无极》则在片头就呈现马蹄谷成千上万狂奔的野牛追逐、践踏百余名奴隶的“惊心动魄”的场景，可谓先声夺人、振聋发聩，但这段极具奇观效应的影像，除了展示奴隶昆仑神奇的奔跑力外，游离于影片叙述的整个情节。通观这些影像，美则美矣，但都属形式化的表象书写，仅是一种被“悬空”的、抽去了内容的影像形态。 著名电影大师爱森斯坦在阐释创作者的内心想象与银幕形象间的关系、以及这种表意之象作用于观众的意识心理而产生足够的艺术表现力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内心的想象之前，在创造者的知觉之前，漂浮着一个被赐予的形象，它富有情感地表现了他的主题。他所面临的任务是把这个形象变为一些局部而基本的图景。通过这些图景的连接和并列，以便在观众的知觉和意识中，激发起那种原先漂浮在创作艺术家头脑中的，相近而粗略的形象”。[5]在这里，大师告诉我们的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电影创作与接受的基本规律：银幕呈现的影像是承载着创作者之“意”的，而它们作用于观众的感知，会激发观众在联想与理解中通过银幕之“像”来悟及创作者之“意”。这也就是艺术活动的“因象会意”。但是，我们在中国式“大片”中看到的那些“局部而基本的图景”，似乎作为艺术活动的链条是完全断裂的，它们既没有“富有情感地表现了他的主题”，也就是说导演运用这样一些影像，究竟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意”，恐怕连创作者自己也不甚了了，那就自然无法“在观众的知觉和意识中，激发起那种原先漂浮在创作艺术家头脑中的，相近而粗略的形象”了。在这样的一种艺术状态里，拍得再精美的影像也只能沦为空洞的“能指”，它们悬置了情感思想等关涉精神心灵内涵的审美之需，仅仅供观众来满足视觉盛宴的感官刺激。因此，好看而不耐人寻味，甚至莫名所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其四，人物的抽象化、空洞化 就电影作为艺术所应具有的心灵性而言，说电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门“人学”，也不为过。但“大片”凌空蹈虚，或以抽象理念，或以神话传说，或以经典故事的因袭，或以创作主体的“戏说”，其影像呈现的人物要么未能充分展开内心冲突，只停留于一种概念的图解，如《英雄》中无名没有向观众展现让人信服的情思演变逻辑，仅凭残剑送他的“天下”两字就自毁刺秦之志；要么只是一个个矫情而空洞的语词符号，缺失了具体的意义指向，沦为伊格尔顿所说的“漂浮的能指”，如《无极》中的一连串名字“昆仑”、“光明”、“倾城”；要么则完全被剥离具体的历史场境，人物成为导演手中一个个随意拿捏的“道具”，如《赤壁》中的那些个“千古风流人物”（苏轼语）：在我看来，当一件艺术作品中的人物，被任意地抽象化、空洞化为干瘪的符号，我们在他们身上感受不到内心的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劣、无畏与胆怯等人性、人情的矛盾与博弈，只体会到一种过于轻飘的纯粹娱乐化意向，那么，这样的一件艺术作品，其作为“人学”的精神性价值，甚可以怀疑了。 记得作家威廉·福克纳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曾经说过：“当今从事文学的男女青年已把人类内心冲突的问题遗忘了。然而，唯有这颗自我挣扎和内心冲突的心，才能产生杰出的作品，因为只有这种冲突才值得我们去写，才值得为之痛苦和触动”。[6]我们当今从事电影的艺术家们，似乎也已把人类内心冲突的问题遗忘了。在他们的镜头里，我们看不到值得为之痛苦和感动的“自我挣扎和内心冲突的心”，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游走在绚丽影像之间的“空心人”。 其五，缺失信仰的价值“悬置”和道德迷雾 我们在所谓“大片”的界定上，似乎存在着视电影为产业化商品而要“做大做强”的简单思维嫁接，因此，把“大片”等同于大投入、大制作、大明星、大场面、大收益，这实际上是资本主宰电影的一种思维逻辑，当引起我们警惕与反思。在我看来，所谓“大片”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元素应该是能够直面当下百姓的精神生活，在时代核心价值与人类道德信仰的构建方面有所话语、有所建树。这原本是大凡优秀艺术作品所应共有的精神性诉求，却在我们的所谓“大片”中还依旧缺席，恐怕这也正是当下中国道德虚无和价值失范的一个明显征兆。不过，反其道而言之。越是在当下社会转型，人们更多的处于内心焦虑、进退失据、甚至精神迷茫的时候，电影作为大众化的艺术更应在国人价值与道德重建方面有所担当。 可惜，我们在中国式“大片”中，感受到一种对价值的“悬置”及其道德的迷雾，究其因，是创作主体自身已陷入精神困境所致。一个人没有信仰，最终毁的是一个人的生活；而一个艺术家没有信仰，最终毁的可不是一个人。在戏说历史的诸多“大片”里，我们读到的都是一种对威权和强势的膜拜，《英雄》中真正的英雄不是欲刺秦的无名，而是那个以残暴著称的秦王；《无极》中的两具华服——鲜花盔甲和黑袍，分别象征着权力与奴隶身份，整部影片似乎就像在告诉观众怎样做奴隶；《投名状》中推动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演变的还是象征着权力的女王；唯一一部以现实题材为表现对象的《集结号》原本涉及了肯定和确认个人价值的现代人文主题，但正如有人批评的那样：“只是选择了一个比较低矮的价值立场：不去追究活人的价值，而是看重人死之后的名分”。[7]总之，无论是反复的历史叙述，还是仅有的现实观照，“大片”都缺失了一种人文精神维度，更无从谈起有什么明确的价值与意义、道德与操守的呼唤和建构。 总之，中国式“大片”在资本独舞、影像唯美、“奇观”盛宴的无休止循环中，已经步入了艺术的形式主义陷阱，离国人的生活现实、人类的精神价值和真正的审美享受越来越远，是到了该警醒与改观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第134页 [2]［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06页 [3]［美］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第403页 [4]王一川：《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视觉流：〈英雄〉与视觉凸显性美学的惨胜》，载《电影艺术》2003年第2期 [5]转引自徐葆耕：《电影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 [6]毛信德、蒋跃译：《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词全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80页 [7]崔卫平：《我们时代的叙事》，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21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