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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舞蹈美学”显然是一个交叉学科，包含三个关键词：民族、舞蹈和美学，或者说，至少有两个关键词：民族舞蹈和美学。 在中国舞蹈学界，常将民族舞蹈与民间舞蹈相提并论，合称民族民间舞蹈，究其意义，是指和学院式舞蹈相对的民众的、民间的、族群的舞蹈形式，其为一文化共同体所共享和传承，并在其社群中发挥重要功能。 广义上说，民族舞蹈包括世界各民族各文化中的舞蹈。所以，对于民族舞蹈美学研究来说，第一步，应该是建立民族舞蹈的数据库和资料库，也就是说尽可能多地收集世界各地民族舞蹈的资料和信息。 这就使得民族舞蹈美学和一个研究领域密切相关，即民族舞蹈学，类比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民族舞蹈学可以译为ethnodancology（在欧美学界更为常用的译法是ethnochoreology）。而在国内，ethnomusicology又可译为音乐人类学，所以ethnodancology同样可以译为舞蹈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dance）。 国外某网站，名为ethnodancology.com，对ethnodancology有这样的定义：“这一概念指的是运用各种方法对世界各地的舞蹈进行研究，它的研究对象，除了舞蹈的整体的运动构成，重点关注它们的起源，以及文化的、社会的、物质的、认知的、生物的、历史的概念和语境。这一研究，基于前人的调查、创造以及与舞蹈相关的表现形式。目标是利用当代艺术阐释这一本质。舞蹈维系了文化和精神的交流……” 我们还可以做更为简单的定义，比如类比音乐人类学的界定，对舞蹈人类学做界定。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对音乐人类学的界定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同样，舞蹈人类学，可以理解为“对文化中的舞蹈的研究”。的确，民族舞蹈是嵌入在社会与文化之中的，与当地的宗教、信仰、仪式、政治、经济、审美、家庭关系、社会发展等密不可分。由于舞蹈中必然包含着审美的因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民族舞蹈美学是民族舞蹈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对民族舞蹈学或舞蹈人类学的研究，必然要用到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人类学强调田野调查，研究者要深入到社区之中，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获得一手资料，并以局内人的眼光对研究对象进行理解和阐释。这种研究方法是自下而上的，以经验为基础的。Anya Peterson Royce在《舞蹈人类学》一书中，专章分析了人类学家记录和研究舞蹈的技术和手段，如记法系统、田野指南、影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等。 美学研究恰恰相反，它隶属于哲学，注重自上而下的抽象思辨。更重要的是，美学是以西方fine art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它的研究对象，基本是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大写的ART，这些对象往往抽离了其社会文化语境，所观照的是纯粹的形式之美。 如此一来，民族舞蹈学和美学，在方法论上便显得对立和矛盾。前者强调社会文化语境，后者则不顾语境而只关注形式，前者关注的是复数的小写的arts，后者关注的则是大写的单数的ART。 那么，如何有效地化解或者避免人类学和美学的这一内在矛盾？在具体研究中，应该持有怎样的方法论？ 第一，不能生硬套用美学原理的框架。 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一度导致了美学的泛化。80年代以来所确立的以美的本质、审美心理学和艺术哲学为构架的美学原理，是以西方传统美学和苏联美学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民族舞蹈美学研究，不能简单套用美学理论，而应以民族舞蹈为基石和中心，在充分掌握民族舞蹈相关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美学理论的建构。 第二，可以适当引入美学研究的相关问题。 在非西方文化中可能不存在“美学”、“美”或“艺术”等术语，但鉴于西方美学已成为世界主流的学术话语和学科体系，我们在民族舞蹈美学研究中，尽管不可简单套用美学理论的框架，但不能不用到美学的基本概念与思考方式。 西方人类学家在研究非西方的美学问题时，更多是在研究审美活动，尤其是审美偏好的问题，如笔者翻译的荷兰学者范丹姆的《审美人类学：视野与方法》一书即是如此。美国人类学家西尔弗的《民族艺术》是一篇近4万字的长文，设有专节探讨“审美体系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分析了“艺术与交流”、“民族审美研究：原则、普遍性及信息提供人的选择”等问题。 我们对民族舞蹈美学的研究，一方面要借鉴西方艺术人类学家的思路；另一方面，也要拓展美学的问题域，不仅关注审美偏好的问题，更可关注更具理论性的一些问题，如审美风格、审美心理、艺术家、创造性、天才、审美评价、审美模式、审美类型、审美教育，以及美学与宗教、美学与政治、美学与认同、美学与文化多样性等问题。 第三，注重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论。 人类学家对于美学的研究虽然不多，但也有一些成果值得我们参考。他们的观点、视角与方法，都能对我们的研究提供借鉴。下面简述几位学者的观点。 1.阿泽维多（Warren L. d'Azevedo）和米尔斯（George Mills）将审美过程植根于人类行为的背景之中，均强调美学应采用经验研究的方法；认为审美现象是定性模式下的一种体验。生产者、观众及对象之间存在着动态互动，全都有助于产生一种审美的（aesthetic）和艺术的（artistic）体验。对象和事件可以激起感知者的审美反应，不过，阿泽维多又指出，审美价值并不是这些刺激物本身所固有的。我们还要追问，审美价值的人类普遍性和文化独特性的问题。 2.西尔弗从文化普遍性和文化多样性两个方面评论民族审美研究。他指出，“我们能概括审美普遍性吗？任何结论自然都会引起争议，但是确实有一些基本准则。首先，每一个社会似乎都有一些某种程度上可以展现‘审美’的定性体验。也有少数社会——如果有的话——缺乏对引起这些体验的物品/事件的有意生产。其次，从跨文化的角度看，西方对艺术的形式和功能的二元划分，绝不适用于跨文化领域。例如，对爱斯基摩人工具的过分关注，强烈地表明，这些工具既是审美愉悦的源泉，也是生活的助手。” 他提到了第三种可能存在的普遍性。他说：“我相信，视觉艺术中的某些形式范畴也受到普遍关注。这些范畴至少包括对称、比例、平衡、表面抛光以及在某些恰当的地方表现出的结构安全性。这些范畴中真正有价值的是什么？根据这一问题来看，文化存在广泛差异，但是艺术家和观赏者对这些范畴本身的关注度是一样的。每一种文化在这些范畴中都有公认的准则，而当创作者缺乏技巧或有意令普通观赏者产生不快时，就会出现违反准则的行为。” 西尔弗得出结论，认为人类学家通过考察社会文化如何影响了艺术的生产和欣赏，尤其是这些影响在社会生活中是如何形成、传播和活动的，从而能为理解这些过程作出重大贡献。他将这一对审美现象的研究方法称之为“艺术的社会建构”。 3.Anya Peterson Royce 在《舞蹈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Dance） （1978）中提到，人类学研究舞蹈，经常使用三种视角：历史的、比较的和符号学的。该书还提到，以后的研究中，需要关注创造性和美学以及交流和意义这两组范畴。 这些观点强调美学的经验性研究，强调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同时还强调历史的维度。他们认为，民族美学具有文化普遍性，这对我们的研究不无启发。比如，跨文化比较可以让我们了解民族舞蹈的相同和差异，而历史的维度和变迁的视角，又可以让我们对于民族舞蹈美学持一种动态的理解，认识到理论的限度和可能性，不至于将其固化。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