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心引力》弹幕版  《大话西游》弹幕版 >>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像安德烈·巴赞一样逻辑地论证“电影是什么？”了，同样，更不可能轻易地解答“电影不是什么？”的疑问。 >>电影批评的理论建构将在整合电影的生产、消费体系与产品、精神体系的前提下，搭建一个由文本、作者、类型和市场、产业、工业以及技术、艺术、美学和思想、情感、文化等等交流互动的分析框架。 >>选择一个更加有效的交流互动框架，以便超越票房决定论的误区，并打破具有某种西方标准和文化洁癖的精英主义思想，通过回到当下中国电影、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丰富复杂的语境，认真地建构中国电影自身的工业体系和文化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这便是中国电影及其批评的终极目的。 在各种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介的电影批评话语中，针对同一批评对象，批评者的诉求之芜杂、观点之对立与分歧之严重，似乎已经超出了可以被理解的正常限度；曾经在政界、业界、学界、媒体与观众之间达成的一般共识，也基本不复存在。这种令人迷惑的矛盾症候与过于复杂的行业“乱象”，在刚刚过去的元旦、春节贺岁档，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批评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争论“综艺电影”的正当性，以及分析当下中国电影文化价值的总体状况方面，可谓言人人殊，甚至大相径庭。 但即便如此，在一家电影杂志新近组织的一次较为专门的有关电影批评的学术对话里，笔者仍就中国电影批评的历史轨迹及其当下状况予以考察，并发表过如下观点：在全球化格局、市场化诉求和互联网语境之下，中国电影批评真正进入一个思想多样、话语驳杂、隐晦难辨的新时代；尽管这种失去焦点、缺乏权威乃至游戏对象的电影批评，经常会让习惯了传统批评的电影人和批评家满怀忧虑，但在某种意义上，网络时代的电影批评打破了单一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思想文化模式，超越了不可放弃的使命感及其始终跟随的西方视野，有望真正成为一种彼此商榷的价值建构方式和平等交流的话语生成场域。这是中国电影批评继上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之后的第三个黄金时代；在这个电影批评的黄金时代里，中国电影及其批评也正在经历着重大转型，很大程度上都需要革新观念乃至重新定义。 现在看来，为了应对互联网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改变电影批评始终缺乏理论支持的传统局面，并以此克服大多数网络影评的瞬间感性、极端情绪和话语暴力，遏制其背后的权力运作方式和话语生产机制，不仅需要从历史维度检讨网络时代电影批评的是与非，而且仍有必要从电影批评的理论维度出发，建构一种真正面向“电影”的专业的电影批评范式。 这就需要重新思考“电影是什么？”这一巴赞式的经典命题。事实上，在这样一个技术与媒介飞速更替、时间与空间自由转换、身体与心灵空前位移的网络时代里，“电影”正在遭遇跨界的困惑和解体的危机，“电影”的理论当然失去了赖以言说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当影院放映与终端播出互争短长、3D制作与手机拍摄并行不悖，以及专业大片与综艺节目同扫票房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像安德烈·巴赞一样逻辑地论证“电影是什么？”了，同样，更不可能轻易地解答“电影不是什么？”的疑问。 显然，所谓“电影”的本体及其相关的理论，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对“电影”的批评，也必将面临失语的窘境或失范的命运。或许，有必要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理论视域中认真讨论“电影”的边界；与此同时，在一个保持动态的论说框架里重新设定“电影”的议题。其中，一条值得思考的可能的路径便是：在媒介文化和文化媒介及其相互关联的话语体系中，重新寻找“电影”的位置。 亦即：作为媒介文化，可以在生产与消费的层面重新定位“电影”的属性；与此同时，作为文化媒介，则可在产品与精神的层面继续阐发“电影”的意义；而作为媒介文化和文化媒介相互关联的话语体系，电影批评的理论建构将在整合电影的生产、消费体系与产品、精神体系的前提下，搭建一个由文本、作者、类型和市场、产业、工业以及技术、艺术、美学和思想、情感、文化等等交流互动的分析框架。 这也就意味着，当前亦即网络时代的电影批评，已经跟“电影”本身一样成为一个提供多种媒介平台和多样文化价值，相关政界、业界、学界、媒体和受众的丰富对象与复杂系统。一种真正面向“电影”的专业的电影批评，在多元交互的网络时代里，需要的不是感性、偏执与乖戾的话语狂欢，而是更加深广的理性、中和与同情。 具体而言，网络时代的电影批评，不再是孤立的文本分析、作者论和类型研究，也不再是简单的市场反馈、产业观察和工业批判；不再是纯粹的技术评点、艺术评价和美学体验，也再不是高蹈的思想认同、情感共鸣和文化阐释，而是在最大限度整合所有这些内在因素的基础之上，对作为“电影”的批评对象予以相对全面、深入的考量和探析。只有这样，电影批评才能真正面对已经转型的电影观念，才能有效言说正在被重新定义的“电影”。 也只有这样，电影批评才可能不再僭越一般的价值尺度、道德底线甚至法律基准，才可能改变各种无的放矢以致别有用心的评判、指责甚或辱骂；电影批评中的话语暴力才会不断减轻，并最终突破当今中国较为严重的权力寻租与话语暴力氛围，逐渐涵养一种建设性的，并充满着人道关怀和人文主义气质的民族文化根基。在这种电影批评的观照之下，为猎奇和炒作而生的“酷评”便不会再有生存土壤；为宣泄和报复而生的“烂片”或“坏电影”定性，也不再会获得大量的点赞和转发。 因此，对类似姜文及其《一步之遥》的批评，便需要从更加开放的理论视域和保持动态的论说框架出发，突破文本分析和作者论的一般状况，在两极分化的激烈争论中寻求更加丰富的阐释空间。例如，作为一个有着独特追求的电影作者，姜文在这部影片里所要呈现的气质和表达的情怀到底是什么？《一步之遥》的3D技术之于影片本身、行业水平和观众感受到底如何？同样，在一个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电影产业机制甚或工业体系中，所谓的电影作者以至“天才”的个性是否需要适度的引导或制约？等等，这样的议题不仅对具体的文本及其作者颇有意义，而且对当下整个中国电影的生产和消费具有根本的启发性。争论已经展开，但留在原地或不断重复的话语增殖，是不利于电影及其批评的健康运作的。 借助综艺节目登上影院银幕并创造票房纪录的“综艺电影”，尽管遭到“不是电影”的“炮轰”，也一度“火到无言以对”，并在社会各界引发广泛的讨论，但从一种真正面向“电影”的专业批评范式出发，还是需要首先反思“电影”的定义，通过辨析电影的媒介/文化特性，在生产与消费、产品与精神的多重维度中冷静思考、全面探析。这样，冯小刚对综艺电影的不断“鄙视”，票房与恶评的巨大落差，以及各界舆论发出的“中国电影没救了”的悲叹等等，才不会在当下观众中引发强烈的认知迷惑，最终损害电影及其批评本应具有的认识价值和社会公信力。值得庆幸的是，包括不少网络论坛在内，甚至国家电影的主管部门和党报文艺评论版面，均就“综艺电影”展开了相对理性与平和的探讨，许多观点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炮轰”和“激辩”，并力图在业界的争论、观众的选择与舆论的导向上寻找一条彼此沟通的路径。电影批评有望回到其相对专业的正常状态。 其实，对当下电影文化价值的总体判断，始终是中国电影面临的重大难题。乐观者往往会秉持宽容的心态和建构的立场，在充分肯定电影的消费体系暨市场、产业和工业的同时，感奋于中国电影日益增长的受众面向、传播空间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引领；与此相反，悲观者往往会站在精英的位置和解构的视角，通过对当下国产电影中一部分出品观念毁弃、价值混乱、道德缺失等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直指中国电影的精神沦丧和文化堕落。一般而言，两者观点都合乎各个领域对中国电影的普遍认知；但仍有必要重新反思电影的定义及其媒介/文化特性，选择一个更加有效的交流互动框架，以便超越票房决定论的误区，并打破具有某种西方标准和文化洁癖的精英主义思想，通过回到当下中国电影、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丰富复杂的语境，认真地建构中国电影自身的工业体系和文化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这便是中国电影及其批评的终极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