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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出概况与历史功绩 “中艺”从成立到解散的6年多时间里，先后活跃在重庆、成都、武汉和上海四地，共演出80多次⑧，演出剧目30多部⑨。剧社先后所在地点的不同，其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1年5～9月。这是剧社从草创到为雾季大公演所做的准备阶段。此间主要工作就是招兵买马，筹措经费。演出规模不大，演出次数也不多。 第二阶段是1941年10月至1943年6月。这是“中艺”在重庆正式亮相并确立自己在抗战剧运中重要地位的阶段。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艺”先后引领了抗战时期陪都连续两次的雾季公演，独立演出剧目共计15部，演出轮次达22次⑩。在这个阶段，“中艺”有三大功绩值得注目：一是它带动了当时众多话剧团体联合起来并肩作战，使大后方的演剧活动得以持续开展，推动了大后方文化艺术的繁荣。二是以“中艺”为代表，战时的话剧工作者把中国话剧艺术的演出水平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话剧史上大批优秀剧目便是在这个时期出现并靠演出确立其经典地位的，比如《天国春秋》《屈原》《法西斯细菌》《风雪夜归人》等。三是它在抗战期间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不但激发了民族热情，鼓舞了民族志气，而且给一切阻挠进步的顽固势力以有力打击。正如阳翰笙所言：“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间的戏剧运动中，中华剧艺社起了核心和骨干作用，不仅在于它庆祝郭老五十寿辰和两个雾季演出中的成就，也在于参加‘中艺’演出活动的成员包括了‘中万’、‘中青’、‘中电’等剧团中进步的、优秀的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工作者”，“这支实力雄厚的队伍，左右了重庆戏剧运动的风气”，“在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戏剧领域我们占据了主动地位”[8]。 第三阶段是1943年6月到1945年12月。因为国民党方面对戏剧实行的苛刻政策，特别是对“中艺”的政治迫害，以及“中艺”自身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它很难再在重庆立足。于是，1943年6月间，由中共南方局出面，以“为《华西晚报》募集文化事业基金”为名，在重庆活动了近两年之久的“中艺”做出战略转移：开赴成都，另辟新的战场。 1943年6月11日，“中艺”剧团50余人，分乘两辆卡车，由重庆出发前往成都。6月18日，航委会政治部举行茶会，欢迎“中艺”和怒吼剧社全体社员。7月17日，“中艺”剧团赴蓉第一台戏《法西斯细菌》在成都国民大戏院隆重上演。以此为界，“中艺”正式揭开了它在成都及周边地区长达两年半之久的演剧序幕。这个时期可以分作三个小段。 从1943年6月到1944年1月，这是“中艺”进入成都的前期。在这个阶段，“中艺”继续着他们在重庆时的战斗英姿，先后推出了四台经典剧目，分别是《法西斯细菌》《孔雀胆》《家》和《天国春秋》。这四个戏，不管是剧作本身的艺术成就，还是演出水平及演出效果和收益，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当时的成都剧坛，“外貌似颇繁荣，内里却凌乱无序”[9]，处于一片“荒凉”状态，“确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大剧团来刺激一下，或者它会慢慢的好起来，否则恐怕没有多大希望”[10]。而“中艺”的到来恰逢其时，正合其需。所以，这几个戏的成功演出，“对当时成都沉闷的剧坛，可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11]。也正是这时，“中艺”的经济状况才出现好转。除了这四个独立演出的大戏之外，“中艺”还与成都其他剧团联合演出了《胜利号》与《铸情》。此时的“中艺”，其最大功绩就是扭转了成都剧坛存在的不正之风，使演剧团体摆脱了散兵游勇的状态而走向联合与统一(11)。而“中艺”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无疑得到了当时成都人士的充分承认与一致好评。 从1944年1月到1944年8月，这是“中艺”转战川西南“跑码头”的时期。1944年1月22日，“中艺”剧团离开成都，25日到达内江，当夜即行演出。“中艺”在川西南大半年之久的巡回演出正式拉开序幕。在之后近8个月内，“中艺”先后到达了内江、自贡、乐山和泸州等地，演出20次左右。所演剧目主要是《孔雀胆》《天国春秋》《胜利号》《棠棣之花》和《大地回春》等看家老戏。所到各处，剧团都受到当地观众热烈欢迎。而且，有的县城，“中艺”曾多次光顾。这次巡回演出，使“中艺”的影响力扩大到了更远的地区，也进一步向民众推广和普及了话剧，从而壮大了话剧的观众群体，在话剧宣传抗战与启发民众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从1944年8月到1945年12月，这是“中艺”在成都活动的后期。1944年8月16日，“中艺”全体社员60余人返回成都，并于9月30日在成都青年会演出《棠棣之花》，向成都市民宣告剧团归来。此后，剧社在成都又坚持了为时一年有余的演出活动。这段时间，是“甜酸苦辣五味俱全”、“工作景况，经济景况，人事流动，都变化无常”[12]的时期。此后一年多内，剧社共计演出17次，其中独立演出15次，合作演出2次，所涉剧目17部(12)。在这些由“中艺”独立演出的剧目中，除了《桃花扇》是新戏之外，其余都是老戏，要么是“中艺”曾演过的，要么是其他剧社曾演过的。从艺术成就来说，《桃花扇》取得了很大成功，是贺孟斧继《风雪夜归人》与《家》之后又一部堪为后世模范的精品之作。刚开始的短暂时间，是剧团规模发展壮大、经济状况运转良好的时期。因为巡回演出积蓄下一些钱，便在成都买下三益公戏院作为根据地准备长期演出。但是，“没有多久，就出现了不景气，不知道为什么观众渐渐少了，营业额下降了，慢慢出现了入不敷出的赤字，而且赤字在不断加大”。结果是，“应云卫为了应付旧债主结识新债主”[12]。最后，竟至因为拖了一屁股债，抗战胜利后要回重庆时欲走而不能。后来，虽然剧团以《雷雨》和《日出》等剧获得了很大收益，经济状况明显好转，还清了债务。但是，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中艺”的演出开始走下坡路，偏离了“中艺”以前的传统与精神，“‘中艺’的灵魂是被窒息在债务的重担下了”，“演出的目的不在演出本身，这是对于‘中艺’的光荣史迹的□□[玷污]”，结果是“此成彼败”[13]。 第四阶段是1946年1～8月。1945年8月15日，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但剧团何去何从却一时难定，最终考虑先回重庆再说。于是，在偿清成都债务之后，当年12月21日，“中艺”全体离开成都返重庆。28日，阔别重庆两年半之久的“中艺”终于归来。抗战虽已胜利，然局势尚未安定，前途亦难预料。此时的“中艺”打算重振旗鼓，大干一番。但是，时局的混乱和国民党方面的压制与迫害，使得“中艺”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只能翻演老戏。唯一一部新戏还是与新成立的现代戏剧学会合作演出的，而且，演出期间波折甚多。这个时期，剧团先后演出7次，演出剧目6部，分别是《孔雀胆》《棠棣之花》《升官图》《雷雨》《北京人》和《结婚进行曲》。《升官图》是新戏，连续演出40场左右(13)。《升官图》的演出引起极大轰动，许多观众纷纷发表演出观感和评论。该剧以其高超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成为“中艺”剧团的经典剧目，在中国话剧史上亦占据重要地位。但是，该剧之后演出的几个戏却如江河日下，很不景气，以致社长应云卫为此而烦闷病倒。此时，大后方的话剧运动渐趋低落，“中艺”也不幸成了低落中的一个受害者。 第五阶段是1946年9月至1946年12月。1946年8月23日，应云卫率领“中艺”最后一支复员队伍一行十余人，离开重庆，流落汉口，踏上了复员上海的旅途。剧社一边演出，一边筹措回沪经费。自当年9月份始，“中艺”在汉口先后演出3次，演出剧目分别是《升官图》《棠棣之花》和《天国春秋》。其中，《升官图》是与武汉行辕政治部政工大队联合演出的。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战后的武汉也进入了戏剧运动低潮期。“中艺”之于汉口，本来只是一个匆忙中的过客。但是，“中艺”在武汉三个月内所做的演出，却带动了武汉剧运的勃兴。当时汉口《武汉日报》报道说：“中华剧艺社理事长应云卫氏每日在文化会堂排戏忙，他给武汉剧运带来光热”[14]，“武汉剧运，日趋热闹”[15]，“中华剧艺社来汉之后，给戏剧运动不少鼓励”[16]。然而，一旦“中艺”离开汉口，武汉的剧运再次陷入低潮。还是汉口《武汉日报》，转而以颇为伤感的口吻报道：“自从‘中艺’在汉口褪羽而去，六队的《郑成功》收获极歉，几个职业、半职业剧团，有的停止活动，有的负债累累，大热闹的春节当中，竟没有话剧活动的信音了。”[17]当年，上海《文汇报》也曾报道：“汉口的戏剧活动在两个月以前原是很热闹的。几乎每日都有话剧好看，但自从中华剧艺社去了上海，青年剧社瓦解，骆驼剧社无声无息，便只有政治部的演剧四六两队了。”[18] 第六阶段是1947年1～6月。1946年12月22日，历经磨难，“中艺”复员队伍终于抵达上海，暂住虹口小学。从此，剧社成员开始了在上海半年之久的艰辛岁月。随着抗战结束，全国的话剧运动一时间全都转向低落，随之而起的是电影的回潮。而上海在电影之外，更有以越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与话剧争胜，话剧面临着严重的剧场荒，演出市场几近瘫痪状态。作为有着光辉战斗传统的“中艺”，此时30多名团员也只能困居虹口，以喝茶、打牌消磨时光，以每日从应云卫处拿来的五万元伙食费勉强度日。此时的“中艺”，几经人员的星聚云散和复员路上的颠沛流离，已经没有独立进行战斗的力量了。内部经济困顿、人心涣散，外部政治压迫、奸商刁难。“中艺”出路何在?这是令众人困惑和无以回答的难题。当应云卫提出转入“业余”或“半业余”的方案不能被通过时，为了避免解散，为了“苟延残喘”，剧团只能另寻它策。于是，几经努力，“中艺”与新成立不久的观众演出公司携手，于4月5日在辣斐戏院联袂演出《棠棣之花》。该剧演至22日，共计演出18场。这是目前所知，“中艺”在上海所做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演出，反响一般。5月23日，该剧重演，然因拆账问题，观众演出公司拒绝与“中艺”再度合作。至此，由于剧场荒日益严重，致使“中艺”更无力独立演出。当年6月5日，上海市话剧团联谊会在海光剧院开会，决定联合沪上各话剧团体举行夏季轮流演出，以挽回话剧颓败的命运，“中艺”剧团也有幸应邀参加。此事见于6月8日上海《和平日报》。这是目前所见史料中最后一次提到“中艺”。至于这种轮流演出，“中艺”是否确曾参加，目前尚不得知。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在抗战时期有着光荣传统的著名剧团，“中艺”的影响力日益式微，其名字亦渐被人忘却。最终，因其悄无声息的解散和淡出历史舞台，遂成为话剧史上的一个符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