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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移植”的方法与策略 将翻译作品通过“移植”的方法改编为本土剧，剧作家既需要把握原作的精髓，又要充分理解本土语境，并融入作家本人的创造力。纵览移植剧，笔者发现，剧作家们并非抛弃原作天马行空地胡乱篡改，而是依据一定的方法和策略将外国文学恰当地转化为民族文学，并使其融进抗日救亡的大潮中。 首先，中国化与战争化的戏剧背景移植。这是外国戏剧本土化的第一步，也是文学移植最基础的工作。无论是瑞士民族独立战争，还是被奥尼尔虚化的美国农场，在被中国作家改写时都以抗战中的中国为背景代替，或为抗战中期的农村，或为具体的战时场景如沦陷的东三省、北平等地。这样的背景移植一方面能够使剧本符合观众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情趣，另一方面能够使剧本更贴近中国现实，使观众和读者身临其境地体味发生在自己家园的故事，以激起共鸣与同情。 值得注意的是，改编剧对抗战背景的植入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环境转换，有时这种环境的转换会从根本上改变原作的主旨，使剧作从“非斗争剧”变为“抗战剧”。如上所述，赵清阁将《呼啸山庄》改编为戏剧《此恨绵绵》就属此类情况。赵清阁截取原作上半部分，即呼啸山庄与画眉山庄第一代人的爱情故事作为改编蓝本。然而她将抗战背景植入剧中，则改编了整部剧的内涵与风格。虽然剧本只是将“抗日战争”作为一个“欲望结构”和外部环境，斗争与抗战实质上并未真正落实到人物的现实生活中，但是这种关系到每个人命运的民族战争必然会对剧中人物发生影响，他们必然会有支持抗战或漠视抗战的道路选择。因此赵清阁安排安苡珊、林白莎支持抗战，林海笳与安苡莘漠视抗战，这样戏剧就巧妙地变为抗战剧。抗战背景的植入在此类剧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主要人物、故事情节、戏剧冲突的移植。移植过程中剧作家普遍选择在总体上遵循原作，上述改编剧与翻译作品的相似度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剧作家在横向移植的过程中对原作故事模型、总体情节与人物性格的灵活借用。赵慧深的《自由魂》是《夜未央》的翻版，李庆华的《遥望》是《天边外》的翻版，吕复、舒强等人的《三江好》是《月亮上升的时候》的翻版等等。选择对原作进行大面积移植，一方面反映出剧作家们对原作自觉而全面的认同；另一方面，这种全面的移借可以降低改编过程中的操作难度，节省创作时间，使剧本与戏剧表演能够更快地与读者、观众见面，以达到快速投入抗日宣传的目的。 第三，对原剧结局的中国化移植。这是在戏剧移植性改编中充分展示作者创造力的地方。剧作家对结局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变，这种改动则是戏剧移植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它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的创作思想与文艺观点。例如，《威廉·退尔》的结局是英雄威廉·退尔射杀总督，民众联合起来推翻了暴政统治。与此同时，国王也被人刺杀，预示着全国范围内的暴政统治基本被推翻，以大家欢乐歌舞为终，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而宋之的、陈白尘的《民族万岁》的结局中，虽然长官土肥被射杀，本区域起义成功，得到解放，但整个东三省以及大半个中国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区域内的自由随时受到日本部队的威胁，最终民众一起商议决定联合三江好等义勇军部队继续战斗，他们热血高涨，高呼“中华民族万岁”。这种对原剧结局的叛逆，实质上与当时中国的抗战形势有关，1938年左右的中国抗战远远没有结束，而且局势越来越恶劣，宋之的、陈白尘以此作结局是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境况与现实，并希望通过“民众联合起来”、“联合义勇军”等策略为抗战作进一步的思想指引，并给人们大众精神上的鼓舞，号召人民团结起来英勇战斗，将侵略者赶出国门，结局透露出了浓烈的民族情绪与战斗思想。 《三江好》结局的改动与《民族万岁》的做法相似，原剧中警察只是放走了逃犯，让其成功逃离。《三江好》的结尾警察不仅放走了英雄三江好，而且还被其说服一起加入义勇军，并亲手打死了欲告密的一个同伴，最终三江好跟两个投诚的警察一起逃走。这种创造性移植也是为了彰显民族力量，让更多的人认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只有联合反抗才是打败侵略者的唯一办法。光明的结局为中国人点亮了明灯，给他们更多的希望。《古城的怒吼》的结局也做了相应的变动，原剧中加尔洛在杀死告密者(也是其情人)多罗来之后也自杀身亡，移植剧中刘亚明却选择活了下来，继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为革命留下火种和希望。“在国难当头，这个结尾是符合大众心愿的，他们渴望出现一个英明的领导者，带领他们向前，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为中华民族报仇。”[8]因此，对原作结局的中国化移植，既反映出剧作家们对抗战现实的态度，又表现出他们对抗战前途的殷切期盼。 最后，对细节的创造性移植。在戏剧的移植性改编过程中，剧作家们选择性地删除了一些枝蔓情节，冗长的对话以及一些次要人物，而使剧情更加紧凑，节奏更加明快。与此同时，作家也会重塑或增加一些细节让剧情更加丰满。如《自由魂》中增加了原剧中没有的人物丁大妈和她照顾的一个小孩，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是却借丁大妈之口道出了小孩父母都为日本人杀害的悲惨遭遇，小孩最后为了给父母报仇主动发传单也惨遭杀害，增加这些细小情节是为了进一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以激起观众们的同情与愤慨，让观众认清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引导他们拿起武器为自己的亲人、家园以及中华民族的未来而战斗。在戏剧移植中这种微小细节的创造性改动能够更鲜明地阐明戏剧主旨，突出作者情感与创作目的，增添异域文化语境中缺乏的因素，从而使民族剧更具张力与艺术吸引力。 综上所述，移植性改编在抗战时期的改编戏剧中是一种既特殊而又普遍的创作现象，由此所演化出来的文学文本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些剧本的形成不仅受时代的影响，也参与了时代的建构。从比较文学的维度看，文学移植则是中西文学交流的媒介与桥梁。通过这种创作手法既将外国作品及时地介绍到中国，又让外国文学中进步的文学思想，有益的创作模式给中国作家以启迪。如果从译介学的角度考察这种现象，它既可以归为“有意识地误译”，又可被看作译介中的“创造性叛逆”。总之，移植性改编现象无论是从戏剧创作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文化交流的层面来看，都对中国戏剧的民族化与大众化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推动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戏剧史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