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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总动员”的戏剧宣传 最能代表抗战前期话剧盛况，也最能体现国共合作的戏剧统一战线的，是1938年10月10日在重庆举行的第一届戏剧节。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四川旅外抗敌剧社、怒吼剧社、中电剧团、怒潮剧社、国立剧校、复旦剧社、青年剧社等25个演出团体进行了为期22天的戏剧活动。所有参加演出的剧团，前三天在市区、郊区进行街头演出；10月14日起，在演武厅社交会堂进行“五分钱公演”(五分钱一张票)，连演十余场，收入达7000余元，全部捐献前方战士；29日起，压台剧目是四幕话剧《全民总动员》，参加演出的人员达200余人，将戏剧节推向高潮。 《全民总动员》由曹禺、宋之的根据宋之的、陈荒煤、舒群、罗烽集体创作的《总动员》一剧改编而成。此剧写了一个代号为“黑字二十八”的日本间谍，乔装潜伏，勾结内奸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最终被抓获的故事。该剧具有超强的演员阵容，其中包括著名演员赵丹、白杨、舒绣文、顾而已、施超、魏鹤龄、高占非、王为一等，他们在剧中担任了主要角色。张道藩、余上沅、曹禺、宋之的、应云卫组成了该剧导演团，应云卫任执行导演。为体现国共合作，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扮演孙将军，国立剧校校长余上沅扮演看门老头，曹禺扮演侯凤元，连导演应云卫都登台献艺，演出引起轰动。 1939年，战局相对稳定，各抗敌演剧队、各专业剧团陆续推出一些大型剧目，如夏衍的《一年间》《心防》，洪深的《包得行》，宋之的、老舍的《国家至上》，陈白尘的《乱世男女》，曹禺的《北京人》，宋之的的《雾重庆》，吴祖光的《正气歌》，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等。其中文化界人士为《救亡日报》征募基金，在重庆、香港、桂林先后举办了《一年间》的公演，成为抗战戏剧史上一件盛事。在重庆，由郭沫若、阳翰笙、宋之的、洪深等著名人士发起，于4月10至12日在国泰大戏院公演，沈西苓执导，参加演出的著名演员有赵丹、白杨、舒绣文、顾而已、吴茵、秦怡等。继之，香港话剧界人士司徒慧敏、欧阳予倩、费穆、金山等人组织了《一年间》的筹款公演，5月16日至18日于香港利舞台演出。在桂林，话剧界成立了马君武、李任仁、李文钊、田汉等人组成的联合公演《一年间》筹备委员会，组成了导演团，焦菊隐、孙师毅任执行导演。以国防艺术社为基本演出队伍，吸收其他剧团部分演员参加，于10月6日在新华大戏院公演。演出分几组进行，分别讲普通话、广东话和桂林话，前后演出9场，观众达一万多人。 在战火之中，一些文艺战士不仅奋斗在宣传战线，甚至在前线流血牺牲。在戏剧艺术方面，曾经因演出《西线无战事》而名声大噪的著名演员刘保罗，在排演自己的剧作《一个打十个》时，因为战时条件简陋，只能借用真枪作道具，不料真枪走火，刘保罗颈部中弹，为戏剧献身。 周恩来与“雾季公演” 1939年周恩来到了重庆，其曾家岩50号的住所，成为了文艺界人士心向往之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过着艰苦的生活，周恩来每年都举行几次“打牙祭”活动，每次都邀请二十几位文艺界人士参加。如果有时间，他还亲自动手为大家做上一道好菜“扬州狮子头”。在轻松的氛围中，他与大家畅谈观剧感想，阐述共产党的文艺主张。 周恩来十分关怀重庆的戏剧运动，他不仅广泛联络各方戏剧力量，而且对郭沫若、洪深、曹禺、吴祖光等戏剧家悉心关照，在百忙中他还经常走进剧场，观看演出。从1941年开始直到抗战胜利，仅重庆一地，就有20多个剧团、剧社参与了公演活动，其中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于1941年成立的中华剧艺社和1942年底成立的中国艺术剧社是演剧主力军。 1941年10月11日，重庆“雾季公演”揭开大幕，此后每年10月到次年5月，重庆的戏剧人利用“雾季”敌机不敢贸然进入山城轰炸的间隙，开展大规模的演剧活动。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的4年间，“雾季公演”共演出大型话剧103个、独幕剧7个。影响广泛的演出有：中国万岁剧团的《蜕变》《虎符》，中央青年剧社的《北京人》《清宫外史》(第一部)《鸡鸣早看天》，中国电影剧团的《结婚进行曲》《金玉满堂》《万世师表》，留渝剧人协会的《棠棣之花》《大雷雨》《重庆24小时》，怒吼剧社的《安魂曲》《牛郎织女》，孩子剧团的《猴儿大王》，中国胜利剧社的《重庆屋檐下》，育才学校戏剧组的《啷格办》等等。“雾季公演”是抗战大后方的戏剧盛事，它的影响遍及全国，鼓舞了人民的抗敌热情。由于连年演出，推动了创作，涌现了一批优秀剧作，锻炼了演剧队伍，使话剧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拓展，演剧的艺术水准也有很大的提高。 “雾季公演”中的剧目并非只有一个抗战主题，其实表现内容非常丰富。像曹禺的《蜕变》这个戏，写的是在国民党的后方医院中，一位具有母性情怀和民族抗敌勇气的女医生的事迹。《北京人》揭露了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和彼此之间的伤害与心灵创痛。尽管最后这个家庭无可奈何走向崩溃，两位女性走出家门去寻找光明，但是剧中的处理是含蓄的，象征的，并没有表明她们踏上了革命征途。这些戏演出后，有人认为前者表现的是国民党的抗战，后者干脆与抗战无关，因此认为曹禺的创作思想有问题。而周恩来则明确表示，这没什么问题，曹禺写反封建，写黑暗势力的灭亡，这和抗日大目标是一致的。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演出之后，也曾出现过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一个旧时代的戏子与一个封建官吏的小妾之间的缠绵情感，不应该放到抗战的大背景中来表现。但是，周恩来却欣赏吴祖光的创作才华，他连看3次演出的举动，无疑是对吴祖光和他的戏剧创作的最大支持。夏衍的话剧《芳草天涯》演出后，因为剧中提倡对待家庭与情感问题不妨“容忍”一些，也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周恩来显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鼓励人们发表不同意见。 在文艺工作中，周恩来从不搞题材决定论或主题思想决定论，因为他得真正懂得文艺，他深深知道，艺术创作是人的个体精神、内在情感和生命内涵交融、灌注的产物，每个人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的兴奋点不同，艺术的表现方式不同，不可替代，难以统筹，因此也不可强求一致。 周恩来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思想工作，对国统区的戏剧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时，隶属国民党军方的“中国万岁剧团”中，有应云卫、史东山、郑君里、王瑞麟、舒绣文、石羽、秦怡等人；由国民党“中央电影摄影场”组建的“中国电影剧团”中，有陈鲤庭、孟君谋、沈浮、白杨、赵丹等人；由国民党三青团创办的“中央青年剧社”中，有熊佛西、张骏祥、吴祖光、杨村彬等人，他们都是倾向于共产党的。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方针和思想趋向，始终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