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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戏剧的艺术成就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话剧历经战火的考验，形成了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与现实紧密结合的艺术特点，其具体表现是：现实主义的深化，历史剧的兴盛，讽刺喜剧的崛起，并由此形成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经五四时期的滥觞，30年代的奔涌，到了40年代，已然成为浩荡之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和高水平的剧作，如曹禺的《家》《北京人》，夏衍的《一年间》《法西斯细菌》，田汉的《卢沟桥》《秋声赋》，洪深的《包得行》《鸡鸣早看天》，宋之的的《雾重庆》《刑》，吴祖光的《正气歌》《风雪夜归人》，于伶的《夜上海》《长夜行》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点，所谓现实主义，就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抗战时期的戏剧，不仅表现了时代大背景的真实性，密切反映社会的现实斗争，而且塑造了民族性格和精神品格。比如《法西斯细菌》表现了细菌学家俞实夫这一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本来不问政治，一心从事科学研究，可是战争却让他的家庭颠沛流离，从上海到香港，他躲不过日本鬼子的凶狠残暴，日本兵不仅当着他的面枪杀了他的朋友，而且夺去了他的科研仪器。而一些国人还想着在战争中投机谋利。俞实夫身心交瘁，他意识到，对人类威胁最大的细菌不是显微镜下的菌群，而是发动战争的法西斯分子，人们只有战胜他们，才能取得生存的权利。因此他不顾体弱多病，要走向抗战前线。《雾重庆》直面抗战时期的社会现实，通过流亡重庆的大学生的沉沦，展现国民党统治区阴冷、污浊的社会图景和年轻知识分子的人生困境。战争的持续、庸俗的社会气息，生活的压力，逐渐消磨了他们的斗志，在时代的潮水中他们随波逐流，沦为商人、交际花、算命先生等，丧失了人生理想和奋斗意志。这些戏剧结构完整、形象鲜明、情节动人。 一些戏剧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抗战，如《家》《北京人》《风雪夜归人》等，但是以鲜明的思想主题，表现了对封建意识和家庭模式的深入思考，塑造了具有新的时代特色和现代意义的人物性格。如《家》里的冯老太爷、觉新、瑞珏，《北京人》中的愫方、思懿、文清，《风雪夜归人》中的莲生、玉春、苏大人，个个气韵生动，栩栩如生，其社会身份和内在心理都具有艺术的典型性和涵盖力。 抗战时期，剧作家的民族意识空前增强，他们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寻找民族英雄和文化精神。加之“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趋于严苛，对不合其意的演剧活动多有限制，也迫使剧作家转向历史寻找素材，并由此促动了历史剧的兴盛。以题材论，这一时期重庆的戏剧创作，以战国史剧和太平天国史剧为多，前者以郭沫若的《屈原》《虎符》《高渐离》为代表，后者以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和陈白尘的《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为代表，这些剧目，以古喻今，借古讽今，宣传团结对敌，抨击分裂、专制，讴歌爱国主义，鞭挞投降变节，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比如在郭沫若的笔下，屈原不仅是伟大的民族诗人，更是中华民族维护正义、抗拒强权的仁人志士。作家从屈原身上所看到的，是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大变革时代坚持真理的崇高气节。此外，还有以明朝史事为题材的，如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于伶的《大明英烈传》，郭沫若的《南冠草》，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等，还有以清史为题材的姚克的《清宫怨》等，都是弘扬爱国精神、歌颂民族气节之作。 抗战时期的喜剧成就也比较突出，代表人物有老舍、陈白尘、杨绛、丁西林、袁牧之等。在中国话剧史上，陈白尘是作为一个喜剧家而著称的。1940年，他出版了喜剧集《后方小喜剧》。1942年，又创作了《结婚进行曲》，写一对年轻人既要追求人身权利，又要反抗庸俗的社会积习，由此陷入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境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回到重庆，与应云卫、陈鲤庭等组织中华剧艺社。1942年3月，发表3幕剧《结婚进行曲》，1943年发表3幕剧《岁寒图》，1945年底又发表了多幕讽刺喜剧《升官图》。 老舍的喜剧《残雾》写于1939年，取材于重庆的社会现实，表现了汉奸与官吏的同流合污。剧中的洗局长一面高喊抗战，道貌岸然，一面贪财、好色、弄权。当局长因通敌罪被革职后，他气急败坏指认汉奸罪魁徐芳蜜。而此时这位神通广大的女子，却公然到一位政府要员家中赴宴去了。此剧深刻地揭示出当权的卖国者的罪恶。1941年老舍创作的喜剧《面子问题》，揭露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官僚习气，以及人与人之间庸俗无聊的关系。一方面，佟秘书耍派头、发脾气，以此维护面子；另一方面，他又色厉内荏，谄媚权势，巴结富人。而最该维护的面子——做一个中国人起码的人格，他却毫不吝啬地抛舍出去，成为了勾结汉奸的人。在这种“面子”与“里子”的巨大反差中，老舍极大的嘲讽了国民党小官僚的卑鄙无耻，揭示了他们卑琐幽暗的内在心理。在抗战的历史洪流中，他们注定是随波浮沤、终被淘汰的渣滓。 杨绛的喜剧《称心如意》经由黄佐临导演，1943年5月由上海联艺剧团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演两周，获得了很大成功。被认为是“唯其有清静的优美的女性的敏感，临到刻画社会人物，她才独具慧眼，把线条勾划得十二分匀称。一切在情在理，一切平易自然，而韵味尽在个中矣”。继《称心如意》之后，1943年10月，杨绛又创作了5幕喜剧《弄真成假》，表现小职员周大璋和张燕华为了追求金钱婚姻而发生的一场可笑而可悲的故事。 陈白尘的《升官图》借鉴了《钦差大臣》的喜剧构思和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丑角造型，该剧的中心内容是梦境，但故事本身却相当完整。它对吏制腐败、恶人横行、庸俗无耻的社会现实，做了淋漓尽致的暴露和嘲讽。演出时，正值国民党“接收大员”们大搞“劫收”之时，因此激起广大人民的强烈共鸣。在重庆连演40场，被迫停止；随后在上海连演100多场，十分轰动。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话剧找到了紧跟时代、服务大众的契机，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不仅创作、演出数量猛增，而且普及程度加大，一时成为独步神州的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中国话剧的足迹不仅走遍了全国，而且到达了东南亚地区。话剧演出和募捐活动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推向高潮。他们不仅慷慨捐款捐物，很多青壮年还踊跃回国参战，一些甚至英勇牺牲，中华儿女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也表达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勇气概，直至取得了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