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上海、桂林的抗敌戏剧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组建了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由丁玲任主任,吴奚如任副主任。在其所有的活动中,话剧演出是主要的。西战团的主要演员有:塞克、夏革非、张可、朱星南等,他们演出的新创剧目有:《重逢》(丁玲编剧)、《王老爷》(张天虚编剧)、《东北之光》(孙强编剧)、《最后的微笑》(孙强编剧)等。该团在山西流动演出,辗转三千里;之后再到西安,于1938年到晋察冀边区落脚,成为该地一个主要戏剧团体。 在抗日战争中,延安成为革命的圣地。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涌向延安。1937年冬,上海救亡演剧五队在左明的率领下到达延安,迅速参加为纪念广州暴动10周年而举行的演出,与当地的戏剧力量联合,演出了大型话剧《广州暴动》(编剧沙可夫、左明、朱光)。接着又为纪念“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6周年,集体创作了话剧《血祭上海》(任白戈执笔),连演20天,观众上万人。 除延安和陕甘边区的戏剧活动外,八路军创建的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地处偏远,自然条件很差,部队生活艰苦,但也展开了戏剧活动。 其中,晋察冀边区的戏剧活动最为活跃,先后成立了抗敌剧社,这个剧社是该地区最为活跃、人才济济、影响很大的一个剧团。在这一地区,还有各军分区成立的战线剧社、七月剧社、冲锋剧社、火线剧社、前锋剧社、前进剧社、前哨剧社、先锋剧社以及平西的挺进剧社、冀东的尖兵剧社等,以及一二○师的战斗剧社、西战团、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和联大文工团等,总计20多个专业剧团。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上海剧艺社和上海职业剧团宣告解散。但留居上海的编导和演员没有放弃话剧,他们相互联络,积蓄力量。1942年夏,黄佐临在上海发起成立苦干剧团,主要成员有姚克、吴仞之、柯灵、孙浩然、石挥、黄宗江、丹尼等。该团以“齐心协力、埋头苦干”为宗旨,艺术作风严谨,演出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培养了一批戏剧人才。 日本投降前夕,上海笼罩在敌人制造的恐怖气氛里,一些中共地下党被迫撤离,话剧活动陷入危机。为了应对艰难局面,苦干剧团改组为苦干戏剧研修学馆,一面开课训练学员,一面为恢复演出做准备。抗战胜利后,苦干剧团演出达4个月,随后于1946年4月宣布解散。 在4年时间里,苦干剧团先后上演了多幕剧22部,独幕剧5部。在沦陷区上海,苦干剧团的戏剧家们除了创作一些现实剧目外,其主要成绩还包括外国名剧的中国式改编,即将外国戏剧故事变成中国人、中国事。如佐临将英国巴蕾的《可敬的克莱登》改编并导演为《荒岛英雄》,将匈牙利莫纳的《律师》改编为《梁上君子》。师陀将俄国安特列夫的《吃耳光的人》改编为《大马戏团》。李健吾将德国席勒的《强盗》改编为《山河怨》,将英国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为《乱世英雄》(又名《王德明》),将法国萨杜尔的《托斯卡》改编为《金小玉》。柯灵、师陀将俄国高尔基的剧作《底层》改编为《夜店》。陈治策将俄国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改编为《视察专员》。 在这一时期,黄佐临的导演才华得到了展示机会,他导演了多部话剧,主要有:《称心如意》《大马戏团》《金小玉》《乱世英雄》《夜店》《蜕变》《秋海棠》《荒岛英雄》《升官图》等。 为了检验抗战以来的演剧成就,总结经验,加强团结,1944年2月15至5月19日,“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在桂林举行。“西南剧展”由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丁西林、瞿白音等35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由欧阳予倩担任主任委员,邀请广西省府主席黄旭初担任大会主席,以黄的名义邀请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经国等担任大会名誉会长或组织长。到会的有来自广东、湖南、广西、云南、江西等省的33个艺术团体共计895人,其中21个是话剧团体,演出的主要剧目有:新中国剧社的《戏剧春秋》《大雷雨》,抗敌演剧宣传队4队的《蜕变》《家》,演剧队七队的《法西斯细菌》,九队的《愁城记》《胜利进行曲》,复兴剧社的《塞上风云》,广东艺专用粤语演出的《油漆未干》等20多部话剧,共演出133场,观众约10万人。在演出期间,大会还组织了由田汉、周钢鸣、孟超等组成的剧评十人团,对演出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展开评论,还举办了为期20天的戏剧运动资料展览。“西南剧展”声势浩大,成绩斐然,它是戏剧队伍的大聚会,也是艺术力量的大检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