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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是近代传媒的代表，与传统的书籍相比，具有传播快捷、引领时尚、受众广泛等优势，是新概念、新事物传播普及的重要平台。从报刊也能考察到“剧场”概念的普及度与影响力。20世纪以来，中国报刊对“剧场”概念的运用，非常普遍，仅标题文献就很多，仅举几例：1909年11月30日上海《图画日报》第114号有《出品协会会场之盛况(新剧场)》图文，1920年1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2号发表宋春舫文章《戈登格雷的剧场》，1920年4月14日上海《东方杂志》第17卷第7号发表《剧场上发大声之方法》的科学探索文章，1922年3月12日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中国早期戏剧(新剧)演员、活动家、剧作家陈大悲专文《剧场中的鼓掌问题》。凡此种种，从新闻媒体的角度显示出当时“剧场”概念在中国的流行程度。由此，“剧场”这一中国传统概念，完成了从游戏场所、戏剧情景、舞台艺术、演出场所、戏剧活动等内涵到专指由舞台与观众席构成的建筑物的初步转型，开始为学界与公众认同。 日人辻听花旅居中国多年，酷爱京剧，是中国戏曲的爱好者与研究者，担任日本在华报纸《顺天时报》编辑，在1920年出版的“采取了全新的‘戏曲史’叙述方式”(63)的《中国剧》中，单列“剧场”一章，对“剧场”定义如下： 中国剧场，俗曰“戏园子”或“戏馆子”。南北各地又有“茶园”之称。例如“丹桂茶园”、“天乐茶园”、“天仙茶园”、“春桂茶园”。近年以来，上海剧场，使用洋式，大加改良，“舞台”之名甚为流行：“丹桂第一舞台”、“大舞台”、“新新舞台”、“天蟾舞台”，皆新式剧场也。北京民国二年(1913)夏间，创建之新式剧场，名曰“第一舞台”，继而筑造之改良舞台，谓之“新民大戏院”。(64) 作者之“剧场”概念清晰，确指观众观赏演出的地方，包括演出场地与观众席。尤其是将“剧场”概念作为统称与俗称、别称相区分，表现出非常明确、自觉的研究意识，堪称中国剧场史研究第一人。同时，他将剧场大致分为永久性与临时性两大类，并粗略统计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剧场数量。之后，全书详细论述了“剧场之外观，前台、后台、座位，附属房屋，新式剧场，剧场概评，布景与戏剧，剧场之组织，戏剧与警察(警察厅对剧场及戏班的管理——引者注)”等(65)。这是现代中国戏曲史研究较早使用“剧场”概念并对之具体描述的实例。此后，齐如山为配合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出而撰写的八百余字专文《中国剧场变迁之概观》(66)，则为国人研究戏曲史者较早专门使用这一概念的明证。青木正儿成书于1930年的《中国近世戏曲史》第十五章，专门探讨“剧场之构造及南戏之脚色”，明确以“剧场”作为通用术语，指称中国之“戏场”、“戏庄”、“戏园”、“戏园子”、“戏馆子”、“茶楼”、“茶园”、“勾栏”、“戏台”等，作者特别注明参考了辻听花的《中国剧》第四部分内容(67)。 1936年，戏曲史家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问世，不仅使本书成为中国剧场史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也为“剧场”概念在研究界的普遍使用并形成专门学术范畴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他说：“剧场，原文为Theatre。其语源出自希腊的动词Theasthai，原意为‘看’。沿用至今，便成为一个含义广泛的名词。所包含者有戏剧、剧团、舞台、客座及其它关于戏剧的各方面。换言之，便是戏剧的全部。但在中国，却只以之称演剧的场所。”(68)作者非常清楚“theatre”在英语里的含义以及在中文里的用法。《中国剧场史》共三章：“剧场的形式”、“剧团的组织”、“戏剧的出演”，除了演出场所，还涉及演出团体、舞台表演等。1997年5月，“迄今最为全面而系统地论述古代剧场史的专著”(69)——《中国古代剧场史》问世了。该书由廖奔撰写，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近二十五万字，附图片一百六十八幅，分十二章。前两章概述剧场的变迁与戏台的沿革，第三、四章追述汉、魏、晋、唐的演出场地，第五至十章分别论述了“勾栏演剧”、“堂会演剧”、“戏园演剧”、“神庙演剧”、“宫廷剧场”及“其它剧场”，第十一章阐述剧场的近代变迁，末一章对中外剧场作了比较。书中除了详细梳理演出场所外，亦涉及剧场经营、演出习俗与观众等内容。至此，既借鉴西方概念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剧场”学术范畴的内涵基本定型。 就像“戏曲”一词，本是中国固有，传到日本后，日本学界多以之指称中国戏剧、剧本，而王国维用“戏曲”命名中国传统戏剧，则是受了日本学界的影响(70)。“剧场”一词亦有类似命运，用意大利当代汉学家马西尼的理论，这叫“回归借词”(71)。 在中国古代剧场发展史上，剧场建筑的名称有几十种，比较重要的有“露台”、“戏场”、“舞亭”、“舞楼”、“舞庭”、“勾栏”、“乐亭”、“乐楼”、“戏楼”、“戏台”、“万年台”、“茶园”、“酒馆”、“戏园”、“戏院”、“舞台”及“草台”、“船台”、“氍毹”等十九种。至于文人士大夫，对其称谓则稍有不同，有时用原称，有时用古称，典型的当属“勾栏”。明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剧场建筑实例中，早已不见“勾栏”踪影，但明清不少文人士大夫还是习惯用“勾栏”称呼当时的剧场，如“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72)。其实南洪北孔剧作当时是在茶园、酒馆演出。至于“剧场”一词，更是古代文人的独创，在戏剧实践活动中，直至民国时期才有用“剧场”命名演出场所的实例。1919年张謇在南通创建“更俗剧场”，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使用实例。而剧场名称的大规模运用，则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了，如“某某(地名)剧场”、“人民剧场”、“劳动剧场”等。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出现于20世纪初，兴盛于新文化运动之后。它建立在既继承传统又借鉴西学基础之上，需要采取系统性、科学性的方法，形成内涵确定的学术范畴。诸如戏曲领域，古代就有曲学，但属于传统学术范围，除了方法上多采用感悟式、评点式、随笔式外，形式上则以曲话、曲论、曲谱、曲录、笔记为主。由于系统思维、逻辑思维的薄弱，古人对某一领域、某类事物常常缺乏整体性的问题意识，以至于出现称谓不同的现象。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古代印度的《舞论》同时将戏剧定义为“模仿”不同，中国古代的曲学家们很少关心“戏曲是什么”的问题。这一习惯所导致的一个明显后果就是名称的混乱。戏剧、戏曲、戏文均可作为古典戏曲的通称(73)。杂剧、传奇的区分是现代研究的结果，至于元人则不大关心此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将元杂剧称为“杂剧”(74)，而著名的《录鬼簿》则名之为“传奇”(75)。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某一领域、某类事物由众多称谓到使用一个固定的概念指称，确定其内涵，不仅展示了概念本身的演变过程，同时也标志着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的成功转型，如用“戏曲”指称中国传统的成熟戏剧样式、用“剧场”指称戏曲演出场所等。同时，中、日剧场史研究论著、专家的不断出现，也标志着剧场史这一专业化学科的正式形成。 (责任编辑：admin) |